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海淀法院开审32人参与跨国电信诈骗案

2012年12月09日 10:01   北京晨报   
庭审现场庭审现场

  在历史上,很多福建人为了生计下南洋,闯出了一番事业。而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的一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件中,32名青年男女也仿效祖先下南洋淘金,却卷入台湾老板编织的电信诈骗阴谋之中。虽然他们都后悔不已,但是法律将作出公正的判决。

  庭审现场

  重要罪证都被销毁

  昨天上午,海淀法院启用最大的法庭审理这起跨国电信诈骗案件。32名涉案人员在法庭上坐了两排,与其他刑事案件男性居多的情况不同,此案中21人为女性,最大的33岁,最小的20岁。在庭审中为自己辩解时,男被告人一般都是无话可说,而女被告人话都很多,尽力为自己辩解。

  32名被告人涉及两起发生在老挝的电信诈骗案件。戴某等3人受台湾老板雇佣,冒充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工作人员身份,向海淀区等地不特定多数人拨打电话实施诈骗,拨打电话总计19200余次。而黄某等29人以同样方法诈骗,成功骗取了北京人马女士41万元。检察机关认为32名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是从犯,戴某等3人还属于犯罪未遂,均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公诉人表示,32名被告都受雇于台湾籍老板,在公安机关抓获他们之前,台湾籍老板已感到大事不妙,提前将账本、诈骗记录等全部烧毁,并拔掉网线、电话线,停止诈骗活动。公安机关将团伙抓获时,仅起获了几台电脑中的数据,“他们拨打的电话远远多于现在认定的,诈骗数额也不止这些。”公诉人说。

  庭审焦点

  如何认定犯罪情节?

  被告人中以来自福建的人员居多,每个人入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有的是在酒吧喝酒时有人搭讪,有的是朋友的朋友介绍,有的是在去台湾旅游时接触到了工作机会。对于从事电信诈骗的罪名和行为,被告人和辩护人都予以认可,但是对于认定的事实,被告人和辩护人存在异议。

  戴某等3人被认定拨打诈骗电话19200余次,戴某的辩护人认为,电话是以数据包的形式由台湾老板发送的,而戴某等人只是负责接听询问来电,每天只接听20个左右的电话,数据包的电话次数并不能认定戴某等人的罪行。

  而黄某等人和其辩护人认为,诈骗的41万元并非他们诈骗所得,而且他们连工资也没有拿到。但公诉人表示,他们接受老板开出的4000到5000元不等的工资,而这些费用是从包括41万元在内的赃款中支出,因此认定29人诈骗数额为巨大。

  庭后追访

  为母治病去淘金

  在庭审时,张某在为自己辩护时,突然站起鞠躬,表示向被骗的人道歉。在庭审结束后,张某接受了记者采访,回顾了和她一样的话务员不堪回首的历程。张某今年25岁,在福建老家像她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女孩子不多,或许与她的家境有关。张某的母亲有严重的心脏病,每月都要花很多钱看病,而她的父亲因为赌博不管这个家,养家照顾病母的重担就落在张某和她的弟弟身上。

  “我打工帮人卖衣服,后来朋友介绍我和她一起去老挝打工,说每月收入5000元”。张某反复和朋友核实工作内容,但是朋友也不知道,出于对朋友的信任和对高收入的渴望,张某第一次坐飞机出国,办理旅游签证来到了老挝万象,张某和其他人被带到了一栋别墅,看到摆在桌上的一部电话和一本话术,张某明白了自己将从事电信诈骗的话务员工作。

  “我想过离开,可是护照先是被扣了,而且我们不得走出别墅的院子,身上也只有几百元,不知怎么回家”。台湾老板并不在别墅里,而且另外几个台湾人管理话务员,带头的告诉张某,只要挣够了机票钱,就可以放她走。张某于是成为了一名“一线”话务员——当有人接到电话称个人信用卡欠款,回电询问时,张某冒充法院人员接听电话,尽力引导当事人去向警方报案,此时“二线”的同伙以警察身份继续接听电话,如果成功后再转给“三线”的检察官,直到最后指挥当事人转账成功。

  “能否诈骗成功,我们‘一线’的都不清楚,如果成了,我们能有0.6%的提成,‘三线’的有3%到5%的提成。”张某坦承诈骗并不好干,时常被当事人在电话里大骂骗子,她惊慌得立即挂断电话,“每天我都怕事情败露,难受、内疚。”张某心里煎熬,但不敢不接电话,有台湾人专门监听电话,如果不接也是一顿臭骂。

  张某母亲的病还没有治好,庭审时张某很盼望家人到来,但是家里的境况让她想见家人一面都难,“我很后悔。”张某哭着结束了采访,这次背井离乡到海外淘金的经历,让她难以原谅自己。

  晨报首席记者 王彬 文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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