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部分内容连载

2012年11月30日 07:16   新浪科技 微博   

  编者按:从两万元起家,到现在年销售额逼近400亿美金,成为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华为一直以来都是外界颇感兴趣的话题。华为低调,它的创始人任正非更低调,过去20多年里几乎看不到他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但一个不容质疑的事实是,华为成功了。

  为什么华为成功了?难道背后有神秘的力量?西方人质疑、猜忌,媒体也在企图“揭秘”,并且极尽渲染,即使是华为的一些员工,也从未停止过好奇与怀疑。最新出版的一本书《下一个倒下的会不会是华为》尝试性地进行了总结。

  引子 企业管理哲学:华为成功的神秘力量

  第一节 时代•命运:妄想家任正非

  20 多年前的1987 年,一个叫作任正非的中年男人,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抛离了,那年他虚岁44 岁。“4”在汉语的谐音中意味着死亡、寂灭、消失;但双4 相加则是8,在中国南方的谐音中是“发”的意思,而“4×4=16 ”又代表着“期待顺利”—“要顺”,“6”意味着“顺”。

  在这个充满了明喻、暗喻的多义命运玄机的年龄,任正非开始了他的商业人生。其实,在此之前,他也有过不到三年的商海经历,但结果却是以失败者的角色出走。

  44 岁的“失败者”任正非创建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一个民营企业。从此,任正非与华为成了密不可分的命运共同体。华为是那个变革年代初期的边缘者、“私生子”,而任正非则是那个手持长矛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

  20 世纪70 年代末,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一批志同道合的战友,一批老人,在中国大地上发动了一场颠覆性的经济革命。从1978 年到1988 年,不到10 年,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即发生了巨大变化。几千年来,在中国,政治家与人文知识分子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农业是这个国家的经济主脉;商人,作为一种职业,几乎没有什么地位,成功如吕不韦、胡雪岩之流也不过是政治的依附者。是邓小平,以其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对国内外大势的深刻洞察,在中国千年旧体制和“文革中国”的僵化模式上,拉开了一道敞亮的豁口。

  自此,中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革命,规模之大,影响力之巨,世所罕见。商人,作为一个阶层,在中国也慢慢有了自己的地位。

  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涌动着激情和躁动。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需要一批先行者和追随者,更需要一批实践家。于是,有了第一拨“吃螃蟹”的步鑫生、马胜利、牟其中、年广久、张瑞敏、柳传志等“改革人物”。改革开放的潮流,像一个巨型的旋涡,把那些旧体制的反叛人群,以及渴望冒险的活跃分子,一下子吸到了新的未知的万花筒中。

  军人任正非,正是在这个时代的节点上,情愿抑或不情愿地成了被边缘化的商人,而且还是“个体户商人”。

  任正非创立的华为,起步的生意是电信设备贸易,用那个年代的贬义说法,是“二道贩子”。正是这个“二道贩子”,它的创始人在开业之初就给自己和公司画了一张大饼:20 年后,华为要成为世界级的电信制造企业。

  乱世出英雄。“在动荡变革的年代谁能成为优秀的领导者?美国塔夫斯大学精神病学专家纳赛尔•伽米指出:在精神病人中找吧。他发现,那些在非常时期表现卓越的领袖人物通常都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事实上“在动荡变革的年代谁能成为优秀的领上,在华为曾经最艰难的时期,任正非患过抑郁症和焦虑症。20 多年前,当任正非以一个骑士的做派向他的有限的几十个听众喊出“世界级梦想”的口号时,这些听众们要不成了半信半疑的“信众”和信徒,要不干脆背过身说:老板脑子坏了!

  与任正非患有同样“妄想症”的人,在那个激荡的年代有一批人。做计算机部件贸易的柳传志,心中的“癔症”是挑战IBM,20 年后,他做到了。幻想着炸开喜马拉雅山,引雅鲁藏布江水源到黄河,用中国的袜子换取前苏联飞机的狂人牟其中,后来却进了监牢,而据说,高墙铁网也没能锁住他的激情与狂想。

  而在电信制造行业,同样有一批狂人。听听他们为所在公司起的名称吧:巨龙—“龙”乃中国的象征,前面还有一个“巨”字;大唐—“唐”,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之一,唐朝的简称,也有“中国精神”的指代意义;中兴—中华复兴;华为—中华有为,为中国崛起而有为。要知道,这四个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通信制造企业,最早的创立年份是1985 年(中兴通讯前身:深圳市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于1985 年诞生)。资本短缺,技术匮乏,人才稀少,是当时这几家企业乃至整个中国通信业的共同现实。而它们面对的却是无比强大的对手:几乎普遍拥有百年以上历史的西方公司。

  蚂蚁对抗大象,需要一批梦幻家,一批富于想象力的理想主义者。让我们记住这四个20 多年前的中年男人吧:巨龙公司的创始人邬江兴、大唐电信的创立者周寰、中兴公司的创始人侯为贵、华为公司的任正非。

  在后来的20 多年中,这四个男人,在中国和世界的电信界,演绎了无数曲折的、过山车式的、激荡人心的商业和人生的悲喜剧。

  第二节 道不同,共相谋:四个男人的故事

  傲慢的跨国巨头们

  百废待兴,百业待举。这两个词汇,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几乎成为各级官员口中和新闻记者笔下最热门的口号之一。在一个靠口号和语录治国的国度里,往往一个热门词汇即代表着那个时期的社会与政治焦点。的确,中国在结束了一场巨大浩劫之后,社会与经济生活却依然处于半停摆状态。邓小平以“改革开放”的口号,激活了僵化的体制,解放了生产力,更实现了对人的解放。经济建设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速度与效率成为10 亿中国人的主旋律。然而,电力、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却远远滞后于发展的节拍。尤其是通信业,1978 年我国的局用电话交换机总用量只有405 万门,电话用户不到200 万户,电话普及率仅为0.38% ,世界排名在120 名之后,低于非洲的平均水平。当时装一部电话是奢侈行为,只有少数特权阶层才能独享。而此时距英国人亚历山大•贝尔发明电话已过去100 多年。通信设施的极端落后,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大发展的几大瓶颈之一。大规模快节奏地推进通信设施建设,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一项最紧迫的战略。然而,中国自己在通信产业领域却几乎是空白,没有一家稍微像样的电信设备企业。于是,便有了后来的“以市场换技术”的重大决策。此时,正值全球范围兴起了一场信息技术革命。中国在通信领域的率先开放,既推动了我国通信设施的建设步伐,又实现了与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对接。

  应该说,当时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是极富远见的。而汽车工业则相反,多年的市场保护主义使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始终处于落后追赶的地位。

  开放,必定充满着阵痛。曾几何时,西方公司大举进入中国市场,高价格,低服务,甚至无服务。今天程控交换机每线价格10 美元左右,而当年的价格是每线500 美元,整整高出50 倍!而且还要等很久才能接到产品。卖方即上帝—这在拥有悠久商业传统的西方国家,几乎是极荒谬的逻辑,但在20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通信市场,却是事实。“七国八制”( 其后变成了“八国九制”)—日本的富士通株式会社(1935 年创立,以下简称富士通)、日本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899 年创立,以下简称NEC)、瑞典的爱立信公司(1876 年创立)、比利时的贝尔公司(1877 年创立)、法国的阿尔卡特公司(1898 年创立)、德国的西门子股份公司(1847 年创立,以下简称西门子)、美国的AT&T(1877 年创立;1996 年4 月,其网络系统与技术部门独立为朗讯科技)、加拿大的北方电讯公司(1895 年创立,1998 年与海湾网络合并成北电网络公司)、芬兰的诺基亚公司(1865 年创立)等,跨国巨头们以傲慢的姿态,在中国市场上高价倾销产品的同时,也享受着某种市场征服者的胜利的快感。

  一代人的宿命

  必要的学费与代价,换来的是通信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同时,国家的决策者们也适时启动了中国通信制造业的发展战略。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国内诞生了400 多家通信制造类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多种所有制背景的公司,纷纷崛起。“国有企业”的代表人物有邬江兴(1953 年出生),一位在职的解放军军官,曾被称作通信行业的“民族英雄”,“中国大容量程控交换机之父”,邬江兴是巨龙的创始人,现为军事院校少将校长;周寰(1944 年出生),原邮电部科技司司长,留美归国人士,现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后来创办了大唐电信;侯为贵(1942 年出生),航天部下属企业691 厂技术干部,1985 年南下深圳,创建了中兴通讯。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和他们所创立的企业,在当时的背景下,都肩负着某种国家使命,即为中国的通信事业建功立业,在不远的未来向西方巨头发起挑战!

  而其实,民营企业又何尝没有民族使命感呢?1987 年创立华为的任正非,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做民族通信企业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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