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知远

　　他是个技术天才。他创建了一家看起来前途远大的公司。他深知要想获得迅速增长，公司必须引入外来资本与外来人才。最初他与新人与新钱都其乐融融，但不久他发现自己成为公司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新的游戏规则中，他的声音开始变得微弱，一天醒来，他无比愤怒地发现自己被一脚揣出了公司的门。

　　已经有很多人主演过这样一幕戏剧。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SGI公司的吉姆·克拉克，而中国的王志东则成了最新的版本。

　　1983年，29岁的长发青年斯蒂夫·乔布斯站在一幢曼哈顿高楼的顶层，询问44岁的百事可乐公司总裁约翰·斯卡利：“你是想下半辈子继续卖饮料，还是想拥有一个改变世界的机会？”自从苹果电脑公司于1977年1月成立以来，乔布斯与同伴沃兹尼尔克已经用他们在车库里捣鼓出来的玩意震惊了世界。但是，乔布斯与公司董事会都认识到，必须为这家弥漫着黑客精神的技术公司寻找到一位职业经理人，以便让华尔街与客户们明白，苹果公司不仅仅是一群加州长发青年胡闹的地方。

　　在与乔布斯共同缔造了1984年的麦金托士奇迹后，约翰·斯卡利发现乔布斯的刚愎自用与过分挑剔成为公司最大的障碍，而IBM兼容机更使竞争加剧。在1985年5月24日的全体经理人员会议上，斯卡利与乔布斯已经公开对峙，很显然董事会与执行层站在了稳健的东部人斯卡利这边。

　　在乔布斯抛下一句：“你们这样做会毁掉这个公司”而忿忿离开时，硅谷另一位天才吉姆·克拉克刚刚将惠普公司的副总裁艾德·麦克奎恩请到新生的SGI公司，尽管克拉克是美式资本主义的诅咒者，他相信是工程师创造了财富，但却被无耻的金融家与管理阶层攫取。这个最初对资本缺乏经验的技术奇才迫于财政压力，以80万美元将SGI公司40%股份出售给风险投资家格伦·米勒。很快这笔钱就花完了，米勒等金融家再次注资1700万美元，外部资金最终达到4亿美元，而作为创始人的克拉克的原始股份被迅速稀释。

　　艾德·麦克奎恩使SGI公司在接下来的六年里市值上涨了10倍，公司员工由200人增加到6000多人。但是麦克奎恩所代表的投资人与市场销售部门利益不可避免地与专注于工程技术的克拉克发生了严重的冲突。1994年，像10年前的乔布斯一样，克拉克带着一批技术人员负气离开SGI公司。

　　乔布斯与克拉克的支持者很容易将他们的离去视作无耻的资本对于天才人物的侮辱。当资本需要天才时，它极尽阿谀；当榨干才智后，便尽显凶恶。若干年后，当乔布斯重返苹果公司、克拉克创建网景公司后，支持者再次表现出他们对于资本力量的唾弃。

　　正如张维迎所说，王志东的离去只是不过是公司发展过程中再平常不过的事件。资本的意志与权力斗争从来都是公司内部永不落幕的戏剧。当投资人对于王志东在盈利方面缺乏想象力的不满无法排解时，当竞争者渴望用自己的意志主导新浪网发展时，离开是唯一的选择。

　　乔布斯的离开给硅谷造成深远的影响，长发青年的支持者们认定这意味着“纯真年代”的结束。苹果电脑已经不仅仅是个妙趣横生、充满传奇的玩意，它已经堕落成只认利润的商品。中国媒体与公众也很容易将王志东事件视作中国互联网业青春期的正式终结。那个在中关村辛辛苦苦编软件、内心单纯的程序员让位于那些对华尔街更有热情的商人了。我们支持了那么久的中国知识英雄传奇要落幕了？

　　除了抒情之外，王志东事情还给了我们一个美妙的例证以审视企业家、职业经理人与资本之间的暧昧关系。

　　“企业家”，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1800年左右写道，“将经济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较高的领域。”在清教伦理与重商主义的共同推动下，以积累财富为目的的商人在17世纪左右出现，并在19世纪之后盛行。尽管缺乏现代经营方式，但这群雄心勃勃的商人的确已经拥有了今日管理学家定义的“企业家精神”：冒险意识、创新精神、贪欲、英雄主义……他们创建南海公司，支持铁路建设，进行石油开采，甚至发明了电灯……他们渴望通过一切大胆的革新以获得财富。

　　一种说法是，“经理制”产生于1841年，源于纽约西部一条铁路上的撞车事故。这则死亡1人伤17人的事故，使公众舆论认定铁路资本家无法管理现代高技术企业组织。在州议会的推动下，铁路公司实行改革，具有管理才能的专家担任公司领导，而资本家蜕变为股票持有者。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是美国商业的最初成熟期。在出现了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这样杰出的企业缔造者的同时，也出现了J·P·摩根这样的银行家，而这样庞大的组织也对职业经理产生了强烈的需求。另一位同时代的天才爱迪生则亲身说明了企业家与职业管理者之间的差异，这位似乎什么都会发明的家伙，用自己的伟大发明创办了GE公司，却对如何进行管理一窍不通，最终放弃了事。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企业似乎还是主要由其创办者主导，而创办者往往又是资本的主导者，亨利·福特家族是其典型代表。

　　但进入60年代以后，随着企业组织的迅速扩大及跨国公司的出现，企业的管理变得庞杂无比，甚至类似一个小国家。分权式管理成为时尚，而所有权与经营权也在这段时间内迅速得到明确区分。加尔布雷斯在60年代影响一时的《新工业国》中，甚至将这些具有管理权的新型技术专家视作企业的真正主宰，而伴随着股份掌握在更广泛的人群中，管理层的影响力甚至要遮掩住投资人。

　　整个60、70年代，“经理人资本主义”似乎战胜了“投资商资本主义”，企业是操纵在高级经理而非华尔街投资人手中。

　　80年代的美国显然形势逆转，让吉姆·克拉克不耻的美式资本主义大行其道。资本拥有者趾高气扬地拿着美元到处收购绝妙的创意，将之转化成源源不断的商品。作为企业家的斯蒂夫·乔布斯、吉姆·克拉克具有强烈的创新能力，却与爱迪生一样面临如何管理公司的困境。个人英雄主义可以带来最初的绚烂成功，却无法将这种成功平稳地保持下去。投资商显然希望他们的资金能够有更充分的保证，所以来自百事可乐与惠普这样庞大公司的管理者成了主宰，他们更理解华尔街方面的暗示与需求。

　　作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dot-com企业，新浪的遭遇显然与苹果与SGI有颇多的类似。借助风险投资，新浪迅速扩大，还记得一年前，王志东的容光焕发吗？没有资本的驱动，那家叫四通利方的软件公司是不可能以如此的速度扩张，并赢得来自Nasdaq的资金。那位更习惯于躲在屏幕后的程序员也不可能如此迅速成为媒体的焦点。

　　在蜜月期，创业者与资本的关系总是妙不可言的，而王志东也完成了由企业家向管理层的转变。但显然这种转变未能让投资商满意。

　　尽管天才的支持者倾向于认为董事会将乔布斯与克拉克赶出局必将遭受报应，后来苹果与SGI的衰落似乎也在承认这一点。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即使他二人不离开，以他们当时的状态与能力，公司同样会衰落。1997年，重返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已与当年那位30岁的长发青年不尽相同。

　　投资商唯一渴望的是源源不断的利润，不管这种利润是由伟大的创意带来，还是由墨守成规的管理带来。显然，他们未能从王志东身上看到这一点。

　　当然，优秀的人物常常被时代误解，就像更倾向于短期利润的投资商往往忽略了长远的目光。更换开创性人物，当然也可能意味着更大的失败。不过，到目前为止，资本的易变性仍然是最不坏的选择。它的喜新厌旧特性使他随时可以抛弃过去，而拥抱或许美妙的未来，这对于像当年的乔布斯与王志东这样的年轻人具有多么大的诱惑力。

　　当然对于王志东，或者是人们预测的下一个张朝阳个人来说，另一个例证比乔布斯与克拉克更富感染力。1978年，54岁的福特汽车公司总裁李·艾柯卡被嫉妒心理作祟的亨利·福特二世解雇了。几年后，他因为拯救了克莱斯勒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英雄，达到的事业的巅峰。

　　一个伟大而健康的社会标志是什么？你随时可能跌到，但社会随时在鼓励你爬得更高。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张维迎先生对于“企业家精神”的提示，及其著作《经济增长的国王》(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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