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当下的法政学术增一份历史意识

为当下的法政学术增一份历史意识
2019年12月16日 03:34 北京日报客户端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喻中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喻中

    《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一书的写作,始于2010年,终于2015年,历时六年。六年之间,我在教书之余,反复研读《梁启超全集》《梁启超年谱长编》及其他相关文献,也曾多次凭吊北京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墓园,还曾寻访梁启超的北京故居与天津故居。在此过程中,我对于梁启超的法学世界及其背后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逐渐获得了一些个性化的理解,把自己的理解分章记录下来,就有了这本《梁启超与中国现代法学的兴起》。

    写作这本书,既是在走近一代先贤,同时也想借此回望那个特殊的时代。因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初次亮相的1895年,正是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当时的中国士大夫来说,意味着天崩地裂、乾坤颠倒。这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失败,更是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国士大夫数千年来一直坚挺的文化自信、思想自信、精神自信。1895年的剧变让这种自信全面跌落了,中国开始成为“弟子国”。到日本留学,向日本人学习;到西方留学,向西方人学习,开始成为那个时代的普遍风气。数千年来一直引以为豪的华夏文明,突然之间变成了一笔沉重的负担,变成了一笔亟待清除的负资产。正是在梁启超出场的1895年,中华文明迎来了它从未经历过的低谷时期。

    在这样的文明低谷时期,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中华文明从未遭遇过的这个根本问题,很多人都在思考。其中,梁启超的思考与回答,最具代表性,也最具影响力。从1895年至民国初期,梁启超的文字风靡了一个时代,梁启超发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按照我的理解,梁启超写下的上千万字的著作,几乎都是在回答彼时的“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紧迫的、根本性的中国问题、时代问题。

    有人可能认为,梁启超的有些观点前后不一,梁启超的有些著述芜杂浅显,在学术层面上,这些都体现了梁启超的局限性。我承认,按照专业学术的标准,梁启超有他的局限性。但是,谁没有局限性呢?再说,梁启超本来就不是学院派的教授或博士,梁启超是中华文明处于低谷时期的探路人。梁启超的多变、反复、矛盾、上下求索、左冲右突,正好反映了那个“过渡时代”的精神实质。因为,那个时代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寻找方向、不断校正方向的时代。在那个神殿空寂的时代,旧的已经坍塌,新的尚未搭建,身处其间,几乎没有哪个人的步履是从容不迫的。梁启超的著述,既是他一个人的创造物,同时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步态。

    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从法政学术的立场上重新阅读梁启超的著述,重新思考梁启超提出的问题,重新回顾那个时代,既有助于接续前贤学思,同时也希望为当下的法政学术增添一缕历史意识。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启超
新浪科技公众号
新浪科技公众号

“掌”握科技鲜闻 (微信搜索techsina或扫描左侧二维码关注)

创事记

科学探索

科学大家

苹果汇

众测

专题

官方微博

新浪科技 新浪数码 新浪手机 科学探索 苹果汇 新浪众测

公众号

新浪科技

新浪科技为你带来最新鲜的科技资讯

苹果汇

苹果汇为你带来最新鲜的苹果产品新闻

新浪众测

新酷产品第一时间免费试玩

新浪探索

提供最新的科学家新闻,精彩的震撼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