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以大自然为本是不能自洽的理论

　　《新京报》发起的“人类要不要敬畏大自然”的辩论，是一场有意义的争论，因为它涉及如何理解“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等原则性问题。

　　在人和大自然之间，究竟以谁为本？如果说，人和大自然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不协调之处，其逻辑的结论，当然是“以人为本”，亦即“以大自然为本”。但如果出现了人和自然间的冲突，甚至是对抗，在我们这些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士看来，惟一的选择是“以 人为本”；而从部分环保人士看来，更看重的是“以自然为本”。那么，究竟谁的意见正确？

　　1月25日，我曾向汪永晨提问：“比如说老虎要吃人，现在老虎少了，吃不了人了，比如说武松打虎的时代，老虎要吃人，请问汪女士对吃人的老虎采取什么态度？”汪永晨在第二天回答说：“第一，老虎要吃我，我要武松打虎，因为我要保存我的生命；第二，如果老虎不吃我，我不会因为要这个老虎的骨和老虎的皮去杀这只老虎。”可以认为这是比较理性的发言。但为什么当老虎要吃“我”的时候，你就转变到以“我”为本呢？至少，释迦牟尼佛就倡议过要“以身饲虎”。所以，从逻辑上讲，佛教的理论是自洽的，而汪女士的理论却不是。

　　为了证明“以大自然为本”的观念有理，汪女士等人还提出如下理论：如果承认大自然“也是一个家庭的话，它不只有人类一个孩子，在这个家庭中还有其他成员。如果在这个大家庭中还有其他成员，所有的存在都只为了人类一个孩子，这是不公平的。”那么，我就要问，老虎是不是也是这个大家庭的一个孩子？为什么汪女士在“老虎要吃我”的时候“我就武松打虎”，亦即去伤害大家庭中的另一个孩子？你这样做，是不是太不讲虎道主义呢？如果汪女士只是在口头上大讲“以大自然为本”和“大自然是一个大家庭”，而在关键时刻却去伤害另一个“孩子”，那么你的理论是不是属于不能自洽的理论呢？

　　类似的理论也还表现在梁从诫先生的文章中。他说，“我想任何人都不会否认，人是自然的产物，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生母只有工具价值，那是对母亲的侮辱，也是对自己的侮辱。”对此，我要质问：“问题在于人和大自然的关系是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比如说母亲会高度爱护孩子，而如果大自然是母亲的话，为什么大自然对儿子竟如此暴虐地来一个海啸？所以某些环境理论学家，自己在逻辑上就不自洽。”我一直主张从科学理性精神来审查各种现实问题，其中包括环境伦理问题。我的质疑是：为什么“大自然是一个大家庭”？为什么“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这样的“理论”在科学上能成立吗？人类能按照这种“理论”去指导自己的行动吗？至少汪女士就承认了宋代的老虎要吃“我”的时候，“我”要武松打虎。其实，不仅在宋代，现代的老虎从笼子里跑了出来，而又无法引导它回笼安居，其惟一的选择，也是武松打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汪女士的“实践”，就批驳了“大自然是一个大家庭”、“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等荒谬的理论。

　　对老虎或耗子等问题，廖晓义女士则承认了对老虎要打，对耗子要用耗子药。但是她却认为，人们除了要敬重人类的生命(按：这是正确的)，还“要用对待同类的态度去敬重其他的生命，只要你敬畏人的生命，必须要敬畏其他的生命”。这就又涉及到“以人为本”还是“以其他生命为本”的问题了。比如说，在非典时期，人们把非典患者隔离了起来，给人们以很好治疗，甚而为此而牺牲了一百多位白衣战士。但如果“鸡”得了禽流感，“牛”得了疯牛病，我们能“用对待同类(指人类)的态度”去对待“鸡”或“牛”吗？很抱歉，答案是“杀”，而且一杀一大片。其实，“鸡”或“牛”，还是人类的好“朋友”，然而当“朋友”威胁到人类的安全时，也只好采取断然措施：“杀”！

　　廖晓义说：“人是自然之子，那就不存在一个人和自然谁为本的问题。”其实，这不过是一种遁辞。因为在禽流感或疯牛病流行时期，廖晓义将不得不做出选择。

　　如果她选择了“杀”，那就在实际上承认了“以人为本”；而且，为了防止禽流感或疯牛病的祸及于人，她还不得不选择了大杀特杀，杀及许多并未真正感染，或属于无辜的鸡和牛；如果她不采取这样的行动，其可能出现后果将是大批的人感染上了禽流感或疯牛病，从而完全抛弃了人道主义；而反过来，廖晓义口称“必须敬畏其他生命”，而在行动上“大杀特杀”，那她“以大自然为本”的理论就不能自洽。

　　所以，我们说，“以大自然为本”是一种不能自洽的理论。从表面上看似乎这些人大发爱心，把爱心推及到人以外的生物，推及人以外的环境，而实际上却损害了人，甚而严重地损害了人。

　　不要以为这一争论只是概念上的争论。这一争论也涉及实际工作。比如说，为了人类的长远利益，对于日渐稀缺的老虎要适当地保护，我们完全支持。但如果说，由于老虎需要保护，因而需要将老虎送到南非去“留学”，这值得吗？因为当前更需要的是，支持一些贫困而优秀的学生出国留学。

　　作者：何祚庥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