似水流年忆启功

    晚年的启功先生(吴霖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

    ▌吴霖

    上篇

    记忆里初次见到启功先生,时间是盛夏,地点是钓鱼台国宾馆,由南京来的宋文治先生介绍。我恭敬地称呼他“启老”,他双手抱拳,连续两声回答:“岂敢、岂敢。”翻了日记,发现关于时间的记忆有误。准确的时间,应该是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那一天,是因为参加了在荣宝斋举行的《宋文治画展》,然后被宋老邀往钓鱼台共进午餐的。

    与启功先生交游不算多,但也不算很少。自己是不能妄称为启先生学生的,但每次见面,总会顺便请教问题一二。这些问题,多是自己平日在看闲书中所积攒的疑问,属于“有备而来”。于启先生而言,则相当于被“突然袭击”,不可能事先准备。但每一次的请教,总会有比较肯定的答复。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请教一个词的原意,他马上告诉我,可以到某一本书中某一章节去找出处。启先生平时在外待人接物,多给人以幽默快乐的形象,但在平时交谈中,非常平实,从不倚老卖老,更不故作高深。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都能与对方平等交流,加之一口圆润的北京话儿,抑扬顿挫,婉转有致。与之交谈,往往如沐春风。

    与他见面算不上多,但我也当面见过他两次发火。一次是在钓鱼台国宾馆,门卫打电话进来,说有秘书某某求见,启先生很疑惑,盖与秘书所在单位素无往来。与之通话,秘书云奉领导某某之命前来求字。启先生温言婉拒,但对方似乎不依不饶,正在交谈中,启先生陡然说话声高,当场拒绝。另一次是某名人(恕不点名)未事先联系,擅自带了陌生人到小红楼。启先生在两人走后,也是冒火批评之。用启先生的话来说:“小动物再老实,你老用棍子捅它,它也会龇牙。”

    那时我因骑车上下班,每天往返于清华东路学院路的林大与府右街之间,北师大是必经之地,偶尔会兴之所起“突袭”拜访老先生。如,日记载:“下午直奔启功处,在。聊一下午。”(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晚去启功家,聊了一个多小时。启老赠我《汉语现象论丛》一书。师大九十年校庆。”(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一日)。进出北师大校区,如从府右街向北走,我总是从铁狮子坟的东门(大门)进,从北太平庄的北门(小门)出。

    我给启功先生写过多篇稿,最长的一篇写于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日记:“《启功》一稿抄改完,共二万四千字。”这一篇,后来以“书法大师的悲欢交响曲”为题收入我的第一本书《名人采访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中。

    初次见面时,启先生对我称呼他“启老”回以“岂敢”,并非只是礼貌上的客气,一当然是有谐音上的幽默,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后来彼此熟悉后他才告诉我的:他其实一向不喜欢别人叫他启老,大约是不喜欢那个“老”字。启先生希望别人称呼他的,是“先生”两字,一则普通,少长咸宜;二则他本身是个教了一辈子书的教师。教师者,先生也。记得与启先生住一起照拂他日常生活的景怀大哥对外人称他时也是以“先生”相称的。但我好像一直以“启老”称呼他,在付诸文字时则一贯以“启先生”行文,总以为这样才能更表达我的尊重。叫他“启老”虽然稍稍有违尊意,但时间一长,他似乎也就默然了并无不悦。

    回忆曾与启先生的交谈,林林总总,似乎并无局限。我与他曾经“躲”到师大招待所中,在无人打扰的情况下,他用数小时比较系统的漫谈了自己的家世和一生。那一次,经启先生同意是有录音的。那次的录音,构成了我写启功长文的骨干。那篇文章,在一九九二年可能是最长的一篇,且因为其中有好些细节是初次披露,故发表后,颇得了一些好评。稿子按照行内的规矩,是经他本人审阅过的。与如今多种启功传记纷纷问世相比,我大约可算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我曾对启功先生说我第一次听说“启功”大名,还是因为林散之。原由是这样的,在“文革”后期,南京的书法家林散之仿佛横空出世,以草书暴得大名,以至于各种逸事流传纷纷。南京的父执毛治平先生对林字甚为推崇,曾对当时还是少年的我讲过一个小故事,云:北京有个大书家叫启功,因病卧床,某一日偶然得见林散之草书真迹,当场坐起,病也霍然而愈,云云。关于此事,我专门求证过启先生,他说林老的草书的确是好。但对其余部分,只是微微一笑,并未给出答案。

    启先生跟我仔细谈过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兰亭集序》真伪争论的背景,以及与自己相关的始末;也谈过如何欣赏范宽《溪山行旅图》的佳妙。在他的客厅兼书房中,就悬挂着一幅“下真迹一等”的复制品;作为书法“帖派”的代表人物,他讲过碑、帖两派的争论要点,他自己的观点也毫不含糊。甚至还聊起过如何寻找汉字间架结构中的“黄金分割线”,乃至如何握笔、如何磨墨等等。当然也会偶涉时事、兼及人物。对于古人,他的月旦会很直接,往往一步到位。但对于时人,他还是点到为止的。他对我正在进行为老文化人以文字速写留真的工作很是肯定,并积极支持。他向我推荐过两人,一位是他的邻居钟敬文,另一位是他少年时代的玩伴王世襄。后者,他还当即打了电话过去,说明事项,并让我与王先生直接通话约时间。

    我从北京选择返回上海,我跟老先生是说过原由的。后来多次回过北京,只有第一次因有事去找过他,他开口第一句就问我父母还好吗。一个小细节,说明他记性仍然极好,且自己高龄仍会关心他人。对此,我惟有感念情动。启先生的书法,是书家字,但更是文人字,我是很喜欢的。他的书法行情在那些年中日涨夜涨,但我从未开口向他求过字。我有先生大著数种,悉由他主动相赠。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我去北师大小红楼启功先生处,先生以《启功韵语》一册见赠。是书竖版繁体,前有铜版纸印墨迹多帧,颇为可观。一九八九年一版一印,精装,印数五千。有一可噱处,该书后有出版社所附铅印勘误表活页一张,数了数,达二十二处。但,此表仍是有误的,因此,启先生又亲自在勘误表上再勘误了一次,并用笔一一改正之。那天,启先生还向我出示了一册未刊诗稿,诵读数首,对其中一首,我表示欢喜,启先生便用我的钢笔,在是书首页给我抄写了此诗:

    吾爱诸动物,尤爱大耳兔。

    驯弱仁所钟,伶俐智所赋。

    猫鼬突然来,性命付之去。

    善美两全时,能御能无惧。

    落款:“杂诗之一,书奉吴霖同志哂正,启功”。

    如今,这诗、这字、这书,都成了我难忘的记忆……

    (下转36版)

启功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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