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手段永远不是防止踩踏事故的关键

　　文/李智勇 作者订阅号：zuomoshi(琢磨事)

　　我们身处在一个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当我们解决其一，衍生问题却随之而来。踩踏事件无疑的是一场悲剧，理应被防止，如果孤立来看我们也确实有许多种方法防止类似事情重复发生，但现实却总是会显得残酷，在可见未来类似的事情必会重复发生，也许不会在外滩，不会是因为有人撒钱一样的东西。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

　　透视踩踏事件

　　当在特定地点聚集一定密度的人群，而这个人群并没学会在意外发生时遵守特定秩序，那就会为踩踏类事件提供充足的发生素材。当外部诱因一旦产生，比如有人撒类钱的东西，比如突然那里着火等，那踩踏这种形式的事件就一定会发生。

　　所以理论上讲只要抽掉上述任何一个维度，就可以避免踩踏事件再发生。比如：你可以控制人群的密度，可以教育大家在意外发生时保持冷静、严守秩序，可以教育大家不要在人群密集时做出惊扰行为。

　　这似乎再简单不过，只要做，短期就可以实现，但其实不是，不要忘记五十多年前澄清水稻亩产没有万斤也花费了数年时间。

　　当我们期望某个群体遵守某种秩序时，那么显然可以从外向内对群体中的每个个体进行强约束，也可以期望每个个体自身认同这种秩序，并把它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这就是自顶向下与自底向上方法。单纯从达成目的的角度看，方法本身是人与社会特征的变量，并无优劣，除非方法被赋予额外的价值，比如民主往往不止被认为是一种方法也还认为是一种目的，具有超然的价值。

　　就踩踏事件本身而言，如果说人们可以很容易的变的在意外发生时保持冷静、严守秩序或者说不进行恶意惊扰，那就不妨在引导上下点功夫。如果说这点基本不可能，那就需要控制人群密度，立法打击蓄意惊扰者等自外而内的手段上下点功夫。

　　应对措施的再引申

　　为避免不能被评论的事情发生，我在努力的回避一些词语，下面的内容也许有一点点不好懂。

　　我们可以把一个人的行为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自主去做的，一部分则是为了公共利益而牺牲掉自主权，被强迫去做的。战乱等会导致生存威胁所以这类地方必须极度强调公共利益。除此之外自底向上可做的部分越多，可保持自主的部分就越多；自顶向下的部分越多，自主的部分就越少。

　　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会影响自底向上究竟可以做多少事，那就是在每个人心中公德与私德的界限。显然认为公共空间的秩序是个人需要承担责任的一部分与认为公共空间的事情与我无关是不同的界限。前者可以更多的依赖自底向上来完成许多事情。

　　从这个角度上看，我们这个文明是比较失落的，我们强调集体主义，强调天下为公，但其实大多时候更在意私德。高晓松曾经直接讲：我们中国人私德更好，但公德偏弱，我们更在意家人、亲戚、朋友，而美国人则是反过来。

　　这进一步意味着，为了更快的解决上述问题，指望人们保持冷静，指望人们为了公共收益而牺牲可能存在的自我保护机会，短期来看是不现实的。所以像很多人说的，依托大数据建立分级预警体制，比如：达到某一人员密度后发警告，再达到某一密度后，警察迅速介入应该是更有效的方式。但这种自顶向下的问题解决方式，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其他麻烦，事实上它相当于扩大了为公共利益而牺牲掉的自主权，扩大了代表集体者的权利。

　　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难题，我们期望小政府，但很多事情往往又被推回到政府面前，而当政府权限被不停扩大后，政府就会不停的获得越来越多的资源支配权利，这反过来进一步滋生腐败、官僚等问题。

　　大数据的杀伤力

　　如果真的导入大数据来解决上述问题，那过程大致这样：电信运营商时刻追踪每人的手机信号并定位，接下来按区域绘制人员分布密度图，并定向分发信息，超过日常警戒值则直接向其他系统发出警示。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这类目标的达成根本不存在技术难题。要用这种手段来解决踩踏问题，只要方向确定，那就可以在较短的期限内取得成绩。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如果所有事情都按这逻辑来处理，那每个人都会变成透明人，这会让人很不安。都这么处理，那就意味着每个人的数据化程度会加速提高，你的位置、你的偏好、你的疾病历史、你的朋友关系等等都会在数字虚拟空间里存在，只要想获取，就一定可以获取得到。这无疑使极其让人不安，但这潮流其实无可阻挡，因为数字化程度越高，整个社会的效率越高，你不可能退回到不用电商、不用微信、不用搜索、不用12306的状态。所以早晚有一天我们每个人都会百分百的数字化，成为百分百的透明人。

　　问题其实并不出在于数字化本身，而在于数字化之后的可见范围，比如：什么程度的东西是政府可读取的，什么程度的东西是商家可读取的，什么程度的信息是第三方可公开的。如果没有这种界定，那透明就是对所有人的透明，这是很可怕的，初步征兆就是我们每天被各种陌生电话骚扰。这里没有退路，必须建立规则，这就好比我们并不能逆转热兵器取代冷兵器的趋势，但可以控制热兵器的使用范围。

　　而要想很好的控制这个可见范围就又会回到上面一节所说的问题，越自顶向下自主程度就越差，越自底向上自主程度越高，但就究竟停在那一点依赖于环境、历史、人的特质。如果群体中的个人，不努力建立渠道，积极的对群体事务进行反馈，那么科技越发展，这个群体的命运两极化的可能性就越高。想象下，60年前对经济进行系统计划还是超出科技的承受能力，那随着大数据的发展，这种极端计划的方式的可行性其实会在变高，这意味着如果人们心里没有一种防线的话，那么在今天打造一个极端封闭的体系，其可实现性要比以前更高。

　　结束语

　　有时候起点和终点间之所以遥远并非是因为看得见的距离，而是因为那些看不见的。比如说：去趟北京要远比成为北京人容易的多。社会的发展也总是的这样，明明很明显的目标，但走起来却总是要七拐八折，甚至要耗费几代人的心力才能前进一点。

　　这篇文章里没直接说很多结论，但其实想说的也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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