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保护形势严峻 科技支撑力度贫弱

　　本报记者 贺涛

　　在为我国辉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自豪的同时，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科技考古的苏荣誉时常感到很矛盾。一方面，随着长期以来国家基本建设的大规模展开，配合基本建设进行的考古发掘应接不暇，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这让他很兴奋；另一方面，看到由于文物保护的投入杯水车薪和科技人员匮乏，大量文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他又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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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痛苦和无奈。

　　中国很多有责任感和良知的文物保护科研人员都面临着和苏荣誉同样的困惑。

　　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时又是唯一一个历史悠久而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中国地域广大、民族众多。这使中国拥有汗牛充栋的典籍、不计其数的历史遗物和难以估量的地下埋藏。目前，全国文物点近40万余处，博物馆文物藏品1236万余件套。而且，每年还在以数十万件的速度发掘出土。在无形文化遗产方面，我国也是最为丰富的国家。

　　这些出土文物、传世文物和大型遗址，在赋存环境变化后，由于没有有效的科技手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保护。再加上近些年随着一些传统修复方面“人亡技绝”，更使中国文物保护事业雪上 加霜，导致相当数量的文物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而且至今束手无策。

　　在去年底完成的一项名为《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中长期发展战略和规划报告》中，包括苏荣誉在内的6位专家提供了这样一些让人触目惊心的情况：

　　建国以来，中国出土了数十万件简牍，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方法，绝大部分只能临时浸泡在水中，时间最长的已逾30年。明定陵出土的2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成匹的丝织品和成箱的衣物，是明代纺织技术和制造工艺的精华，许多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但由于缺乏有效的保护手段，很多已经不复存在，现存的部分文物也濒临损毁；

　　20世纪70年代发掘的马王堆汉墓，除了保存完好的女尸外，数量巨大、种类众多的纺织品和竹简帛书的学术价值极高。这些有机质文物多属国家一级品，出土时光亮新鲜，但出土后迅速氧化变色、变质、变形，造成了不可估量、无法挽回的损失；

　　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四川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了大量精美文物，轰动海内外。其中数百件青铜器和数十根巨大的象牙，由于缺乏保护技术，象牙已几乎全部损毁，青铜器正在经受有害锈的不断侵蚀。

　　苏荣誉从事中国金属文物研究多年，青铜器的保护问题让他更加伤心。“一点都不夸张地说，再过三五十年，由于锈蚀，我们博物馆的很多青铜器都会消失。”健谈的苏荣誉一时陷入沉默。

　　20世纪末期，西方学者提出一个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观念——代际公平原则，即“这代人所看到和感受到的东西，也应该让下一代人同样能看到和感受到。” 苏荣誉说，“我们期望经过几年的研究，至少能有些对策，不能父亲一代挖出来的东西，到儿子这代就没有了。这说不过去。” 苏荣誉等专家在《报告》中提出，造成中国文物保护形势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政府投入严重亏欠，也有科技体制和布局中的不足，还有长期对文物保护队伍和基地建设的漠视。

　　根据2003年日本文部省发布的有关资料，2002年文化厅预算的总额为985亿日元，用于文物保护的预算为581亿日元，占文化厅预算的59%。国家财政之外，地方政府对文物保护的资金投入从1990～1995年一直保持在1400亿日元左右，尚有大量私人财团的捐助。

　　意大利2003年投入35亿欧元的文物保护经费，每年1.5亿欧元的彩票收入也用于文物保护。

　　中国用于文物事业的经费逐年有所增加，“九五”期间的投入达到19.6亿元。文物保护的专项经费从1995年的1.29亿元增加至2002年的2.76亿元。

　　但由于中国文物数量巨大，有限的经费只能投向抢救性的重要文物保护工程，用于文物保护基础科学和技术的研究经费微不足道。1990年～1999年的10年中，文物保护方面的科研项目投入的经费共660万元，全国文物保护科研课题共115项，项均投入经费仅约6万元。因此造成这样的现实，中国绝大多数省、市很少或几乎没有文物保护科研投入。

　　对于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国际已经达成共识——保护是最严重的问题，而保护需要大量的科学基础研究，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应运而生。它是指在文物保护原则下，应用各种科学技术手段，研究文物性状和病理，探索文物保护的材料和工艺，以阻滞和延缓文物自然变化，排除和预防环境对文物破坏的科学和技术。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几乎全部移植于国外，不仅适用的范围相当有限，舶来的技术尚缺乏本土化和科学验证与评估等研究环节，这是和文物保护原则相悖的，”苏荣誉认为，“保护科学和技术的显著贫弱，远远不能应付巨大数量和众多门类的文物保护需求，成为制约中国文物保护事业的一个瓶颈。”

　　回顾历史，中国科学院长期以来一直都在关注文化遗产的研究，除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整体在这个领域耕耘探索外，在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高能物理研究所、遥感所、地理所、黄土所等机构，都有一批学者在孜孜探求。

　　苏荣誉认为，中科院加大文化遗产研究力度有比较好的基础研究优势。1977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划分出去成立中国社科院前，“当时的中科院考古所有一批精英，田野考古的力量非常之强，他们做出了一批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该所新成立的科技考古中心，已经做出了一批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成果。”

　　“中国的科学前沿工作，能在国际上享有地位的领域很多是基于资源优势，比如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等等。”苏荣誉说，“但我们更大的一块资源长期以来被忽视了，就是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中国拥有独特的文化遗产资源，中科院如果能整合好现有的力量，加上适当的投入，可以预期在国际上会对文化遗产研究做出很大的贡献。

　　在中国科学院“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界科学前沿”的办院方针指导下，面对我国文化遗产科学研究和保护的巨大任务，中国科学院决定成立传统工艺和文物科技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的产物，是一个开放的学术平台，旨在整合院内外资源，引进国际资源，推进我国文化遗产的科学研究和保护事业。这一举措使苏荣誉看到了希望。该中心挂靠在自然科学史所，苏荣誉成为中心首位主任。“我们应该把文物的研究、保护和长期发掘规划有机地结合起来。中科院应该未雨绸缪，把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基础学科，去解决一些对国家需求、对国际学术界有更大贡献的事情。”苏荣誉认为，中国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学科还在酝酿和构建当中，这样的时机也许能让中科院发挥更好的作用。

　　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对传统工艺和文物科技研究中心非常重视。他在2003年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刘钝所长强调，要把成立传统工艺研究中心作为自然科学史所工作的一个方面，“我们可以联合院内外力量共同来做这件事。”

　　苏荣誉透露，该中心将首先锁定那些中科院有积累、有特长的领域。比如青铜器、古陶瓷、遥感考古研究、环境考古等强项；同时，无形文化遗产领域将偏重于传统工艺的研究。“主要是先抢救资料，”他解释说，“无形的比有形的更要复杂，无形文化遗产的消失速度非常之快，中国大多数传统工艺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剧而消失的。中国目前保留传统工艺比较多的，都是经济条件比较差的地方。”该中心将对传统工艺先作“一些区域性的调查，在此基础上 才有可能遴选一些‘民间国宝’作为国家的财富认定下来，在国家的层面上进行保护。”

　　此外，该中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遗产科学研究标准序列的建立。“发达国家对于文化遗产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美国的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法1906年颁布，只有短短20几行字，而到了1998年的时候，文本达到了2000多页。”苏荣誉说：“中国文化遗产的建制化研究刚刚开始。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人才是事业的根本。中心将要倾注大量力量，按照现代学科建制培养人才，一项强力的硕士研究生培养计划正在推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