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创新面临冒险 农民造飞机有没有意义

　　联响

　　有一些消息，并不惹人注意。许多人和我一样，初读这样的新闻可能稍觉新鲜，继而微微一笑，随后将其忘怀。但每过一段时间，它们又像顽强的无名小草，从石缝里悄悄生长出来。

　　湖北郧西县供销社下岗职工苏道成，参考自费订阅的航空科普杂志，用旧摩托发动机作动力装置、废角铁作机舱件、手工打磨木片包上白铁皮作螺旋桨，试制的直升机先后8次试飞失败。这是人民网2001年发布的一则消息。

　　只读过三年小学的潮州农民张斗三，带着自己制造的“斗强三号”飞机，两次参加珠海航空展。广东许多媒体2002年对其作了报道。

　　最近，新华网又有消息说，甘肃白银市平川区农民张玉祥靠手工作业，耗时3年、费资8万余元，一钉一锤造出了一架飞机，首次试飞未能成功。

　　有关围绕农民造飞机的消息，一直挥之不去地萦绕在我们的耳边，没有受过基本的专业训练，财力微薄，设备和材料简陋得惊人：苏道成在首次试飞前甚至连真飞机是什么样子都只是从电视和杂志上见过。他们的冒险近乎疯狂：有的人在首次试飞时，才忽然想到假如飞起来了还有平安降落的问题，于是由乡亲中的几个壮汉拉着四根粗棕绳试图把飞机固定在地上……

　　他们的新鲜事迹，考验并挑战着我们平日积累的生活常识和逻辑观念。世代脸朝黄土背朝天的群体，若可以和高科技挂钩，那也仅限于科学种养殖、农产品加工乡企一类———那，才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种新闻。一个当代的中国农民，和集尖端科技成果、产业规模化合作于一体的飞机制造之间，几乎有着无限大的距离。所以，围绕“农民造飞机”的消息纷纷涌现，除去图看个新鲜、以充谈资的观众之外，还有着巨大的议论分歧。

　　有下断言注定要失败的，说这话的人是位院士，他可能忘了莱特兄弟也是开自行车修理铺出身；有认为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勇敢精神并能为国争光”的———任何事情一旦提上了国家荣誉感的高度，似乎就有了高尚、庄重的意味；在农家小院里拿锯、钉、锤忙乎着的农民们未必认识到这么远。还有宣称这是“非法活动”的———唉，某些人头脑中的法制观念和警觉性可谓强矣，虽然法律只是针对用于商业用途的飞行器管理，而并无明文禁止公民个人凭兴趣做这样的试验。

　　这些，且不去说它了吧。评论家刘洪波曾在《南方周末》发文认为，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根本不存在问题，“一个人要造飞机，与一个人要去收集抹布，并没有特别大的差别，无非是兴致特别而已。一个人在造飞机的过程中找到了乐趣，这就可以成为他造飞机的理由。”

　　我赞同这观点。但明确了“可以”的权利后，我还想探究一下所谓社会意义：农民们造飞机，究竟有什么用呢？

　　《南方都市报》对江苏一下岗工人13年花费10万余元造出一架飞机评论说，“在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有人还想像莱特兄弟一样靠手工造出飞机，我们能发自内心地说‘你造得好’吗？”好心人也提醒，要慎待“农民造飞机”。新华社记者的报道说，除了安全难以保障外，“农民为造飞机所承担的经济风险难以化解，一些刚刚告别贫困的农民为此债台高筑……”

　　的确，农民造飞机，很难看出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和功用。即便是试飞成功后寄望吸引投资、开办飞机制造企业，以现代科技的更新速度来看，也几乎不可能实现。但我仍然不认为造飞机的农民们是一群毫无意义的偏执狂。

　　上世纪80年代初，陈景润的事迹广泛报道后，民间曾涌现出大量梦想攻克诸如哥德巴赫猜想难题的数学爱好者。他们不惜经年累月、穷经皓首，以基础的技巧和知识体系向数学王国的尖端发起冲刺。然而以专家眼光来看，其研究心血不仅没有学术价值，甚至连“有益补充”也算不上。

　　我想，造飞机的农民有时和那群数学爱好者相似，代表了一种正规体制外的民间研究活动。追寻其现实功效可能要一无所获，对于GDP也谈不上一星半点的拉动能力，但其昭示出的探索精神也许更为接近一种本来的驱动力：兴趣和好奇。每一个社会，都有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主流群体，也有离经叛道的少量异数，就如同一个人的肌体，除了维持正常生长和新陈代谢，也携带着少数冒险和突变的基因，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加上外部环境的合适，这基因没准就是人类进化的激发因素之一。

　　时下全社会都在讨论创新精神，创新当然少不了风险，我以为造飞机的农民们身上，也体现出了一种另类的创新精神。即便飞机上不了天，也可唤起社会对少数个人特殊行为的接受和容忍，我认为这就是农民造飞机的社会意义所在。

　　因为，冒险基因的存在，是一个富有活力和生机的现代社会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