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太太适合做领导的最重要的素质是她会使唤人，当然包括我。我们家的任何事情，她都能够分配落实到各人，我们都是执行者。而我在工作的时候，常常是觉得别人做得不满意的，就自己做。刚刚开始时也不是特别会调动身边人的积极性，甚至会让同事产生怕的感觉，不过现在好多了，太太的风格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

　　当我忍不住说：“第一次来采访时，你虽然态度和蔼，不过塞给我一本书以后就生硬地说‘我的事迹这本书里都有，回去看看就可以了，别问了吧’。所以这次采访前，我还在担心是否还会有这样的遭遇。”

　　他有点不好意思地呵呵笑了：“是呀，那时候，我就是这样直接，不懂和人交流，对人的态度可以说是简单、粗暴了。不过和我太太在一起这么多年，我也受到她的感染了，所以有意无意就会学习她身上值得我欣赏的优点。现在才算是懂得和人沟通了。”

　　张文军说他自己最大的缺点是不会关心人：“我不太会关心人，常常是简单的关心，说两句就完了，甚至有时候觉得在心里关心人就可以了，时间长了，给人的感觉就是冷漠。”当记者问他，是不是有工科人身上常见的所谓“缺少人文关怀”，他立刻表示赞同：“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太太就不一样，她不仅会关心别人，还会注意到别人细节上的问题，并且把关心落实在行动上。这也是她‘善于软环境建设’的原因，这一点对我特别有借鉴意义。”

　　高清数字电视创新 带来全新技术革命

　　1994年，年仅32岁的张文军教授被聘为国务院HDTV协调小组专家组成员后，一直埋头高清电视地面传输信号研究。“那时候，我觉得技术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解决，高清电视传输系统大概5、6年应该可以完成科研任务吧，我自己也没想到最后花费了10多年时间。”他说。HDTV研究是分阶段的，第一拨就是做高清项目。他自言，那时候刚刚接手HDTV项目就感到压力不小。因为美国从1987年开始启动高清数字电视项目，历时8年研制成功样机；欧洲则用了9年时间。而仅德国飞利浦公司在此项目上的开发花费就达5亿美元。中国当时的现状是，直到1996年研究还只停留在原理和方法阶段，实际硬件的设计制造根本还无处着手；至于钱，这个“国家队”经费只有1500万元人民币。同时，对组长张文军来说，他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上的“一穷二白”，还有200多名分散在各地的跨单位、跨学科科研人员的协调和管理问题。他说，这就是初级阶段，一伙人联合起来，建立起一个研究系统，然后各自分工，开发整合出一整套系统。系统建立起来并不代表技术就掌握了，这一阶段合作很重要，我们要承认我们并不掌握最先进的技术，在国外已有成熟技术，是可以借鉴的。

　　两套“国标”促进技术完善

　　到了突破阶段，张文军率领的国家队在有一年突然遭遇了清华大学联手复旦大学的HDTV演示，而且后者宣称，两校联合研制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面传输系统。从此，业内一直流传着两套方案为了争做“国标”而“各显神通”等各种传言。

　　张文军教授说，那时候不仅有各种不实的说法，甚至还出现了人身攻击。有一篇文章当时甚至把他定义为“卖国贼”。说起这段经历，张文军似乎有点无奈，他摇了摇头。但是他没有找媒体，也不愿意去澄清。“当时我身边的人都气愤了，学校里有人骂我太老实了，为什么不澄清，但是我不愿意多说。因为当时我的思路仍然是技术人员的思路，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觉得把自己份内的事做好就可以了。”不过他也坦率地承认：“虽然技术问题我们解决得比较早，但是牵涉到技术推广方式等非技术问题却超过了我的考虑，这不是搞技术攻关，靠天天埋头思考就能够解决的。不过现在回头看，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也成熟了不少。”

　　关于清华标准和交大标准之争，最终以两套标准并行的方式结束了。张文军称：“现在回头来看，这个决定真的是充满政治智慧的一个决定，尽管有人在事后评价说，这是一个搞平衡的方案，但是我想现在大多数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如果没有并行的这个决定，那么现在我们和清华的那套方案都不会成长。”

　　张文军称，当时最终决定两套方案并行的是时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徐匡迪最先提出的。摒弃两套方案背后究竟是谁在主导的考虑，单单从技术角度讲，只有在竞争的环境中，技术才有可能更快地成熟，他说：“正因为有两套标准并存，我们才会互相挑刺，而双方就在挑刺的过程中不断地成熟完善，而且也帮助对方不断地成熟完善。如果当时仅仅采用我们的方案作为唯一标准，我想我们也会很容易自满的，而现在我们的技术在2004年至今又有了很大进展。”

　　芯片销售取得重要突破

　　经过从2004年到现在4年的发展，尤其是地面标准的确定，两套方案都越来越成熟。张文军说，现在其实不是两套标准之间的竞争，也不是外面所传言的两套标准之间的“圈地运动”，而是利用我们自己掌握的技术推动国内民族工业发展。张文军显然已经把他所率领的高清公司的目标定得更远了。

　　事实上，一份数据显示，张文军领衔的上海高清公司的芯片销售早在去年就已经取得重要突破，今年已接获订单近100万片，实际出货超过40万片，自今年5月开始，保持每月生产并销售20万片。公司做到了芯片零库存、货款无拖欠。包括东芝、LG、索尼、松下、三星、TCL、海信等国内外主流一体机厂商已开始批量向上海高清公司下达芯片订单，多款基于上海高清芯片的高清晰度数字电视一体机已经开始投放市场。

　　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发展

　　“虽然我们的芯片开始有销路了，但是看看业界的现象，却让人觉得有点悲哀。”说到这里，张文军有点激动：“国外知名品牌的电视机生产厂商在液晶电视机里装一片800元的芯片可以加价至少3000元，再卖给我们的消费者，而我们自己厂家在电视机里装一块800元的芯片，连1000元都不敢加，因为消费者不买账，更何况液晶电视的面板生产技术不在我们手上，都得从国外公司进口，人家的成本本来就比我们低，品牌附加值又比我们高。事实上，这就造成另一种恶性循环，就是我们即使有技术了，但是受益的仍然是国外企业，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民族企业。”

　　当技术到了推广阶段，就不再只是单纯技术领域的问题了，而是千头万绪更加复杂了。不过这位当年抱着“我要回国建设现代化”这一理想而拒绝了德国公司千方百计挽留的学者由衷地说：“不论是什么样的纷争，国家利益还是最重要的。现在我只想做好我的份内事，把技术完善，然后想方设法为推动国内相关的民族产业的发展做点事。事实上，我们现在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说这句话的时候，这名已经年过40的青年科学家看上去像一名刚刚从大学毕业的热血青年。

　　作为科研领军人物，张文军十分清楚，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能够真正为国民带来巨大的价值。高清数字电视技术不仅是一次全新的技术革命，关系到我国的科技地位，也是一个庞大的产业。如果没有自己的软硬件，几千亿的中国数字电视市场就会拱手让给那些国外的“雄心勃勃”的产业霸主。张文军教授仍然没有改变他还是一个毛头小伙子时的初衷：为自己的国家做事。现在他仍然感觉自己责无旁贷，并悄悄地给自己添了一个新身份——高清数字电视产业推动人。

　　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文军教授是今年被党中央国务院邀请去北戴河度假的上海两位科技工作者之一。

　　记者手头上的一份材料详细地记着张文军教授10多年来的成就：张文军最早提出了我国HDTV技术发展的总体思路，为国务院设立国家数字电视专项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实践证明：张文军教授提出的“数字电视应从跟踪国外先进技术开始，立足自主开发，争取超越国际水平；通过制定标准、推动关键技术国产化来保护和振兴国内消费电子工业”思路完全符合我国实际情况。

　　他带领HDTV总体组开发了我国第一代、第二代完整的HDTV功能样机系统，奠定了我国自主创建数字电视标准体系的基础；

　　他提出并实现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ADTB-T数字电视地面广播传输系统，突破了单载波移动接收的国际性难题，使我国在此领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