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顿年夜饭 千年团圆味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是中国人一年之中的“压轴戏”。在鸡鸭鱼肉已不能刺激我们味蕾的今天，吸引我们翻过山、跨过海风尘仆仆往家里赶的，是一家人围在一起的热闹欢聚，是传承千年的“团圆味”。

    都说年味儿没有以前足了，那么在这个过年期间最重要的仪式中，大家都是怎么过的呢？本报采访了老北京的非遗传人、画家、社会学家、教育学家……听听他们家年夜饭的故事，虽然年夜饭聚餐的内容、地点都有所改变，但是祖孙齐上手、全家总动员的仪式感还在，团聚的传承不变。

    画家朱建华

    享用年夜饭前

    给先辈上香纪念

    每到大年三十，画家朱建华就变成了“厨小工”朱建华，他帮助老伴史俐娜一起准备年夜饭， “闺女回来跟我们老两口一起吃，平时她上班紧张都是回自己的家里，这一晚上能陪我们一起踏实吃饭，然后一块儿守夜。”

    朱建华家的年夜饭饭菜和平时也差不了太多，除了几道闺女爱吃的青菜之外，老两口总会烧一条鱼，这也是闺女爱吃的菜，另外再添一道炖鸡块或者白斩鸡，老伴口味清淡，但总会给重口味的朱建华调一点辣椒油、酱油方便他蘸着吃。年夜饭，一家三口通常会边吃边看春节联欢晚会。

    吃饭前，朱建华家里还有一项活动始终坚持着，那就是在每次年夜饭前，举行一个纪念先祖朱芾煌的小型仪式。通常是由朱建华给祖父朱芾煌上一道香，然后给女儿讲一讲祖父当年的事迹——朱建华的祖父朱芾煌是同盟会会员，与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交好，是促使南北和谈的幕后人物。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颁发的第一号委任状，就是委任朱芾煌为总统府秘书员。“历史有他的一笔，祖父的英名不应该被遗忘，希望我们家人也会永远记得他。”

    早教专家范佩芬

    聚会形式变了

    亲情的传递不变

    这两年的除夕，范佩芬夫妇都是在亲家的家里过的，聚会的人员保持着“4＋2＋1”的模式。“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孩子们去任何一家，另外一家都会感到寂寞。”为了不让孩子为难，两家老人索性合到一起过年，考虑到亲家岁数相对大一些，范佩芬夫妇总是打发孩子们早些去，而他们两人都是到了傍晚才过去。“主要为了凑在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年，吃什么不重要。”

    在年夜饭后，七口人还会聚在一起包饺子，范佩芬被推举为“总厨”。每年她都会准备两到三种饺子馅，“都是肉馅。把肉统一剁好了，拌上调料养着，包的时候再和上韭菜、茴香或者油麦菜就行。”

    每种馅里，她还要放上红枣、腰果或者花生，“吃到的都觉得特别吉利，好兆头”。范佩芬总会回想起小时候年夜饭的这顿饺子，从老到小都盼着吃到好兆头，吃不到的人都难免有失落感，所以她总是借着“总厨”的机会，每种饺子馅里都会多放几个“彩头”，让大家都能吃到，“年夜饭吃的就是团圆，大家都高兴就好。”

    非遗传人马海捷

    今年到外面吃

    拿手菜照做不误

    即将到来的年夜饭，马海捷打算带着家人出去吃海鲜自助，“这么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到外面吃。以往都是在家自己做，八口人起码也要十几个菜，下来得费不少工夫。”

    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不宜过于操劳，而自己作为灯彩扎制技艺非遗传承人、“灯笼黄”第四代传人，今年要受邀参加春节期间在朝阳公园举办的庙会，马海捷决定过个轻松点的除夕，“为了这次庙会，我们提前三个月开始准备，全家一起做了三四百个花灯，大年初一早上六点多就要起来过去摆摊展销，所以前一天晚上还是省点力气为好。”

    虽说已经早早订好了餐，但马海捷发现，七十多岁的母亲仍然闲不住。“老人还是习惯忙年，觉得这样才有过年的感觉，比如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都要照着传统习俗来。做吃的也特别积极，不管在哪儿吃年夜饭，都要自己弄点果子干、芥末墩什么的，说是可以解油腻。”

    半个月前，马海捷看到母亲已经亲自出门备货。“别看她岁数大，可从不让我们代劳，坚持要自己拉个小车去菜市场买食材，比如做果子干要用到的山楂和莲藕，她最了解哪家的东西可口又便宜。”

    今年春节，马海捷的母亲甚至还要比往常更忙一些，“身边有不少亲朋好友提前预约果子干，因为这东西特别受欢迎，在外面又很难找到有卖的，恰好母亲乐意多做点分给大家，算是一点小心意。”

    除了果子干以外，马海捷还对母亲的另外几道经典拿手菜念念不忘，“像糖醋排骨、米粉肉，这些尽管在外面餐馆都能点，但还是习惯了母亲自己做出来的味道，那大概就是家的味道。”

    社会学家李强

    全家人包饺子

    增强团聚仪式感

    今年除夕，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像往常一样，依然选择在家“简单吃点儿”，“没什么特别的讲究，只是吃饺子的传统一直不变，有这个就算年味儿到了。”

    在李强看来，祖孙三代六口人围坐在一起和面、拌馅儿、包饺子，这种其乐融融的氛围远比年夜饭本身更重要，“其实也就象征性地来几个饺子意思一下，至于大鱼大肉，基本不会考虑，毕竟晚上吃多了不好消化。”

    李强坦言，要是搁以前，可不这么想。“年夜饭曾经是整个家族的一件大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李强在外公家长大，那个位于板厂胡同的大院子里，住着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每逢过年，全家上下三十多口人会提前很长时间张罗起来，“那时候物资短缺，食品不像现在这么充裕，年夜饭作为一年里面最丰盛的一顿饭，意义非同寻常。也就过年才能吃上点肉，好多人都盼着呢！”

    后来，中学毕业的李强来到东北农村，在那里一待就是九年。“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平时也吃不上什么好东西，所以格外重视年夜饭。”改革开放以后，食品供应慢慢丰富起来，年夜饭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前期，因为受票证制度影响，人们的选择还比较有限，过年吃什么基本取决于当时供应什么。”李强回忆称，自从粮票退出历史舞台，物资丰盈的时代随之到来，年夜饭的花样也多了不少，“大餐倒是吃过瘾了，可跟着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高’问题。经过反思，大家逐渐转变理念，不再追求大吃大喝，开始讲究健康饮食，”生活水平整体提高以后，就不再需要指着年夜饭来解馋，反倒更希望化繁为简，吃得清淡一些。”

    李强发现，年货采购也跟过去有着很大不同，“曾经买东西要尽早行动，直奔东单或者西单附近的大菜场，所有人都得排长队。哪像现在，到处都能买，只要稍微准备点就行，吃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一家人团聚。”

    本报记者 周明杰 宗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