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民企原罪”还是“官员原罪”？

　　著名学者秦晖日前在《南方都市报》撰文，对所谓“国退民进”争论过程中的“民企原罪”一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秦文开篇便指出，“国退民进”一般表现为典型的官商交易。通常是国企的主管“衙门”为卖方，民间商家为买方。这样的买卖出了问题后于是有了“民企原罪”说。不仅近日郎咸平的“民企原罪论”越讲越起劲，而且连郎的论敌如张维迎也有同样说法，而且张还 是“赦免民企原罪”提法的首创者。据此秦晖称，张、郎等都认同民企有“原罪”，只是张主张“赦免”而郎坚持要追究罢了。

　　秦晖指出，这里的“原罪”显然不是个宗教概念，也不是个案例概念——中国有许多贪官案例，但没有人讲“官吏原罪”或“干部原罪”。所以，这个“原罪”带有身份的意思，即民企不是个好身份。秦文接着指出，对于“官”，张、郎等都不认为有什么“原罪”问题，这也许源于我们历史上的关于官的观念，可以谓之“原善”：凡为官者都是正人君子，道德无瑕。如果有瑕，就因为“中了资产阶级(即商人或“民营企业家”)的糖衣炮弹”。

　　文章分析道，国企改制中的官商交易通常是官卖商买，如果其中有罪恶，为什么都责买不责卖、责商不责官？即使两边都责，但贪官往往是坏个案，而奸商则是坏身份(乃至有“民企原罪”之说)。对于郎咸平一面告诫不要对民企存有“幻想”，一面提出“大政府主义”，惟恐官员权力太小的观点，秦晖发问：“他就不怕权力越大的官员越有能力贱卖国资？”

　　同时，针对张维迎“现在许多产权交易不顺，不是因为官员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因为他们缺少流失这种资产的权力”的说法，秦晖诘问道：官们如果拥有了这样的权力，不恰恰就是郎先生憧憬的“大政府”吗？而这样的政府今天固然可以“自由地”化公为私，改天它又何尝不可以“自由地”化私为公？

　　秦晖问，如果上述官商买卖属于“自由交易”，谁也不能强迫谁，那为什么“原罪”都由民企承担？而事实上如果这种交易存在非自愿成分，那么是“官迫商”还是“商迫官”应该是个很明了的问题。

　　文章分析说，国资交易的蹊跷处在于：卖方(官)常常并不求高价。这是因为卖的不是他自家的东西，且他的权力不受制约，公众也过问不了价格。事实往往是，交易中，如果官员没能从中得到好处，那么他就没有动力去推进产权改革，本来并非贱卖的价格他也不接受，一些该卖的国企就没有卖掉。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得给官们好处，而且这好处必须大于他可能冒的风险，于是多么低的价格他也能卖，国有资产就这样“流失”了。

　　文章据此得出结论，“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源主要在“卖”不在“买”，在官不在商，在“国”不在“民”。如果要讲“原罪”，与其说什么“民企原罪”，不如说是“官员原罪”。治好了“官”，民企再有“原罪”，也不会有“国有资产流失”之说。治不好“官”，民企即便再“原善”也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