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Nature自然科研
什么是良心?它从哪里来?作者Patricia Churchland在她的新书《良心》中提出,“人若非具有社会性,就不会对凡事都有道德立场。”
我们之所以有良心,与我们为了适应社会生活而演化出的神经生物学能力有关。因此,我们对是非的分辨主要依赖两样东西——在大方向上驱动我们的情感以及将这些驱动化作行动的判断。这类判断一般反映的是“个体所依恋的群体的某些标准。”这种观点认为良心是一种将社会规范内化的神经生物学能力,它与人类如何以及为何区分对错的严格哲学意义形成了鲜明对比。
演化生物学领域有一种理论(比如理论生物学家Bret Weinstein所拓展的理论),即道德争论就其能力本身而言具有社会功能,它能凝聚不同的群体——无论他们争论的内容或他们各自对道德“正确”的抽象认识为何。此外,我们的许多道德规范——如我们不应背叛朋友或抛弃子女——显然受到了自然选择的影响,以便我们可以更好地在集体中生存下去。其他规范(如互惠的正确性)也颇为类似:我们的内心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强烈冲动——如果他人施予我们恩惠,假以时日,我们也当以回报。
Churchland在书中略微提及了曾有研究观察到其他灵长类(如黑猩猩)表现出类似有良心的行为,并列举了灵长类动物学家Frans de Waal曾分析过的行为,比如为了共同目标而合作、分享食物、收养孤儿、悼念死者。Churchland认为这些例子指出了人类良心的演化起源。
为了进一步阐释这个观点,作者先深入探讨了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基本纽带。这种母子关系,在她看来,随着演化逐渐延伸到了配偶、远亲以及朋友的身上。而对于保证我们能够维持并受益于这种依恋关系的能力来说,良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Churchland在书中写道:“关怀因依恋而生,良心因关怀而在。”
因此,制定并遵守道德规范的能力其实源于解决社会问题的切实需要。此外,我们的良心还会受到社会刺激的强化。比如,说谎会受到指责,彬彬有礼则会受到称赞。在Churchland看来,良心关乎的是“将群体标准内化。”
不过,严格遵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并非总是好事。我们赞赏19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约翰·布朗的废奴主张,但也有人提出了质疑,因为他坚信消灭奴隶制之恶的唯一方法是武装起义。而且,我们对那些以自己的“良心”为名而在清真寺疯狂扫射、在教堂里引爆炸弹的极端主义者也感到愤恨。
良心是复杂的,道德规范(如禁止杀戮)本身也不是由我们的神经生物学编码而成的。Churchland在书中对相关话题也做了引申,包括没有良心(如反社会人格障碍)和良心过度(如那些过分约束自己,恪守宗教教条的人)。
此外,Churchland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她所在领域的研究现状。她对哲学界的固步自封感到愤怒,她认为哲学界的“实践智慧可能乏善可陈,取而代之的是骑墙派或是对偏爱意识形态的一味胶着。”她还鞭笞了某些道德哲学家的观点,这些人认为道德规范可以完全脱离生物学而存在,可以纯粹基于推理。
她指出,那些认为道德除非具有普适性,否则就不具备恰当哲学基础的假设是站不住脚的。她在书中写道,几十年来,对什么是普世道德的定义的尝试都失败了。最后,她直言大部分道德困境不外乎于:无法满足所有约束的困境,或是让表面看似普世的道德准则陷入互为冲突的困境。
对于那些坚信道德规范不过是一种哲学推演,只凭道德推理,而无需考虑现实就能得出绝对道德规范的人来说,这些矛盾似乎是无解的。但是Churchland也承认,“你无法在不自相矛盾的情况下得到道德。”
她对功利主义者的看法也差不多,认为功利主义者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种简单的加法逻辑。她非常到位地点破,生活在功利主义的社会并无法让大多数人感到满意,因为我们生来就不是对所有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的。
我们更喜欢自己的圈子、自己的朋友、自己的家人。作者相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对自己家人的偏爱是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上铁板钉钉的事实,仅靠意识形态是无法使其消失的。”对此她总结道,功利主义与我们大脑的运作机制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演化让我们对亲近的人爱得更深,而不是陌生人。
书中还插入了许多生动的例证,大部分来自Churchland在太平洋西北地区野外农场的童年生活。(她管自己叫“乡下人”。)这些例子非常精彩,比如在加拿大育空地区险中制胜的漂流团队;各式各样的砍柴方法;棕熊(Ursus arctos)的狩猎策略;农民自发地为得了流感的邻居挤奶;以及农场厨房的牌子上写着“工作的人才有饭吃”,等等。
Churchland阐述的局限性主要囿于当前领域的现状。正如她反复提到的那样,对于良心如何在大脑中体现,如何被自然选择所塑造,许多认识目前还是一片空白。然而,她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去剖析和分析。可以说,《良心》是一本兼具启示意义和娱乐价值的智慧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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