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

    7月6日14:00，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做客新浪对话3G栏目。

　　嘉宾简介：

　　史炜，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教授级高工。

    精彩观点：

    ·国家现在要求中国公司走出去，也就意味这企业的运行方式，运行战略都在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革过程当中不是说你说走就能走出去的，你要有所准备，而我感觉现在我们大多数的企业是准备不足，机制上有先天性缺陷，对国际市场的认知还不是非常充分，特别是对大国，对中国的这种封杀战略还过于乐观，所以我说我们要考虑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走出去，是不是将会遇到冬天。

    ·格兰仕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代表，但是今天高技术产业的华为再走出去，它确实遇到了类似格兰仕曾经遇到的问题。凡是成功的高科技产业走出去它是靠在标准上获利。其实华为这些年出去的话也有很多标准，华为每年的申报的标准也是上百项，但是都是中低端的，这样在国际市场上就很难获得高额收益。而高通的专利转让费到现在不降价，所以我们跟他谈判很辛苦，但是我们又没有可替代的。但是我想像华为这样的产品技术上可替代，除非你跟别人打低价格战略，这种又回到了过去低成本、高收入、低利润的方式。客观来评价格兰仕的话它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而格兰仕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后来在进行转型，现在在搞数码的微波炉，也在提高在海外产品的技术含量。所以我不希望华为最后也走格兰仕的道路，这是很可怕的。

    ·真正的走出去应该是带着本身的产业链出去，美国的公司在中国，不论是摩托罗拉，包括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长足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在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研发链，产业链和本土化的队伍，你看他们招了多少中国的员工，并且把他们公司思想已经完全融合给中国的员工了。

    ·华为要想走出去的话，不仅仅只把产品带出去，仅仅完成一年70亿美元或者10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必须培养他本土的员工，本土的管理思想。对这些指标的建立，我觉得华为现在想肯定是想到的，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做的不好。我感觉华为就像过去欧洲的圈地运动一样，骑着马在荒野里跑，圈起来这块地就是我的了，具体怎么种，会有多少收益，那是圈起来以后再考虑的。这也是一个公司在发展阶段的时候一个必经之路，你也没有必要去责难他，但是华为是一面旗帜，我一直认为华为在中国企业当中，尤其民营企业当中它是一面旗帜。社会以及政府对他的期望值更高，希望他做的更完善一些。现在社会经济都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实际上可以给华为提供很多的参考依据，现在华为对国外最先进的东西是能够理解的。

    ·我们要算大帐，如果TD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认为我们真的要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国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也不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以我觉得TD究竟怎么样，今天网友提的很多问题很尖锐，我没办法回答，但我想你总要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他终归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拿出去练，练一年不行就下马，就换别人。

　　主持人：各位新浪网友大家下午好。我们今天荣幸请到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将做客新浪对话3G栏目。前天我们知道中国移动收购海外运营商Millicom的谈判终止，您对次有何评价？

　　史炜：中国移动在海外这次竞购从一开始的时候，业内就不是特别认同，因为我们移动运营商到海外收购的时候业务是不明确的，所以这个本身就有很大的难度。

　　主持人：那您怎么看待运营商海外并购存在的风险和机遇？

　　史炜：我想最大的风险就是你在海外做运营，如果你对当地运营市场情况如果你控制不了的话，最后你很难谈到有收益，这其实是个很简单的问题。

　　主持人：昨天我们也收到一个消息，中国移动下一个目标可能锁定在尼日利亚，华为近日也在尼日利亚对运营商进行了投资和合作，您最近提出“华为可能走向冬天”，可以进一步阐述一下么？

　　史炜：首先我说一下，我说的话不是肯定的，不是华为将走上冬天，而是要讨论华为会不会走向冬天。因为我这个观点也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针对华为的研究报告，当然我们同时还做了很多家公司的报告，是一个案例集。根据华为公司发展演进的路径和它可能遇到的问题我们非常担心，中国公司试图搞跨国化的时候，将会面临很多我们过去所没有遇到的风险。这些风险既包括国外公司对中国公司的封锁，更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平衡，所以我们就担心如果华为不能够在内部机制的改造上，比如内部机制的国际化改造上有充分的准备，一旦走出去以后，可能就会遇到种种风险。而华为的冬天这个词其实也不是我发明的，是华为任总自己发明的，任总写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就叫《华为的冬天》，他说这些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坐卧不安，都感觉到冬天总有一天会来到的，今天不来到，明天也一定会来到。所以华为的危机意识其实是很强的，我提出这篇文章的目的其实不是针对华为，而是针对中国大多数希望走出去的公司，一定要在现在就要建立危机意识，因为国家现在要求中国公司走出去，那么也就意味这企业的运行方式，运行战略都在发生非常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变革过程当中不是说你说走就能走出去的，你要有所准备，而我感觉现在我们大多数的企业是准备不足，机制上有先天性缺陷，对国际市场的认知还不是非常充分，特别是对大国，对中国的这种封杀战略还过于乐观，所以我说我们要考虑，像华为，或者说这个题目改一下应该是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走出去，是不是将会遇到冬天。

　　主持人：您在前一段时间提到格兰仕这个例子，格兰仕应该是中国制造业走出去的代表，但是今天华为再走出去，按您说它确实遇到了类似格兰仕曾经遇到的问题。高技术产业我们在跟传统制造业他走出去有什么不同？

　　史炜：凡是成功的高科技产业走出去它是靠在标准上获利，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其实华为这些年出去的话，华为也有很多标准，华为每年的申报的标准也是上百项，但是都是中低端的。那么在中低端的这种标准，你在国际市场上就很难获得别的国家产品的高额收益，比如说像高通，高通在CDMA2000上，他的专利转让费到现在不降价，所以我们跟他谈判很辛苦，他不降价你使用就没办法，但是我们又没有可替代的，但是我想像华为这样的产品技术上可替代，除非你跟别人打低价格战略，最后别人打不过你，你把别人替代了。这种又回到了过去低成本，高收入，低利润的方式。

　　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格兰仕这个案例曾经被北京大学的MBA出了一本书，属于中国企业成功的案例，后来我看了这个以后我说错了，如果你客观的来评价格兰仕的话它是一个失败的案例，而格兰仕自己也承认这一点，所以后来格兰仕在进行转型，他现在也在搞数码的微波炉，也在提高在海外产品的技术含量。所以我不希望华为最后也走格兰仕的道路，这是很可怕的。

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

　　主持人：您的观点里特别提到一个词叫资金链，华为这样的企业每天的资金流多达一个亿，与此相对应的是华为在今年加上了流程的管控。我最近浏览论坛发现有网友，有可能是华为的员工，他提到华为更加重视流程，但是可能忽略了员工本身的重要性，您对华为加强流程这个措施怎么看？

　　史炜：这次我也看了一下回帖，而且这两天我也跟华为有关的人员沟通了一下，我发现在这次辩论当中，华为的中层以上的干部都没有参与，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参与的我估计更多的是华为的底层员工，所以这些员工我个人认为，他们其实虽然他们在华为工作，但其实是不了解华为的，或者说理解华为有限。比如说刚才员工提到华为特别讲究流程，讲究流程是一点都没有错的，任何一个现代的企业如果没有一个流程是不可能降低成本的，我在华为参观的时候，参观了他的物流中心，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一流的物流中心，基本见不到人，完全是计算机控制的，标准化的作业，包括我们从他的监控室去看员工的工作，员工的布局，分工安排真的达到了最优化。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很多华为的员工都说华为前一段有一个员工猝死，说华为是不是不注重人？

　　这个问题我觉得要从中国的现实情况考虑，如果跟中国企业横向比较，华为是最以人为本的企业。你要跟同样是在广东中山东莞、顺德等城市，那工人工作十多个小时就给几块钱加班费，那华为就在天上了，当然我们不能去跟这个去比，即便跟国外的公司去比，你看看在中国的这些跨国公司有哪个公司不加班？都在加班，包括我们看国内的电信设备商，我跟电信设备商都去非常系统的考核。华为它的情况是什么呢？每一个员工确实就像华为的床垫文化，那个典型的就是华为员工自己发明起来的。因为华为有一个非常好的员工的园区，这个园区可能是世界一流的，员工的公寓区几十栋楼，就像一个花园公寓。员工有自己的一个十几平米的房子，有卫生间，里头有电话，然后夜里饿了还可以出来吃夜餐，这种集体生活一般的企业是提供不了的。所以我觉得像这次华为出现猝死的事情，我真的认为是一种偶然，当然其实现在的年轻人到了华为以后压力会很大。我听说——这个我没有核实，我听说到了华为的一个员工，比如销售员，你半年之内如果不能够提升销售主管就意味这你要离开华为了，如果你做了销售主管半年不能做销售经理也意味着你要离开华为了，他是一种向前冲的观念。如果面对这样的竞争环境人的心里压力是非常大的，他肯定要拼命的加班加点。所以员工逝世是一个很痛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大，如果一放大以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很狭隘的感觉，就像这几天在我的博客里面的争论，因为很多争论我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或者没有办法去评价的。

　　主持人：一定程度上是“木秀玉林”的效应。从新浪网电信新闻关注度来看，华为的消息一般是最受欢迎的。而且九成的评论对华为都是持赞扬肯定态度的，您有没有对华为提出一些走的更远的建议？怎么样让这面中国企业的旗帜飘扬下去？

　　史炜：我曾经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华为要走出去，但是走出去之前一定要完成公司内部的国际化改造。因为国际化改造是所有跨国公司的必经之路，这是客观的经济规律，不是说你今天产品在国外有很好的市场，你就能走出去了，不是这样的。这样你走出去的话就像踩高跷一样，是非常危险的。真正的走出去应该是带着本身的产业链出去，美国的公司在中国，不论是摩托罗拉，包括爱立信，德国的西门子，在中国之所以能够这么长足的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在中国已经形成自己的研发链，产业链和本土化的队伍，你看他们招了多少中国的员工？并且把他们公司思想已经完全融合给中国的员工了，所以他们很多在外企的工作都满干。那么华为要想走出去的话，华为不仅仅把产品带出去，仅仅完成一年70亿美元或者10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必须形成他本土的员工，本土的管理思想，对这些指标的建立，我觉得华为现在想肯定是想到的，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做的不好。我感觉华为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过去欧洲的圈地运动一样，骑着马在荒野里跑，圈起来这块地就是我的了，具体怎么种，会有多少收益，那是圈起来以后再考虑的。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公司在发展阶段的时候一个必经之路，你也没有必要去责难他，但是华为是一面旗帜，我一直认为华为在中国企业当中，尤其民营企业当中它是一面旗帜。既然是个企业，肯定社会包括政府对他的期望值更高，希望他做的更完善一些，尤其现在社会经济都是一种开放的体系，实际上可以给华为提供很多的参考依据，不像78年我们刚开放，眼前一抹黑，现在华为对国外最先进的东西是能够理解的。所以我想在这块，我觉得华为还有很多东西要做，我也确实是给他们提的建议。

　　主持人：您一开始所讲中国企业先天机制不足，是否就是您刚才谈的这块？

　　史炜：也不是这样说，我觉得中国四大运营商的先天机制就更不足了，中国没有什么企业先天机制是足的，在那个时候你要说先把机制健全了，再搞发展，搞改革，可能改革也就搞不成了。所以华为的创举我觉得就在于，他先建房子，先卖设备，然后再建机制，当然从华为成立第一天起，任总是一个非常有战略思想的人，所以实际上他是把他的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贯穿到华为整个的发展脉络当中了。

　　主持人：您觉得在国家层面，我们对华为这样的企业帮助力度是否足够？

　　史炜：应该说帮助力度还是不小的，如果没有政府在最关键的时候帮助华为，一锤定音的话，就没有今天的华为，所以华为的发展必须感谢中国政府，有些人说都加入WTO了，你政府还干预企业，可笑，多么落后？我觉得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因为世界上现在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不在帮助他的公司，有从税收上的，有从资本市场上的，有从市场准入上的，有从国家与国家谈判上的，有从国家战略的安排上的，像我们国家的十一五规划，美国制订的星球大战规划，这些规划都最终落实在一个一个企业上面，包括美国对波音的，美国整个航空的规划，航空的规划最后就是在波音上面，所以这次我们国家领导人去美国访问，买了70架还是50架波音飞机，这个绝对不是波音跟中国民航谈判的结果，这就是政府在帮助，所以很多人觉得加入WTO的国家政府就不管了，错了。WTO是什么？WTO说简单的它是一个市场准入的体系，但是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70%的法律都是美国的，美国的国家法律，美国的国家政策强硬的加给WTO了，25%是欧洲的，5%是发展中国家的，我们还没有达到制订标准体系，法律法规，市场准入，我们没这个权利。所以说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尽管国家过去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但是远远不够。当国外的谈判代表，商务代表来的时候，就要请华为，中兴，联想这些大的公司的总裁直接参加，因为华为在很大程度他代表的是国家的利益，我们国家进出口三千多亿，华为就占了一百多亿，你想想它对国家的进出口的贡献也是很大的，而且他出口的是技术含量很高的产品。

　　当然对华为的理解我觉得不要建立在狭隘的民主主义思想上，我看到很多网友的评论我很无奈，因为我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学者，我从我研究的角度，我还是更希望我们，包括华为的一般员工，包括不是华为的员工，如果站在狭隘的民主主义思想去看待华为，那你只能简单的把华为当做豆腐，含在嘴里怕化了，那不行，所以还是希望我们要帮助华为，正视现实，而这些网友也要正视现实，我觉得这是这次我这篇文章引起这么大争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我最后反思以后，我觉得是我想跟网友谈的。我前天在搜狐的时候也专门谈了这一点。

　　主持人：确实我们看华为的仁总在欧洲签单的时候，他的背后站的就是温家宝总理，一定程度上我们的空客定单也在帮助华为争取筹码；但同时我们看到这种来自于国家的帮助还有军方背景的传闻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在印度的投资屡屡受挫。同时在美国一本著名杂志上说华为走出去要淡化政府背景，华为怎么处理这种矛盾？

　　史炜：其实淡化政府背景是对的，但是怎么淡化？我想是这样，华为在走入国际化的时候，华为当遇到国际的市场准入门槛制裁的时候，那么华为一定要清楚的考虑到这个门槛是针对华为的，还是针对中国的，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我多次举这个例子，联想的PC在美国受挫，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联想的问题了，是美国政府，联邦政府和中国商务部，跟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这个时候问题就好解决了，我们不能什么简单的事都依赖于政府，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哪些是属于国家的问题，哪些是属于企业的问题。我想今天联想在走出去过程当中，绝大多数面临的问题不是企业行为，是企业在承担国家行为，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国家应该承担对华为的支持，包括在谈判上，甚至我们国家应该重新制订我们国家的市场准入，产品输出，跟国外抗衡的门槛战略。

国务院发展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市场与产业室主任史炜

　　主持人：依然有网友在批评运营商，他指出运营商竞相降价受损的是国有资产，另外重复建设的现象非常严重，这样归根结底受损的还是政府，您怎么看这种评论？

　　史炜：说得对，说得一点儿都不错，但是我们面对一个问题的时候不能把它简单化，你比如说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之间价格大战，确实要我个人认为，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典型的国有资产流失。你降一次价就意味这你的利润减少，国有资本的收益率就要降低，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但问题现在在于什么呢？在于原来我们说的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竞争单寡头竞争，但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认为中国移动大，应该把它给分拆了，或者把它跟别人合并了，那我们想一想，现在如果把中国移动分拆为两个公司，一个是在技术上，网络技术上会很多困难，那分拆完这两家他们打不打架，他们是不是也要因为价格大战？实际上又是国有资产的流失，而且从电信业的发展我们看到国际的情况，都是要培养超级航空母舰，2000年的电信市场出现泡沫以后，紧接着就是国际上各大运营商的合并，而且愈演愈烈，所以中国还是需要有一个像中国移动这样超强超大的公司，但是对它的垄断怎么解决？它的垄断其实无非表现在几个方面，一个是资费，比如说大家都觉得它的价格定价前跟用户之间是没有协商通道的，你怎么定就怎么定，你说搞套餐就套餐，你搞单向收费就搞单向收费，这个问题涉及几个体系，都是现代体制上很难突破的。一个是监管体制，你如何建立一套以成本定价的方式，现在大家讨论的是资费，是以资费的成本定价还是以流量定价，结果前几年社科院研究中心用美国的一个模型，试图建立网监结算的最优模型，但是现在也有很多难度，所以现在按成本定价，你不知道成本在哪儿，你找不到他的成本在哪儿。比如说中国移动的资费，语音收费标准下降，你现在都找不到它的零界点在哪儿，因为中国移动很简单就会跟国资委说我的流量就这么大，我没有导致资本流失，我使用率提高，我并没有再新建网络，我只是把网络的容积率提高了，所以我可以计算为这些新增手机是不收费的，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这时候你说像中国移动和中国网通降价，真正受损失的是谁呢？是联通。大家都要求打破垄断，打破垄断最後的结果真正受伤害的就是联通。

　　据我所知，联通的收益仅仅在两个城市，语音话音是有利润的，就是北京和上海，你这么一打完以后，联通在北京和上海再降低资费的话，我估计今年年底联通的利润还要下降，但愿我这个话别有什么负作用，但这是客观现实。所以我们今天在提出打破垄断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感情用事，其实我一直认为现在中国的打破垄断靠体制，靠呼吁，我觉得解决不了问题，我倒是看到一线光明，就是现在的技术进步速度远远快于我们体制改革的速度，这种技术进步对垄断的冲击力可能会远远大于我们政府的体制，分拆重组，比这个力量要大。因为中国移动现在面临很多的运营的挑战，我们已经加入WTO五年了，我们允不允许外国的运营商进来，到目前为止所谓进来的只有韩国SKT一家，实际上他也没进来，但是是一种冲击。在十一五期间我有一种预感，我想这期间会出现一到两家新的运营商，而且是来自于民营企业的。

　　主持人：您这种预感是来自于？

　　史炜：来自于一些迹象。运营商实际上现在做的都是运营商的业务，未来几年国家的电信在转收业务上会有更进一步开放，会有外资的运营商进来，这个时候中小运营商的进入，尤其他们不见得做全网，就是区域性的网络可能就会给中国移动带来一些压力，因为中国移动现在是没有压力的。另外比如说固网和现在的技术在固网和移动网的融合上，其实技术突进的速度非常快，只是体制很慢，所以FMC一直做不了，但是我相信固网和移动网的融合，会由于技术的提供和消费者的需求，会快于体制的调整。

　　主持人：您刚刚提到SKT，其实SKT的力量不仅是一家运营商，它的背后还有三星、LG等，其实是一个联盟，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国内的这些厂家和运营商，似乎是在相互拆台，更没有形成联盟，您觉得我们从韩国身上借鉴一种什么样的模式？

　　史炜：不仅仅是政府搭台，而且政府还要牵线，然后企业唱戏。我们老是讲政府搭台，企业唱戏，企业都上台唱戏，各唱各的戏，就乱了，企业唱戏，如果政府搭一个大台，最后唱的是一锅粥。如果是政府搭台，政府牵线，然后把这种不同的戏种有机的分布开来可能唱的就很好，可能先唱评戏，然后再唱豫剧，最后再回到京戏，最后再回到沪剧这些，企业也是这样，比如说中国移动和中国网通合并，其实中国移动和哪一家合并并不重要，而重要的在于国资委是搭台，搭台的过程当中怎么能够真正的使这两个公司的产业链之间能够得到有效的衔接。网通的产业链现在在哪儿，如果我们仔细看网通的产业链除了语音业务，固话，长话，就是互联网，宽带，有一部分IPTV，还没发展起来，另外就是小灵通，他是这样一种产业链。小灵通现在可能会慢慢的无绳联通，这种可能很多程度上就有点儿移动和固话组合的方式。移动的产业链是更多的通过移动技术来寻求用户使用的更便捷，这个时候他就要跟网通如果合作的话，他们俩首先要想到新的产业链在哪儿，比如说未来固话的很多业务如果真正能够通过无线接入，而不是通过手机，而是通过一个信息处理器体现在某一方面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好了。但是现在没有达到，政府需要在政策和规划的层面引导他们。

　　主持人：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所有网友最关心的，关于3G牌照的问题。有网友中肯说这是国家一级保密的消息，这里面涵盖太多的利益，您可能不便回答。但是目前3G有关测试工作中遇到的运用上存在的问题有没有突破？

　　史炜：3G在测试上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对此我说句实在话，因为我不是搞技术的，但是我非常的关心这个问题，我可以跟所有网友上我比他们还要关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已经远远超出一般的战略性问题，所以最近一个时期我也在找电信研究院他们搞测试的人员，也在找运营商，我要核实，因为我必须核实。我可以把我核实到的情况，这里也不是国家机密，我可以跟大家谈谈。

　　第一点，在这次测试当中确实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掉线率非常高，同屏传输的时候可能在物理层面上有一些不稳定的东西，甚至有人说在原理上就出现问题了，这就很可怕，所以我找人核实以后，在物理层面和原理上并不存在问题。在玉林，在贵州，在内蒙都做了测试，因为TD的核心技术主要是接入技术，主要还是咱们自己做的，然后外国的专利主要是网络技术，系统技术，所以再这么一看，这个问题应该说并不是物理层面和原理层面的问题，主要还是测试设施的问题。因为据我所知，中国电信在保定，在建测试网的时候保定的居民现在环保意识非常强，你这个天线架在我们家房顶有辐射，我不让你建，所以遇到很多这样的情况，本来应该建在这个位置效果是最好的，我就不让你建，所以这样第一轮测试的时候就出现一些问题。

    我觉得当然运营商有情绪是正常的，我能理解这种积极性不高的情况。如果我是运营商我也会这么想，我是一个投资人，我拿一个没有经过商用测试的技术，我肯定担心，我积极性肯定不高，因为既然我们强调企业自主经营，所以运营商的做法并不能无可厚非，所以这样导致保定的掉线率比较高。后来我得到一个信息，是上上礼拜四，应该是6月22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个专家教授，他接到保定的电话，说在保定的通话率达到97%，这个数字准不准我不敢保证，我只是觉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真达到97%是很不错的，其实我在想一个什么问题呢？对待TD，我们必须采取常规的手段，就像我们当年抗日战争打鬼子一样，如果那时候八路军在华北平原采取集团军作战的话，我们可能跟日本打仗我们伤亡就很大，我们采取村村点火，处处点灯的方式，毛泽东那段话怎么说我记不住了，游击战争的很多问题，如果现在我们认为TD商用程度不成熟，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从现在开始就发TD牌照，不管发给哪家公司，像北方，你是给网通还是中国电信，还是中国移动，在北京建全程全网，即便接通率下降我们可以试，试到明年的今天该出现的问题就出现了，你虱子不抖出来是永远找不到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对中国TD-SCDMA你就要把它当做是身体有病的病人，把他放在医院里面用X光照，做CT，做B超，你把他抄出来以后对症下药，现在捂着掩着都不行。

　　因为我听说有一个数据，现在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数据是不对的，说TD在一般的专利当中只占百分之十几，但是在核心技术中我们占非常大的分量，如果这个信息是准确的话我们一定要支持TD，当然这里头我们要算大帐，如果TD真的有问题的话，我认为我们真的要回顾一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们国家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我们也不能违反客观经济规律。所以我觉得TD究竟怎么样，今天网友提的很多问题很尖锐，我没办法回答，但我想你总要给他一个机会，因为他终归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标准，拿出去练，练一年不行就下马，就换别人。

　　主持人：谢谢史老师，我们今天聊天到此结束。

　　史炜：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