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勇：郎咸平们的公平

　　撰稿/ 高小勇《经济消息报》主编

　　他们深谙的是在中国张扬市场甄别出的收入差别，自称代言“弱势群体”更能打动人感情、更有张力，也能更快捷地、成本更低地博取名声。什么叫“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亢奋信口、狂言邀名就算经济学家？不跟你玩就是失语？懒得理你是种节约。

　　从交易的角度看，学术也属于生意的范畴，是一种专业生意。我之所以在标题里先予以区别，是想将学术与那种什么赚钱做什么、没有游戏规则的生意作个区分。

　　郎咸平与张维迎、周其仁、张文魁等在“国退民进”问题上的冲突，接着又是什么“十人声明”，在我看来，是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又一次冲突。这种冲突在我们这个感情充沛的民族身上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冲突的背景、形式和内容有别罢了。

　　毋庸置疑，市场在中国经济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也正基于此，才有中国今天的发展。所谓市场有效率就是把财富和就业奖赏给善于获取市场信息的人，通过亏损和失业来重新配置另外一些人。市场对人的无情甄别、奖赏和惩罚无疑拉开了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而且差距之大，让素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习惯的人，很容易产生不平和仇恨。在这种背景下，冲突就格外使人瞩目。

　　我们对市场的定价究竟应该怎样看？

　　改革就是给人以经济自由从而发育市场。反过来，市场也是按稀缺程度给各种资源定价的。劳动、行政权力、企业家等等是资源；劳动、尤其是密集劳动就不那么稀缺，于是定价就不那么高，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种劳动与其他资源的回报有很大的“收入差别”。

　　最受谴责的是市场给行政权力的定价。由于我们从统制经济脱身而来，市场并没有发育出人们互相需要那种关系，还是土豆关系，还需要行政权力的麻袋罩着才有秩序和“稳定”，无疑这种行政权力也在配置资源，市场自然也会给它定价。

　　其实，在政治约束下，行政权力如果没有市场定价给的激励，百姓的创业自由就会大打折扣，许多交易就不会发生或少许多，市场就不会发育或发育缓慢，自然百姓就业以及和就业连在一起的收入也不会多。

　　改革给了各级行政权力一定的权变自由，市场也知道权力有价，掌握权力的人也大多不是圣人，于是不少地方的行政权力往往都是有价的。这种市场定价并不是合法的，叫“贪污受贿”或者“寻租”。

　　问题是：我们在摸着石头建设市场时，受历史和现实以及知识信息的约束，不可能在制度安排上对支持改革的官员有清晰明确的激励和约束时，我们如何激励官员发育市场？行政权力在一定约束下被市场定价，与改革前没有定价时相比，哪种情况下经济在发展，百姓生活在改善？

　　(事实上，被不少学者谴责的地方政府的GDP冲动，以及冲动的竞争，已经在大大降低行政权力的相对价格。)行政权力的市场定价，是由于权力与经济还联系在一起。两个东西为什么还连在一起呢？用民主自由把权力约束起来如何？

　　行政“麻袋”固然有贪污的成本和愚蠢的成本，但与混乱比，成本总要低许多。诺奖得主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第一卷中写了一个经典场面，即千万纽约人每天形形色色的需求不需要政府组织便可得到满足。但人和人的这种关系在自给自足很长时间的农耕中国从来就没有稳定存在过。

　　市场，就是中国亟需的一套能理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培育人和人彼此需要的意识的经济约束。市场以就业的方式将人纳入其中，但就业不光是经济发展问题。在彼此需要的市场经济中才能培育出现代社会和新的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公民，而不是自给自足的公社社员和自以为是老板的国有职工。中国需要改革，而不是革命。

　　以往一个个破灭的乌托邦也证明，人与人的这种稳定的相互需要关系及其派生出的政治文明，不是喊喊民主自由，呼吁政府把这部分人的收入强制分给另一部分人就能建立的。只有市场理顺的人和人的经济政治关系，才有负责任的民主和自由，才有理性，才有持久的效率和公正。

　　行政“麻袋”的退去与市场的发育是此消彼长的过程。与想做什么不同，能做什么总是约束决定的。对市场甄别出的劳动的差别，与行政管制造成的不义之财而带来的收入差别，我们目前的制度要给予清楚的界定，其成本是极高的。

　　说成本极高，是指不把资源放在提高市场效率上，而是用在纠缠市场甄别出的收入差别上。印度、南美的好些市场发育差的所谓民主国家，就是把大量资源和精力用在争论分配上而不是生产上，它们的政治体制还使这种浪费制度化了。

　　而什么是成本最低的发育市场的方法？是靠对信息敏感并能据此灵活运营资产的企业家，市场是靠千千万万个掌握着分散信息的、有入肉伤身约束的企业家来开拓的。看看改革以来市场半径的扩大、对越来越多劳动的容纳，就很容易弄清楚——公有资产和民营资产究竟谁更多地贡献着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我认为，在转型时期企业老板的财富来源大致有两种途径：一类是巧取来的，一类是豪夺来的。

　　我个人看，顾雏军也许是一种“巧取”，利用市场信息巧取是容许的。企业家挣的就是所谓“私人信息”的钱，顾雏军挣的就是他才有的市场信息的钱。市场经济就是把该交易的东西都挖掘出来交易，没有交易就自然没有效率。而交易需要信息，信息是有价的。

　　如果说存在所谓的资产“流失”(无论是国有资产还是民有资产流失)，那么可以看出市场的信息费用是相当高的。民有企业在配置资产中的大赢大亏，赢的亏的都是信息的钱。你不拥有信息你就该交费。这是市场甄别的结果。一些学者竟然自以为比市场聪明，比市场更知道企业家该拿多拿少——这究竟是聪明还是无知？

　　另一种所谓豪夺，就是靠行政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赐予的光环，掩盖公众在生产分配上应该知道的信息，甚至制造假信息。这叫掠夺。像银广夏这样的公司，甚至现在有些名气更大的公司，就是搞掠夺的。如果失去某些行政权力保护，这类公司会暴露更多。但这些公司的老板无疑不是企业家的主流，跟真正的中国企业家扯不上关系。

　　但是，我认为企业老板的财富主要是市场的奖赏。否则，中国今天有容纳如此多劳动的市场就很难理解，中国今天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就很难理解。

　　与过去的争论不同。以往有些经济学家在争论时说昏话，更多是由于他们品性善良道德高洁，真正地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感情用事，把愿望当科学，或者是知识的约束。而挑起这次争论的一些人却是“彻头彻尾”的经济人。

　　这些人明白，如今自己要在正常的社会分工中靠专业研究获取收益，已经是代价无穷大的赔本买卖了，在此约束下的最大化选择就是自不拿学术科学当回事。他们中有人径自宣称：“郎咸平的文章我没看明白，可能有错误，但我坚决支持。”国家利益、弱势群体对他们而言只是没什么占用成本的道具，他们从来就没有支付过增加弱势群体就业的好主意。

　　他们深谙的是在中国张扬市场甄别出的收入差别，自称代言“弱势群体”更能打动人感情、更有张力，也能更快捷地、成本更低地博取名声。什么叫“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亢奋信口、狂言邀名就算经济学家？不跟你玩就是失语？懒得理你是节约嘛，正经做学问的人付不起这个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冲突可能给中国的国企产权改革带来负面的影响和压力，因为谁都不可能完全摆脱人言可畏的约束。这场冲突将影响形形色色的产权重组界定和交易，当然也会影响效率。我的看法是，在现在的约束条件下，在中国清楚界定产权比产权定价重要得多。定价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市场比许多自称为“替弱势群体讲话”的经济学家们高明得多。

　　更重要的是，一番自以为比市场高明的似是而非的言论，竟也能在中国掀起这么大的波澜，不得不让人思考理性与科学离我们距离的远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