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观察：“大部制”与居委会

　　□拉兹

　　昨天，国务院“大部制”改革方案出台。看到国家行政管理架构顶端新出现的一些超级大部门，忽然想起在这个行政管理架构的“末梢”，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部”的。

　　这个“大部”，就是居委会。

　　居委会当然不是“大部”。《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里明确规定了，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它连国家行政管理架构中的一个层次也说不上。

　　但它又的确能称得上是个行政色彩浓厚的“大部”，和新出现的一些超级大部门，神不似而形似。看看它干的活：计划生育、人民调解、劳动保障服务、退管人员服务、特困家庭的救助、人口普查、创卫……新组建那些大部的职能，要和居委会比比谁管的面宽，那是小巫见大巫。

　　而且它的很多职能，还被地方立法法定下来。比如，在去年通过的《广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里，就规定“未成年学生辍学或者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未成年学生被开除的”，学校应当告知其居住地的居委会；居委会“应当协助维护学校周围的社会治安秩序”，“应当掌握本辖区内失学、失业、失管以及有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的情况”……

　　国家行政管理架构顶端新出现的大部，被人们寄予了提高行政效率的厚望。而本质上应为自治组织的居委会，不得已演化成基层政府组织的“派出机构”，无奈中成了“大部”。根据法律规定，居委会的工作包括了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和自治事项三大类，但从目前大部分居委会的状况来看，仅仅行政事务就让其不堪重负，社会工作尚能稍稍顾及，至于自治事项，基本上是“无暇东顾”了。而且，居委会工作人员干的是公务员的活，拿的却是普通工人的工资，谁想干？谁想干好？

　　上头要改，下头也要改。对于行政管理体制的顶端而言，组建功能更为集中的大部是必要的；而对于居委会这个无奈中形成的“大部”而言，却要“分权”，让其恢复本来面目，强化其自治功能。否则，一级级行政管理部门改革的压力就会转嫁到它的身上，推进基层民主解决种种新出现的社会问题的路径将被阻塞。

　　关于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近年来各地也新招不断。设立社区工作站，厘清居委会与社区工作站的职能，用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社区问题，培育非政府组织承担政府职能等等，都有不错的效果，只是步伐太慢。“大部制”都跨出了重要一步，社区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应快马加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