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信业的终结与开始

　　文/史炜

　　5月24日，在中国实施大部制改革后，第一个涉及国有企业集团改组的方案正式出台，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下发的《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揭开了中国电信运营商企业重组的大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发布《通告》的主管部门中并没有一直站在电信重组风口浪尖的国资委，这使得人们对电信重组的进程不得不加以新的猜想，至少，在近几年电信体制改革中，那双许多人都对之无奈的“闲不住的手”在此次改革中缩了回去。我想，仅此一点，我们就应对已启动的电信重组抱有尽可能多一些的希望。

　　在重组的始动力中,国资管理部门的主导曾经影响了其它所有的重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最初的重组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对国有资本的“砌墙”方案，重组的目标被诸多专家指责为是杀富济贫，重组仅仅站在资本拼蛋糕的角度，对电信运营业的产业优化、市场优化、公司体制创新、有效的管制体制建立等，均缺少制度性安排，所以，被广泛称为一个不可能有实质效果且必定失败的方案。而从正式出台的重组方案看，有关部门无疑考虑到了专家们的意见，重组方案和指导性建议已突破了单纯的资本领域重组，加入了大量产业优化和制度创新的内容。

　　在《通告》中，重组的实施方案采用了以下文字描述：“基于电信业现状，为实现上述改革目标，鼓励中国电信收购中国联通CDMA网(包括资产和用户)，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合并，中国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中国铁通并入中国移动。”

　　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下“鼓励”事实上代表着“一定要照办”，但国家文件在用语上的调整，已充分显现出正式出台的电信重组方案，在指导思想、改革目标、发展动力和推进路径上均与此前传说的方案有本质的不同和提高，电信运营商按市场和产业发展要求实施重组的空间前所未有地拓宽。而其中，卫通的基础电信业务并入中国电信，无疑是对刚刚发生的四川地震的反省和补救(原方案传卫通并入航天工业总公司)。

　　旧体制下的难产改革

　　中国电信运营业第三次重组终于在千呼万唤中浮出水面，这是一个经历了几年讨论，经历了专家学者和运营商一次次口诛笔伐的难产改革。而从产业发展和制度创新层面看，这又是电信运营业一次迟到的变动。

　　在此前传出的重组方案中,几乎所有研究电信产业的人士都非常清楚，以国资管理部门牵头制定的电信重组,其原始动力和重组的结果肯定难以一致，也是不可能一致的。

　　在2007年初重组预案被传出后,几乎绝大多数的电信专家都看到重组存在的直接或潜在的问题，但是，绝大多数专家都刺心痛腹地知道，在现行的体制、市场、决策方式下，更优的重组方案是拿不出来的。

　　现在，重组的序幕正式拉开，不论电信运营商、设备商，还是资本市场,多多少少都有些叶公好龙的窘迫。不是怕，而是没搞懂真龙是什么？更令人担忧的是，今天，仍有一些人、一些公司、一些领导人抱着旧体制的思维方式来解读重组方案，而对重组方案的一次次推迟，也是用旧体制的样本予以应对。

　　什么是电信运营市场的旧体制？就是“被不断越权的行政管理禁锢下的一切行动听指挥而不主动进取的运营方式，是对运营商机械性的考核方式掩盖下的利益集团主义，是缺少对产业机制和市场机制的基本了解下的对电信运营企业发展经济方式的行政干预，是在行业垄断下完成的二级、三级的行政垄断与产业垄断的组合体”。因此，在旧体制下，电信运营企业的改革和重组，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运营商的事情，而是那些越权管理者自己的事情，甚至是这些越权者谋取政绩的途径和手段。

　　可以讲，电信重组拖到现在，重组方案如此难产，电信运营商如此地被扔在筐里当煤球摇，海外投资资本一次次被拉入迷魂阵，均是因为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被摆在高速公路的路沿上，不愿意被市场经济所“冷落”。

　　也正是因为如此，正式出台的电信重组《通告》才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气息和希望，由“鼓励”到“限期完成”的改变，是新机制的蓓蕾，是重组带给中国电信运营商最大的机会。

　　我想，也正是因为重组方案以如此的方式和时间公布，那么，落后的行政管理体制的衍生物也将不再如从前一样不可抵御，我相信证券市场狂炒电信股票的时代也要终结。

　　在所有的猜想变为现实后，难产而生的电信重组，将实实在在交给电信运营商一个前所未有的攻坚战，一个并不浪漫的新生活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