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默

　　SARS初起，各种谣言四起。比如传说是禽流感、鼠疫来袭，板蓝根、白醋可以防治等等。然而，随着疫情在全国蔓延，新的谣言在广泛传播。

　　5月初，湖南许多地区悄悄流传一个说法：某乡镇一个妇女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一

生下来就说“在凌晨五六点熬一些绿豆汤喝就可以预防非典”，说完后这个小孩就死了。类似的说法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北京、河北、江苏、安徽、湖北、贵州、广东等地，虽然各地的传说“版本”有点不同，有的是“哑巴开口说话指导防非典”、有的是“重新过一次年可以防非典”。许多网友也在BBS上热心地传播，在一个著名的传播专业论坛，有网友甚至能够说出生小孩人家的住址、姓名，还有网友据此大谈“推背图”的神秘……

　　这次谣言传播显然与过去不同，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更显得荒唐。

　　根据日本学者竹内郁郎编著的《大众传播社会学》的说法：谣言往往滋生在信息闭塞的环境，或没有批判自由、言论思想自由的社会。那么，在如今科学技术日益昌明、科学观念深入人心、大众传播繁荣发达的时代，为什么还会出现迷信谣言？而且通过文化素质不会很低的网民运用堪称现代社会高新科技代表的网络进行传播？其中的道理值得深究。

　　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波斯特曼发明了谣言传播的著名公式：流言的流布量同“问题对当事人的重要性和有关命题的证据的暧昧性的积成正比例(流布量＝重要性×暧昧性)”。也就是说，只要重要性或暧昧性一方为0，谣言就不会流传了。SARS蔓延，几乎关系到每个人的健康安危，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而传媒报道却并不尽如人意。例如，根据各种媒体后来的报道，至少在今年3月1日，北京就收治了SARS患者并成为传染源之一，但当时并没有被及时报道。随后WHO将北京列为疫区，仍然没有及时公开报道。正是因为国内媒体对SARS情况没有进行明确的报道，或没进行充分报道，或其报道得不到信任，从而使事件的暧昧性抬头，惶恐的群众纷纷转向国外媒体、人际传播等渠道寻求“小道消息”，引发谣言传播。

　　迷信，即信仰迷失，谣言中的迷信色彩反映了人们权威感的失落。

　　战胜SARS，一靠党和政府的领导，二靠科学力量攻克。党和政府以及医学专家，是群众心目中的权威力量，是群众战胜SARS的信心所在。但是，用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所长杨焕明的话说：“在SARS面前，我们中国科学家整体打了败仗”。面对这种新型病毒，某些科学工作者犯了急躁病，在研究病原体、病毒感染力、疫苗培育期、推断源头动物等问题上，有不少前后矛盾的说法，群众更加疑惑，甚至出现“两大胡侃”的说法，即“战争专家侃伊拉克战争，医学专家侃SARS防治”。

　　在这场关系到广大群众生命健康的事件中，党和政府工作一丝一毫的失误，都会对人民群众的心理波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北京市委领导坦承，在疫情初发阶段“信息统计、监测报告、追踪调查等方面的工作机制不健全，疫情统计存在较大疏漏，没有做到准确地上报疫情数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恐慌情绪的压力下，迷信思想开始抬头，群众向虚无缥缈的神鬼信仰中寻找权威。

　　对迷信谣言传播，各地都在动用力量进行追查。但是，堵并不是好办法。说到底，迷信谣言也是社会心理自我安慰的一种平衡术(一家著名经济类报纸头版标题“天佑华夏”云云，也并不比迷信谣言高明到哪里去)。关键还是重塑党和政府、科学、大众传媒在人民群众中的权威感，从源头上制止谣言的发生。

　　4月20日张文康、孟学农被免职，被许多人看做是抗SARS的一个转折点。中央显示了高度重视疫情、积极开展防治的决心与力量，各基层组织也受到促进与鼓舞。据说，北方某地一名卫生局长20日晚看到张、孟被免职的新闻后，紧急约见当地报社总编辑，亲自将最新的疫情报告送到报社。人民群众也对党和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支持与信任，网上出现“锦涛挺住”、“相信政府”等口号。在抗击SARS中，只要坚持果断务实、透明高效的作风，党和政府将得到更多的民意支持与尊重。

　　迷信思想虽然抬头，但是并没有动摇科学信仰的基础，即便那些听信与传播谣言的人，真有了病还是会主动去医院治疗。在对抗SARS当中，科学工作者一方面是加紧攻关，另一方面也要尊重科学规律，谨慎宣布结论，尽量避免让群众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大道”通则“小道”塞，在疫情发展中，大众传媒公开、准确、全面、及时的报道对稳定人心起到最为关键的作用。制止谣言，大众传媒必须以公信力塑造权威性。最后，还要特别提醒一句，媒体在疏导群众恐慌心理，引导舆论向积极方向发展过程中，一定要入情入理，切忌说空话、唱高调，否则只会引起受众的反感，效果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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