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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大中华区总裁孟樸

　　王静:我们看高通这个公司的商业模式是非常特别的。首先你们是无厂房的一个公司，主要业务应该是芯片和IPR。

　　孟樸：我们芯片收入占总收入60%左右，IPR占30%左右。

　　王静：这种产品组成在世界上一流公司里头是比较特别的。

　　孟樸：是。

　　王静：所以你们这个商业模式一直是比较大家关注的问题。有些问题我可能提得稍微直接一点。就是说CDMA和WCDMA相比，以及以前的CDMA IS95,如果和GSM比的话,显然CDMA和GSM两块的比例极为不对称，在中国也有同样的情况，中国GSM用户跟CDMA用户的比例很悬殊。外界有这样说法,说这跟高通IPR策略有关系，您能不能解释一下？

　　孟樸：我觉得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市场政治经济结构的缘由。因为不可否认,CDMA进入市场的时间要晚于GSM，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调进入市场的时间非常重要。GSM进入市场的时候比CDMA要先行一步，通常最先进入的技术在通信行业具有独占性，因为另外一个技术要想进来难度会很大。

　　另外当时欧洲的政治大环境是要做大欧盟，在那之前--80年代后期的时候，欧洲在通信上面还是蛮零散的，是借助GSM把整个欧洲的第二代移动通信统一起来。欧洲还有一个规定，从技术中立角度是不对的，就是把频谱和技术跟运营商捆绑起来，因此造成欧洲的运营商只能采用GSM技术。

　　亚洲国家历史上除了日本以外，不是采用美国的技术就是采用欧洲的技术，当时GSM要早于CDMA,所以亚洲大部分市场采用了GSM技术，这个也是先入为主。当时在90年代初期和中期,全世界的移动通信市场格局跟现在不一样，那个时候每个市场只有一两家国有的运营商，直到后来在90年代后期做电信改革，在国有的企业私有化过程中,你才看到很多市场有不同的运营商，但那个时候，一个市场只要一两家国有的运营商选择GSM，CDMA技术的进入就有一定障碍。

　　中国因为各种原因,GSM在90年代中期进入中国，CDMA到2002年1月8日才在中国开放服务，这个时间差也造成CDMA技术的普及有一个蛮大的现实客观情况。从这一点上来讲，实际上跟高通商业模式并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受更大全球的政治经济体系影响的一个结果。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例子，很多人通常说，CDMA是美国技术，所以美国都是CDMA。其实这点也是宣传过程中的错误理解，实际上美国是非常开放的，在美国,所有技术都有，实际在美国市场是CDMA2000和WCDMA一半对一半，这个我觉得是市场自由竞争和运营商自由选择技术所造成的结果，所以不能说高通的模式还是谁的模式造成这个结果，我觉得这是两种都是比较好的技术，但在市场里面有充分的竞争，所有的运营商都要追求他自己的差异化服务，追求他自己的价值。

　　王静：美国的确是这样，Verizon现在大概有五六千万用户,他是CDMA运营商。

　　孟樸：他是世界上最大的CDMA运营商,有六千多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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