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从生物性的生存模式过渡到数字化的生存模式，则人类长期存续的机会将会大大提高新浪科技讯 北京时间3月10日消息，未来几十年里，我们这一物种将面临大量的生存风险，可能来自核战争、气候变化、生物工程疾病大流行，也可能来自人工超级智能、分子纳米技术，或者某种我们尚未想象到的威胁。绝望、玩世不恭和厌世等情绪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思考切实可行的方法来确保人类的永续生存。
宇宙已经存在了将近140亿年，而且可能还会继续存在同样长的时间。作为一个物种，智人（Homo sapiens）存在了大约30万年，从宇宙尺度来说，这简直微不足道。因此，如果有任何延续人类存在时间的机会，我们都不应该浪费。
当然，这里所说的“我们”指的是人类未来的分支，因为智人这个物种很可能在未来的亿万年里发生巨大的变化，如果我们能成功避免灭绝的话。此外，如果人类能够避开灭世的大灾难，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妥当，那么就可以公平地说，人类的无限延续是不可剥夺的，我们进入了一种良性的生存模式。我们想要做到这一点，也应该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否则人类终将在宇宙中被遗忘。
第一步，我们需要避免已经卷入的气候危机。如果将所有的能源和资源都用于减轻环境日益恶化所造成的威胁，那么未来在技术、社会和经济上取得进步将非常困难。我们还必须设法维持全球人口的可持续增长，减轻财富分配不均所造成的压力，并在一个资源有限的星球上可持续地生活。
同样紧迫的是，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严峻的现实：人类文明很快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不断增加的存在和灾难风险。在这些风险中，每增加一个末日场景，人类自我毁灭的几率就会增加几个数量级。如果人类文明——以及我们这一物种本身——要永远延续下去，我们就必须想出明智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散布的人类
想要使我们的文明延续到22世纪及更远的未来，那么建立强大的安全保障、负责任的政府机构，以及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的政策等，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可悲的事实：当前的技术状态正迫使我们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人类需要成为一个星际物种。
然而，一旦人类具备了在地球以外生存的能力，那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便是分裂成不同的群体，朝着不同的方向前进——即使这意味着彼此永远失去联系。这个概念或许可以称为“散布式人类”（Distributed Humanity）。
为人类寻找地球以外的生活方式应该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情之一，但我们的思维需要比这更宏大。如果我们希望人类文明能存续至宇宙最后的时光，那我们就需要发展一种星际思维——甚至可能是星系际思维。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人类甚至还没有创造起一个可持续的，能自我维持的生物圈。仔细想想，即使这还不足以令人担忧，也是足够令人沮丧的。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苏联在西伯利亚进行了“BIOS-3”试验，但该系统过于依赖外部资源，并不能认为是一个真正的生物圈。至于20世纪90年代耗资2亿美元的“生物圈2号”（Biosphere2）项目，则根本不起作用。这个系统显示了二氧化碳水平波动、氧气不足、水呈酸性等结果，甚至当时在封闭环境中生活了很长时间的参与者都表现出了社交障碍。
这些失败意味着地球拥有着我们目前所知的唯一能正常运转的生物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因为如果我们要在地球以外生活，无论是在月球上还是在火星上，抑或是前往最近的宜居外星球的代际飞船上，我们都需要建立人造生态圈。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启动生物圈计划，不仅因为这将使在地球之外生活成为可能，也因为如果地球环境最终崩溃，我们也可以在地球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生态圈。此外，生物圈计划还可以为未来的地球工程提供参考，也可能为在其他星球（比如火星）展开工程提供有用信息。
我们也应该采用星际方法来进行太空探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类移民者都无法到达另一个恒星系统，但派遣探测器探索遥远系外行星的那一天或许很快就会到来。已故的斯蒂芬·霍金和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提出了一个想法：建造一艘星际“星舰”，其速度可以达到光速的20%以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拥有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技术。这样的探测器将用于星际侦察任务，向人类揭示潜在的宜居星球。利用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建造并发射宇宙飞船，将满怀希望的人类移民者送到那里。
假设我们能找到在地球之外生存的方法，那这种“散布式人类”的状态将帮助我们避免集体的大规模破坏，无论是自然原因，还是咎由自取。例如，当人类散布于银河系时，就可以避免所有人类灭亡于一场自己造成的大灾难，或阻止危险的病原体广泛扩散。同样，即使一个人类群体被某些自然灾害（如邻近的一颗恒星变成超新星）摧毁，或者自相残杀并同归于尽，其他群体也将继续生存。
“散布式人类”的缺点之一是潜在的趋同风险。分散的人类群体，尽管没有任何联系，也仍然可以平行发展，并有可能以相似的方式走向灭亡——同时无法向其他群体发出威胁迫在眉睫的警告。这些趋同风险可能包括创造出危险的人工超级智能形式、进行某种致命的物理实验、倒退至不可恢复的生存模式等，或者其他我们尚无法想象的事件。
后生物存在
避免灭绝固然是件好事，但作为个体，我们也需要变得更加长寿和坚韧。如果要在太空生活，人类就必须在生物学上重新改造自己的身体。不过，如果能从生物性的生存模式过渡到数字化的生存模式，则人类长期存续的机会将会大大提高（尽管不应排除生物机体衰老的可能性）。这听起来很极端——也确实如此——但作为某种控制论（cybernetic）或数字化的存在，生活会变得很不一样。
首先，我们的寿命将是无限的。上传的数字化生命可以生活在超级计算机内部稳固的虚拟现实环境中，计算机所处的位置实际上并不重要（尽管有人认为应该将其放置在冷的地方，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计算效率）。整个人类文明都可以生活在一台超级计算机上，这使得数以万亿计的个体存在成为可能，每一个体都可以用一个大脑来模拟。反过来，这些超级计算机可以被复制，并散布在银河系内外，可以将此称为“散布式后人类”（Distributed Posthumanity）。
许多未来学家都对运行这些大脑仿真系统和“后人类”文明所需的超级计算机做出了推测。已故物理学家罗伯特•布拉德伯里（Robert Bradbury）基于戴森球预测了其所谓“俄罗斯套娃脑”（Matrioshka Brains）的存在。这些假想的巨型结构将从附近的恒星中汲取能量，从而产生巨大的计算潜力。一个类似的概念是“木星脑”（Jupiter Brains），运作的范围是相对更小的行星尺度。然而，考虑到有限的恒星数量，数字化文明最终将不得不重新寻找替代能源。
人类数字化存在的另一个关键好处是可以备份到云上。模拟大脑的死亡，比如由于自然灾害或某种无法预见的内部问题，将是一场悲剧，但从备份中恢复的一个或多个复制人可以继续活下去。
数字化存在也将允许人类脱离身体，以光速在太空中旅行。一个数字化的星际旅行者可以看作是由1和0组成的反编译流，通过另一个星球或太空中某个遥远位置的中继站，不断前往更遥远的宇宙。
当然，这一切都是高度推测性的。我们还不完全确定人类的思维是否能以上述方式进行转换，也不清楚数字化生命是否真的比真实生物更安全或更理智。
在这种后人类、后生物时代的数字化模式中，我们应该可以勉力维持着一种存在，直到宇宙的尽头。即使到了那时候，我们或许仍有可能找到办法，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文化的不朽
如果这一切都失败了，我们可能还会找到其他的永生方式，尽管更多只是象征意义。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旅行者号探测器曾配备了“黄金唱片”，这是一个12英寸的镀金铜盘，上面编码着来自地球的声音和图像。我们也可以将一个文化时间胶囊发送到太空深处，但其中的内容要详细得多。旅行者号探测器是在数字时代之前发射的，新兴的存储技术将存储更多的信息。
在2016年，科学家开发了一种新的存储系统，可以在原子尺度上对数据进行编码。在测试中，该设备能将500兆兆位的数据压缩到一个1平方英寸的空间中，这足以将人类写的每本书存储到一个邮票大小的驱动器中。
在未来，类似的技术可以让我们将整个人类文化打包到一个存储介质上，并将其通过星际探测器上发送到太空深处。如果外星文明足够幸运能够拦截这个探测器，那他们将有机会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信息进行解析——假设我们可以创造出某种类似“罗塞塔石碑”的系统来协助翻译。或者，我们可以通过无线电波或激光脉冲将这些数据传输到太空，但这些数据的保真度会大大降低（将其作为重复的数字信标发送出去或许会有所帮助）。除了分享人类的文化、科学和技术知识，我们还可以传授重要的历史教训、智慧和建议。
最后，我们可以将人类的文化遗产留在地球上，作为某种离开后的纪念碑。与此同时，这些纪念物可以作为对来访外星人的警示——警告他们不要重复我们这一物种在银河系某个遗忘角落中独自生存时所犯的错误。（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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