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郝利琼 巫昂

　　8月27日至29日“2002中国卫星应用大会”在上海金茂大厦召开。第一天，国家计委高技术产业发展司副司长綦成元给出了一组乐观的数字:“我国卫星应用产业的总产值从1996年接近30亿人民币增长到2000年的一百多亿人民币，年均增长率35%以上，高于同期全部工业产值增长率约24个百分点，也高于我国高技术工业产值增长率约12个百分点。”而在会议最后一天的精英论坛上，上海维赛特网络系统有限公司总经理余建国也坦白了他的困惑:“都说十年磨一剑，但十年过去了，我们只磨了一把短剑，而且还没有用上。”“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卫星伴随着政治任务而诞生，而现在人们更关心的则是投资与回报

　　从地面开始的争夺

　　金茂大厦的会场外是公司产品展台，卫星产业的巨擘Intelsat公司、休斯公司、Inmarsat公司、阿尔卡特公司、Gilat公司(以色列)、SHIN公司都摆开了自己的阵地。据美国一家权威市场调查机构的预测，2001年，全球卫星通信地面设备市场的年营业额已达到220亿美元;到2010年，我国将有1亿台卫星直播电视接收机的市场需求。国内行业杂志《交通信息产业》曾对应用广泛的卫星定位导航产品作过一个预测，到2006年，该产业规模将达204亿元，“目前国内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还是很小的，美国、法国、日本等国际著名厂商早已进入中国市场，仅休斯公司(HUGHES)一家就占到70%以上份额”。

　　GPS设备目前国内生产厂家不少，但由于没能掌握核心技术，国内厂商的竞争力有限。长安大学从事GPS研究的姜钢告诉记者，目前国内设备大约是2万元一部，但买家甚少。而国外品牌的价格多在3万元以上，多半是美国、德国、瑞士、法国的牌子。“其实像广州中海达、南方测绘生产的国产设备质量很好，精度也很高，但市场开拓得不够。”姜钢说。

　　“我们的移动通信车每台价格在400万～500万元，100万元的产品也有，而国外同类产品则是100万美元。”上海赛天通信技术有限公司的总工程师徐咏明接受采访时说，“如果我们的车子能有国外那么漂亮，价格也会上去。”这家公司2001年刚刚成立，前身是一家和航天航空相关的大公司项目组，主要产品是移动卫星通信车，包括通信指挥车、卫星通信车、集群通信车、刑事现场勘查车等等。徐咏明告诉记者，经过三四年的研制，他们已经掌握了核心技术，赛天的寻星时间小于35秒，而国外同类产品则需要3分钟~15分钟。

　　“我们的国内同行不少，如航天23所、信息产业部54所等，他们先于我们十年八年就开始进入了。”徐咏明说，由于开发了的核心技术，比起从国外买部件回来组装的厂家具有明显优势。而赛天的下一步的目标，就是开发流动彩票通信车，让人们在任何一地买卖彩票都能当场兑奖。

　　VSAT的垄断与突围

　　VSAT是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的简称，意为甚小天线卫星地球站，通过租用卫星频道传输特定的内容，它是卫星的小型运营商。这是国内公司进入最多的领域，也是卫星通信技术较早进入的领域，目前国内已经有43家企业拥有经营牌照。

　　“在国内，VSAT技术应用对中国证券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中国证券业的发展推动了VSAT的发展。”中国证券交易通信公司总经理李弥向记者回忆，“1992年以后，上海证券业发展很快，证券通信成了最大的瓶颈。其时，邮电部的长途电路非常少，还没有数字电路，上海证券和教委、科委由此合作研制了单向数字广播系统，解决了数据传输的问题，然后又上了两套VSAT专用系统，这些系统奠定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全国交易的模式。”目前，上海证券在全国共有3200个VSAT小站，90%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安装了卫星通信站，60%以上的成交额通过卫星通信实现，覆盖了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据李弥估计，这些系统总投资已经超过10亿元人民币;而李弥的公司只有三十多人，年赢利却能达到1亿元。“事实上，上海证券的VSAT应用所以能赚这么多，主要是由于国家对证券市场的严格管制和运营垄断。”李弥对记者说，“我们租用的亚洲卫星公司的亚洲三号卫星，365天24小时租用，带宽40兆，但证券公司实际使用的时间每天只有5小时。从前，为了保证证券交易的绝对安全，5小时之外的其他时间并不使用，从而形成了很大的资源浪费。目前，我们已经着手开发增值服务，主要在证券和金融领域提供服务，以后要逐步向社会用户发展。”像运营证券信息的VAST，初创时频段资源都是国家无偿分配的，后期才逐渐加上少量租金。

　　而对这点，正是诸多VSAT厂家抱怨不已的。上海维赛特公司总经理余建国说，这笔租金费要占到总成本的30%～50%。“一些VSAT公司初创时，天上要投资源，地上要买设备，运行要招聘技术人员，还要买土地、搞土建，没有3000万～5000万元难以开一个公司;而一些专网如证券卫星网由于其行业背景，直接拥有卫星资源或是能以超低成本获得资源，这对其他公司来说是不平等竞争，迫使后者黯然退场。”

　　“造卫星的工厂”

　　在整个卫星的产业链中，制造与发射是最重的一头，也是技术门槛最高的领域。国际上有个大概算法，平均每发射一颗卫星，卫星制造费用约1.2亿美元，火箭费用约为卫星造价的25%，0.3亿美元，发射费用为卫星的25%，约0.3亿美元，保险费约为前三项的20%，0.36亿美元;总计约2.16亿美元。徐福祥在本届应用大会上是一个被追逐的角色，不仅因为他是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院长，而且因为他的另一重身份是“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东方红公司成立于2001年8月18日，在成立大会上，徐福祥宣称:“公司在短期内达到年产6颗小卫星的能力，之后达到每年10颗以上的研制生产能力。”国际航天界一般将重量在1000公斤以下的卫星称为小卫星，它的功能密度大、研制周期短、成本低。徐告诉记者，他们目前的客户还多是政府机构。

　　据信息产业部电子第54所的王巨椿提供的信息，一颗质量为500～520公斤的小卫星的成本(包括制造、发射和保险)不超过3500～4500万美元(其中发射费1000～1600万美元)，仅是大型火箭的1/5～1/4。东方红“玩”的就是小卫星。徐福祥告诉记者，空间技术院已经建立起了生产卫星的技术平台，“确保研制周期在24个月以内”，可以使卫星的制造过程从“工匠式”过渡到“流水线式”。

　　今年5月，航天东方红卫星有限公司成功发射了“海洋一号”卫星。这是该公司自成立以来发射的第一颗应用型小卫星。它的客户是国家海洋局，据了解，这颗卫星的地面应用系统总投资约8700万元。徐福祥并没有告诉记者海洋局付了多少钱，只是说:“这颗卫星还不是真正意义的市场机制运行下的产物，而一个具有成熟的商业模式和投入产出关系的企业是一个未来的模型，我们现在才刚开始做，这是一个尝试。东方红公司马上就有新的资本进来，我们要进行资产重组，进行股份制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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