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重组后三家企业各有长短，据说政府还将引入非对称管制政策来强化行业监管，您认为有必要吗？这和政府推动自主创新、培育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电信企业目标是否一致？应该如何把握时机？非对称管制会涉及哪些方面内容？

　　陈金桥：非对称管制是各国电信市场进入后垄断竞争时期普遍采用的一种管制思路，其目的在于校正电信业网络规模效应所必然带来的市场集中对于竞争效率的伤害。其原理是细分电信市场，确定主导运营商，针对后者可能滥用优势力量的领域事前设计管制政策工具，抑制主导运营商力量而壮大弱势运营商力量。这一思路体现了管制机构对于市场竞争机制的直接干预，必须因时因地谨慎采用，不可作为长期政策措施，以免产生打击先进保护落后的反向激励作用。从重组后的中国电信市场竞争格局来看，短期内中国移动仍然占据比较明显的市场优势，新企业、新技术的力量还无法成为主宰电信市场竞争格局的根本力量，为尽快实现改革目标，降低风险和阻力，确有必要在一定时期内针对特定企业、特定市场实施非对称管制。

　　从长期而言，建立公平竞争环境比实施非对称管制更加重要，但合理利用后者有助于前者的形成。以非对称管制来加速优化竞争格局，对于实现本次改革的另外两个重要目标——推动自主创新、培育国际竞争力，也能够发挥有益的推动作用。但如果就个别企业而言，在短期内如果要完成推动自主创新或者迅速成为世界一流企业的使命，同时又面临比较严厉的非对称管制手段，那么无疑会造成短期的目标冲突或者政策优先性选择，也会使得企业进退维谷。因此，政府即使决定较快推出非对称管制手段，也需要注意出台时机、实施领域、期限长短以及与其他政策配合等重要因素。

　　虽然非对称管制思路可以广泛用于管制政策的所有领域，但就当前的市场而言，具备实施性的非对称管制手段可以重点考虑资源共享、号码携带、电信资费、互联结算、市场份额控制等。

　　记者：随着中国移动集团对TD网络的高度重视，TD网络建设和相关配套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政府在支持和推动TD进一步加快发展方面还有哪些工作要做？

　　陈金桥：对于相对弱势的本土国际标准，政府应当采取有效的扶持措施。在正式商用以前，可以财政资金、政策性信贷等政策引导社会资金、企业加速进入，推动产业链的成熟完善；可以给予TD产业链上游企业一定的资金支持(包括减免税收、给予财政性信贷)，给予TD运营商政府采购支持(如政府部门的综合信息服务解决方案采购)、管制政策倾斜(如互联结算优惠、异网漫游等)等；在TD扩大商用走向国际市场时，政府的对外经济贸易交流更有可能成为制胜的武器。因此，即使正式商用，政府依然能够在幕后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就当前形势而言，尽快发放TD牌照是当务之急，它可以迅速有效地动员产业链各环节的力量，将TD商用推向快车道。

　　记者：可以想象三家企业今后的市场竞争会进一步加剧。那么今后是否会出现新一轮的恶性竞争？农村通信是否会出现停滞不前的局面？对农村普遍服务您有什么好的建议？

　　陈金桥：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宏观背景下，城市中国和乡村中国的不同面貌不会猝然改变，电信业的区域发展差距也无法改变这一规律。从竞争格局的发展趋势来看，与其说是三家企业的竞争强度加大，不如说是以三家全业务运营商为核心的产业链的较量，彼此既合作又竞争，呈现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

　　我认为，城市地区由于业务普及率较高，增量市场不足，一方面可能导致竞争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则有可能推动竞争升级转型。增量市场可能出现更加残酷的价格竞争，但在保护存量用户市场方面，各家企业更有可能采取提升服务品质，将重心转向服务、品牌和创新竞争，从而将市场竞争模式提升到高级阶段。农村通信市场在网络建设、业务拓展方面出现绝对停滞的可能性并不大，多数企业会将城市边缘、偏远乡村作为次级市场开发目标，将其作为新兴增量市场的来源，这可以称为“城市高级化与农村普及化”并举的发展模式。要达到这种良性循环，政府部门必须有所作为，善于作为。比如，以建立普遍服务基金等经济激励机制带动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以示范地区、重点项目为切入点，发挥中央、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农业信息化和农村经济发展；以创新的体制和机制逐步完善农村地区的电信投融资机制，比如可以选择部分试点地区率先开放非国有资本直接投资，鼓励多元化经营模式；引导开放农村实用通信技术，充分利用城市地区富余的网络资源，大幅度降低农村通信网络建设和运营服务成本等。

　　记者：您认为电信重组有效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还应该采取哪些配套举措？推出带号转网措施是否时机成熟？

　　陈金桥：其实，电信市场有效竞争属于一种理想状态，多数国家处于竞争不足到竞争过度的中间阶段。中国电信市场多数业务领域目前还处于竞争不足的阶段，指望一两次电信体制改革就能够解决竞争格局不合理的所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于重组完成后形成的新竞争主体，选择适宜的管制政策至关重要。因为重组暂时只解决企业的静态力量对比(“势”)，而针对企业竞争行为的管制措施则可以改变企业的动态能力(“能”)，势能相互结合，才有可能协调解决存量市场和增量市场的结构与动态平衡问题。本次改革，政府充分意识到改革的系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只是将电信企业资产重组作为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还要结合推动自主创新、扩大有效开放、转变国有企业运行机制、建立更加有效的监管体制等诸多配套措施，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将加速形成有效竞争格局。

　　“携号转网”作为一项扩大消费者权益的管制措施，本身主要功能不在于调整市场竞争格局。随着电信重组完成，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尽快实施携号转网政策。在短暂实施优化竞争格局的单向可携带政策以后，应尽快恢复其本来面目，实施全面对等的携号转网政策，将用户权益保护提升到新高度。

　　陈金桥认为，大破而后大立。中国电信业已经实现产业发展规模的世界性跨越，肩负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国家创新战略、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的重大责任，再次走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前列。他说，在新一轮改革发展历程中，政府部门如果将目标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团结动员各方利益攸关者趋利避害，就会为中国电信业书写新篇章。

　　(张英 人民邮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