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周选 | 聚焦美国新冠殓尸人：捍卫最后的尊严

　　出品：新浪科技

　　编译：木尔

赞比托等人在停车场把棺材装进灵车

　　在布鲁克林米德伍德的一栋公寓三楼，当金·赞比托（Kim Zambito）和埃尔·约翰逊（Al Johnson）两人走出电梯时，死者的护士已经在走廊等候着。看到赞比托和约翰逊的打扮，护士惊愕不已。他们两人都戴着医用外科口罩，塑料防护服把全身上下包裹得严严实实，手上还戴着厚厚的蓝色橡胶手套。一幅担架在他们身后咯吱作响。从公寓敞开的门口望去，可以看到一具尸体静静地躺着。散落的纸盒和鞋子，从长长的门廊一直延续到洗手间。洗手间里，一个穿着条纹衬衫和灰色开衫的男人，面朝下躺在地板上。护士说，死者71岁，之前一直觉得呼吸有困难。等她发现死者的时候，他已经去世数小时。去世时，他的嘴巴还张开着。

　　提供上门的服务的丧葬人员如今必须将每一个新死亡案例当做潜在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来对待。“我们把他翻过来的时候，可不希望有任何东西从他的肺部逃逸出来，”赞比托说。约翰逊把一团纸巾塞进死者的嘴巴，又用被单蒙上他的脸。然后，他们小心翼翼地把死者翻过来。赞比托手上戴了三层手套，她摘下一层扔在地上；然后拿出牛仔裤后兜里的手机。通常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警探在场，亲自检查尸体，排除他杀嫌疑。只不过，现在，大家都有其他的事情要忙。于是，一位正在楼下等候的警官让赞比托拍一张尸体照片，也算是例行公事了。

　　赞比托给可能要接触的东西都进行了消毒。由于公寓走廊太窄，放不下担架，她和约翰逊只能先把尸体装进透明塑料袋，密封好。然后，赞比托抬起双脚，约翰逊抬着上半身，把尸体搬上担架。在疫情发生之前，赞比托后来告诉我说，死者的家属和朋友还可以在殡仪馆与死者道别，这让她心里多少能感到一些宽慰。“但是对这些因为新冠病毒去世的人，实在太不公平，因为在这之后，没有第二次道别的机会，”她说，“如果是确诊的死者，我们必须马上把他们放进棺材。你带走的不是一个死者，而是某一个人的亲人；这一走，就是永远。”

　　4月8日下午5点。这是赞比托和约翰逊今天运走的第六具尸体；在这之后，还有三具尸体正等着他们去搬运——两次上门服务，另外一次是去迈蒙尼德斯医院。在纽约市爆发新冠病毒疫情后的最初六周里，这里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任何一座美国城市，也超过了全球许多国家的死亡人数。根据纽约州长安德鲁·库莫（Andrew Cuomo）的说法，每一小时就有超过33个纽约人因新冠病毒去世。尽管如此，数据仅仅是反应了整体灾难的一部分。本月初，当库莫宣布纽约市单日死亡人数达到800人时，他引用的数据来自医院，这些数据仅统计了确诊死亡病例数。然而，在4月份的前八天，市法医办公室记录的家庭死亡人数为1891人。赞比托来到米德伍德公寓的前一天，市法医办公室记录的全市家庭死亡人数为256人。3月份，全市每日家庭死亡人数大约才25人。

　　29岁的赞比托出生在史泰登岛。她曾告诉高中辅导老师，她长大后想当一个殡仪师。“这个理想把大家吓坏了，”她说，“但我就是想当一个殡仪师。”后来，她去了圣约翰大学，因为她意外地发现这所学校居然真的提供殡葬服务的管理学士学位。“当时的心情就是，确实有人把我的理想当回事儿！”她回忆说，“然后，第一次面对我要处理的尸体时，我没有恶心呕吐。”

　　赞比托毕业后先去了一家专门为纽约市和新泽西的殡仪馆搬运尸体的贸易行。两年前，她来到米德伍德，为两家共享一个办公室和员工的殡仪馆工作：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主要服务于犹太顾客）和利索维茨基纪念堂（服务于俄罗斯顾客）。死者的种族或信仰，对赞比托来说无关紧要；她的工作就是为死者人生最后一程做准备，帮助死者的家人告别逝者。她说，她觉得这一份有意义的工作。“它让你感到，自己实实在在地正在为别人做一些事情。”

　　但是最近，这份工作的意义变了味道。以前，每天最多处理两具尸体；每次去医院太平间的时候，她都会向家属表示慰问；护工会帮她把尸体搬上车。现在，医院太平间里尸体已经堆放不下，有的甚至放到了冷藏拖车里。员工被告知必须严格避免长时间接触感染病毒的尸体。每天早上七点三十分左右，赞比托来到工作的地方都会发现一夜之间又接到了六个或七个收尸服务。她去过布鲁克林，皇后区还有布朗克斯区，每具尸体似乎都与跟新冠病毒有某种联系。她说：“死亡证明上可能没写新冠病毒。但你会看到，死亡原因一栏要么写着肺炎，要么写着呼吸衰歇。正常死亡的去哪了？癌症死亡的又去哪了？还有心脏病死亡的？突然之间，仿佛所有人都是死于肺炎。”

　　在米德伍德，赞比托和约翰逊两人把尸体搬上货车，但是他们得等到警探检查过尸体照片后才能离开。等在楼下的警官在人行道上来回踱步，尝试打通另一个警探的电话。一小时过去了。虽然超出往日的工作量让赞比托感到前所未有地忙碌， 但渐渐地，她越来越觉得迷茫。为了保持社交距离，丧葬负责人不能走进布鲁克林法医办公室，意味着每次她要坐在车里，在停车场等待一个多小时。等医务调查员找到医生签署死亡证明，然后填完死者档案，大概要花数小时。医院太平间的冷藏室里一片混乱，想找具尸体更不容易。用来生成和记录死亡证明的全市电子系统——eVital——也因为过度使用一直崩溃。

　　终于，警探的电话打通了。警官打开免提。赞比托和约翰逊坐在车里，窗户打开着，竖起耳朵听着电话里的声音。“自然死亡，”电话那头的警探说，“你们可以走了。”

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

　　整座城市的太平间

　　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是布鲁克林最古老的犹太殡仪馆。1898年，威廉·谢尔曼（William Sherman）在威廉斯堡成立该殡仪馆时，他曾用马匹来运送尸体。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以来，威廉的曾孙乔·谢尔曼（Joe Sherman）接过这间纪念教堂。如今，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在米德伍德的康尼岛大道占据了相当大一块地。大型砖砌结构的建筑，隐约看上去像一樽巨大的棺椁，立面侧有平坦的黑色雨蓬和燃烧火焰状浅浮雕。两辆灵车停放在停车场。自3月中旬以来，场馆内仅允许工作人员进入。“我们现在主要关心的是保护那些活着的人们，”谢尔曼说。

　　克里斯·卡斯勒（Chris Kasler）是土生土长的贝里奇人，身材魁梧，话语间带着浓厚的纽约口音。，和父亲都是丧葬负责人，他自己也是。“我们家世代从事这个行业，”他说，“我从小就在殡葬环境中长大。”2003年，卡斯勒祖母去世，享年99岁，是这座城市里最年长的持证丧葬负责人。卡斯勒的两个兄弟也是认证的丧葬负责人，一个是N.Y.U. Langone医院的紧急救护技术员，另一个是美国麦卡利斯特丧葬服务学院的高管。

　　在谢尔曼弗布殊纪念教堂，卡斯勒在主廊用塑料折叠桌，摆了一个临时工作站。死亡证明整齐地堆放在日历旁。起初，殡仪馆承诺不会拒绝每一个前来吊唁的家属。但谁也没办法预料到现今的状况。以前，再忙碌，一周顶多也就接待12场葬礼。但是仅4月的首周，这里就接收了123具尸体。有的必须送去墓地下葬，有的要送去火葬场。墓地和火葬场的两头延误，导致瓶颈出现。比如，市火葬场的下一趟预约排到了两周之后。“现在，这里就像是整个城市的太平间，情况只有更糟，”卡斯勒说。

　　这里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遗骸。冷藏室最多只能放下六个成年人的棺材，以及大概四具等待防腐或火化的尸体。卡斯勒每隔三小时就要轮换一遍尸体，防止它们腐烂。他已经把空调温度调到最低：18℃，但仍然比保存尸体所需的温度高许多。两周前，谢尔曼教堂已经暂停丧葬服务。原来铺着地毯，摆放着精致长椅的礼堂，现在被用来堆放46具尸体。有些已经放入棺材，有些放在医院提供的橘色“遇难”袋里，还有更多的则放在火化容器——薄纸板箱里。工作人员用警告标签标记那些里边装有感染新冠病毒而死的遗体容器。没过几天，殓房里弥漫着一股酸臭味；工作人员打开门通风时，苍蝇蜂拥而至。

教堂内部堆满了棺材

　　“这里就像战区似的，”卡斯勒说。在教堂的一个角落里，一个大块头木棺椁夹在橙色裹尸袋和纸板箱之间。其他尸体要么搁在长椅上，要么搁在墙壁架子上。有一具90岁老妇人的遗体，临时用塑料布包裹着，因为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容器，直到卡斯勒找来一块白色的大毯子，才稍稍体面了一些。卡斯勒说：“对某人来说，她是母亲，是姐妹，是祖母。我努力想把她的头摆正。”

　　卡斯勒和他的同事们还担心供应的问题。他们的个人防护设备（口罩、防护服和手套等）都快要用完了。每次上门服务或去医院的时候都至少需要用掉三副手套和两件防护服。赞比托和其他人必须把接触了受感染尸体的物品丢弃。她说，一次标准的尸体运送，在收取尸体的时候需要用掉一套个人防护用品，然后在把尸体放进货车的时候再用掉一套，最后从车里取出尸体搬进停尸房还要用掉一套。谢尔曼已经开始联系其他州的殡仪馆，向他们求购物资。他还需要消毒喷雾剂和消毒湿巾。他有一个堂兄在加州，已经订购了一些物品，准备发给远在纽约的谢尔曼。棺材也不不够用。“来不及生产，”谢尔曼说。

　　同时，卡斯勒说：“我们只能临时应付。”他在走廊上多摆了两张桌子，其中一张用来安排火葬事宜。他说，殡仪馆内部的混乱局面正在打破他祖母和父亲传承下来的所有传统。卡斯勒说：“遗体也需要被体面地对待。你对待死者的态度与你的成长一脉相承。”说话间，他接到一通电话，然后匆忙离去。半小时后，他发来短信，说：“我的侄子刚刚被送去了普林斯顿医院。已经确诊。呼吸困难。”

　　生与死之间的最后一程

　　4月14日，纽约市卫生部修订了上个月的确诊死亡病例统计。根据先前的估计，新冠病毒确诊死亡病例为7000例左右；现在，另有3000例未曾确诊的患者，也死于新冠病毒。“纽约人关注的，或者整个国家关注的是，我们有准确且完善的统计，”纽约市卫生部负责人奥西里斯·巴博特（Oxiris Barbot）说，“这是我们在恢复过程必须经历的一部分。”

　　在布朗克斯海岸附近的哈特岛上，当局已经开始埋葬身份不明或无人认领的死者，市官员正在寻找其他埋葬死者的地方。运送尸体的人手也不够；有一度，该市甚至呼吁兽医和化验室技术人员加入志愿者团队，因为“他们对这方面的事情更司空见惯一些。”最近，当赞比托来到布鲁克林法医办公室领尸体时，她遇到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丧葬人员。他虽然没有纽约的从业执照，但法医需要有经验的人手。“纽约需要帮助，”那人告诉赞比托说，“所以我就开车过来了。”

　　整座城市的殡仪馆已经不堪重负。“我们正处于紧急状态下，”日落公园的殡仪师告诉美联社记者说，“我们需要帮助。”他让送葬 者代表他转告医院：如果太平间可以多撑几天，他们殡仪师可能会有更多时间来腾出些地方。但是，找到足够的冷藏室来存放遗体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在疫情期间，很多公司都不大愿意跟殡仪馆合作。丧葬人员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调低空调温度，勉强工作。和谢尔曼的纪念教堂类似，皇后区一家殡仪馆已经把教堂变成了“临时冷藏室”。

　　赞比托如今已经彻底放弃休假，竭尽全力应对这场冲击。最近一个晚上，她回家吃了晚饭，溜好狗之后，继续出发去医院运送尸体直到半夜。她的女友，刚刚失去电玩店的工作，也在帮她抬担架。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她发来短信说：“感觉快精疲力尽了。”

　　安德鲁·科顿（Andrew Cottone）是谢尔曼的另一个丧葬负责人，他在这个行业工作了将近31年，经历过艾滋病流行、时不时地肝炎和猪流感爆发等等。“跟现在的情况相比，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科顿说。曾有一度，由于死者人数太多，他只能等到第二天晚上才去接收昨晚八点去世的死者遗体。即便如此，丧葬人员不是城市里唯一做这件事的人。美国陆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国民警卫队的15队士兵，在市首席法医的监督下，十二小时轮班工作。他们每天搬运超过两百具尸体。但是，到最后，如果家属希望埋葬或火化已故亲人，他们仍然需要丧葬人员的协助。事实上，这些丧葬人员几乎是最后的一线医务工作者：生与死之间的最后一个必不可少的流程。

　　以往，丧葬人员可以独自一人，用裹尸袋和担架从医院运送尸体。但自从疫情爆发以来，运送尸体的工作需要两个人来完成。一个小小的疏忽——尸体滑落或者裹尸袋上划开一道小口子——都可能是致命的。科顿说，去医院太平间运尸体最令人痛心。“以前去当地医院的时候，看到太平间放着七具尸体的时候，他们已经算得上非常忙碌了。但是现在，每次去的时候，都看到每辆拖车上堆放着五十或六十具尸体，每家医院有两辆或三辆拖车。”

　　疫情初期，死亡人数激增阶段，医院用来处理尸体的冷藏车也在一时间陷入混乱，尸体在地上堆成一堆。有时候，科顿几乎无法插足其中，只能慢慢地、小心翼翼地，从裹尸袋堆的缝隙间挪动步子，找到他需要的那具尸体。“你必须打开裹尸袋，确认尸体手上或脚上的标签名字，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死者，”他说，“看看手臂，再看看手，还有手指，脚踝，再看一下死者的脸。”大部分尸体似乎都因为新冠病毒而变得惨不忍睹。“有很多粘液渗出来，”科顿说，“尸体上下浮肿。头和眼皮都肿得不像样。”

　　过去三周，医院已经建立起分类系统，把尸体放在用牛奶箱和木板做成的简易架子上。现在，在大多数地方，科顿可以沿着过道走下去，寻找他要的尸体，每具尸体都有一个编号和对应的位置。但是，科顿又说，就算这些条件改善了，新冠病毒死者的遗体依旧是一个特殊的难题：他们的尸体往往因为长时间使用呼吸机而变得水肿，因此要比普通尸体更重一些。最近有一次，他去西奈山医院搬运尸体，那具尸体大约有三百磅（约136千克）重。尸体位于拖车最下面，和地面差不多高度。如果直接拖裹尸袋，那么袋子可能会磨破。后来，他试着稍微抬起尸体，然后一点一点地挪。最后，在同伴的帮助下，他终于把尸体挪到了担架上。

　　一走，就是永别

　　耶稣受难日这一天，克里斯·卡斯勒在Zoom上参加了在线礼拜。卡斯勒是一个虔诚的路德宗信徒。他忍不住想，自己正在见证一场圣经规模的灾难。“这是一场瘟疫，”他说，“上帝掌控一切，我们无能为力。” 那晚，他用女儿的iPad，加入了贝里奇第四大道一个教堂的礼拜活动。这个教堂以前是该地区上层中产阶级首选的聚会场所；最近几年，会众人数不断减少，如今只剩大约75名会众，其中大多数是拉丁裔移民。带领大家礼拜的是教会的墨西哥裔牧师胡安·卡洛斯·路易斯（Juan Carlos Ruiz）。大约有十二人参加了那天的线上礼拜。屏幕上出现一行行经文，每个参与者依次读一句。他们中有一些人之前也感染新冠病毒，刚刚自愈。

　　卡斯勒是为数不多的依旧留在这里的教区居民。在每周一次的教会聚餐上，他结识了路易斯，成为好友。路易斯也是帮助移民群体的倡导组织“新庇护所联盟”的联合创始人。当他开始接到移民电话，告诉他有家人和朋友死于新冠病毒后，他给卡斯勒打了电话。除了卡斯勒之外，他不知道找谁来处理死者遗体或者安排告别仪式。

　　“我们该怎么办？”路易斯问。

　　“把他们送到我这里来，”卡斯勒答。

　　然而，谢尔曼纪念教堂也没有多余的空间来容纳更多人，教堂提供的服务，虽谈不上是纽约市最贵的，但也不便宜。“但眼下的情形，跟做生意无关，”卡斯勒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服务人们，让他们安心。”他联系上老朋友杰拉德·洛克伍德（Gerard Lockwood）。四十年前，洛克伍德为卡斯勒的父亲工作过。如今，洛克伍德已经65岁了，在帕克坡经营着自己的殡仪馆和交通。他同意帮忙，并尽可能地帮助运送尸体和提供入殓服务。

　　在耶稣受难日那天下午，在翻译的帮助下，洛克伍德与一名墨西哥妇女通了电话。电话那头，墨西哥妇女希望可以安葬她的丈夫（去世时仅43岁）。他向那女人收取1900美元费用，这已经是最低的价钱了。女人问，是不是可以先付1000美元保证金，剩下的分期付款？洛克伍德同意了，但实际上他从不曾分期付款放心上。“很多情况下，你眼看着救护车带走亲人，”洛克伍德说，“却无法和他们说话，无法去看望他们。然后，几天之后，你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告诉你，亲人刚刚去世。你怎么接受得了这一切？”

卡斯勒打开棺材，让家属见死者最后一面

　　一开始，洛克伍德还允许死者的直系亲属在他的教堂里与死者告别，不过算上他自己和工作人员，现场的人数不会超过十人。有一家人，在教堂里边举行了告别仪式，同时打开Face Time让无法来到现场的人远程吊唁。洛克伍德说，远程吊唁很麻烦；因为发言人没办法看到听众的反应。

　　与此同时，全国上下的殡仪馆都在尝试用创新方式主持葬礼。本月初，在圣安东尼，人们举办了一场可以称之为全球首创的“汽车影院式”葬礼。他们在停车场竖起一块大屏幕。前来吊唁的人把车开到一个窗口前，目送遗体，然后用麦克风录下对死者家属想说的话。在布鲁克林，小型聚会也难以为继。为此，洛克伍德想出了一个更加安静的解决方案。既然人们不能走进教堂，他便联系上住在街对面的一个牧师朋友，代表死者家属在教堂里主持一个短暂的仪式。“就是简单的祝福和祈祷，”洛克伍德说，“这是我能想到的可以为家属做的一点事情，知道有人用这样细微的方式替他们送别亲人，家属们也会感到宽慰许多。”

　　洛克伍德还接到过一个49岁的墨西哥男人打来的电话。这个人名叫菲利克斯（Félix），和妻子、女儿住在东哈林区。菲利克斯的哥哥来纽约已有十多年，四月初感染新冠病毒。他哥哥住在皇后区的埃尔姆赫斯特，是一名建筑工人。菲利克斯说，哪怕一直高烧不退，他哥哥也不愿去医院，因为大家都觉得“去了医院，就再也回不来了”。

　　等菲利克斯得知哥哥病情的严重程度后，他又不敢去看自己的哥哥，因为担心把病毒带回家，传染自己的家人。后来，他开车四十分钟到哥哥的住处，把药留在门口。“他一直在给我发短信，但从来没打过电话，”菲利克斯说，“他已经病得说话都吃力。”有一次，菲利克斯给他哥哥送完药几天之后，他哥哥发短信说自己感觉好些了。“他向来不愿麻烦我们，”菲利克斯说。第二天早晨，大约7点半的时候，他的哥哥在家中去世。几小时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菲利克斯跟胡安·卡洛斯·路易斯通上了电话。“路易斯的话让我稍微振作了一些，”菲利克斯说。

　　4月9日，菲利克斯来到帕克坡，拜访洛克伍德。菲利克斯问洛克伍德，他可不可以送自己哥哥的遗体去火葬场。最早的预约时间也已经排到了几周之后。但他们还是同意，洛克伍德、菲利克斯和菲利克斯所在教会的牧师，一起护送遗体去火葬场，然后在火葬场的停车场跟遗体告别。但是，最后，只有丧葬负责人一人，可以送遗体进去。

　　处在崩溃边缘

　　两周前，一辆冷藏拖车停在谢尔曼纪念教堂外面。最后，他们花了好几天才把设备完全设置好。一开始是因为遇上周末假期，之后又连日大雨。“你让工人冒雨走进零度的冷藏室，还要来来回回二十多次，这是不现实的，”卡斯勒说。现在，这辆冷藏拖车已经接上电源，里面架起了搁板，门口也放上了木制坡道。但是谢尔曼纪念教堂如今只剩下了五个火化箱。卡斯勒和其他人之前用来存放新冠病毒死者的保护袋已经用完。他们现在只能用被单包裹尸体。一天早晨，一个助理在把尸体从担架上抬起来的时候，被留在尸体上的蝴蝶针扎了一下，疼得他嗷嗷大叫。卡斯勒回想起来说：“我们没有感染病毒，真是万幸！”

　　上周二下午，这辆冷藏车终于开始工作。然而，这时候，一辆拖车也不够用了，他们还需要第二辆冷藏车。谢尔曼纪念教堂如今也不得不拒绝家属入内。当天，还有19具尸体要运走埋葬或火化。之后，应该会腾出一些空间。而周三，又适逢逾越节，这一天多数公墓不对外开放，葬礼也就无法安排。尸体运不出去的同时，却又有十几具尸体等着搬进来。那天晚上，卡斯勒和赞比托查看了教堂和储藏室，交叉核实那周的葬礼安排。第二天，他们应该运出去十八具尸体，但是由于法医办公室的缘故，四具尸体还没有送来。

　　4月16日，州长库莫宣布纽约的住院情况已经稳定，重症患者病例数每天在慢慢下降。不过，卡斯勒并没有觉得有太大的不同。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他说，可能前一天是目前为止最糟糕的一天吧。卡斯勒希望，眼下的情况在五月份的某个时候可以稳定下来，但这样的局面什么时候是一个头谁都难说。在他查看当周尸体统计数的时候，科顿和他来帮忙的儿子正在停车场里对担架进行消毒。那天，一共运来约十具尸体。卡斯勒说：“再这么下去，这里很快也会崩溃。”

　　作者：Jonathan Blitzer

　　来源：https://www.newyorker.com/news/our-local-correspondents/the-body-collectors-of-the-coronavirus-pandem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