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中兴3G双子星启示：一座城市新技术围猎

　　本报记者 徐志强 丘慧慧

　　深圳报道

　　坐拥华为技术与中兴通讯——两颗可能改变中国通讯产业甚至全球通讯产业格局的最为关键的棋子，3G前夜的深圳光彩夺目。

　　3G给华为、中兴带来机会，也给深圳带来机会。同样，深圳，也给了华为和中兴走向全球的沃土。

　　即便在每日川流不息的罗湖口岸，华为与中兴皆能获得最为高级别的通关待遇。“华为与中兴的车辆或人员，通关速度要比普通车辆和人员快很多，这是深圳市政府和海关方面形成的共识。”深圳市科技局一位副局长告诉记者。

　　除此以外，深圳市政府甚至为服务华为成立了专门的华为办公室。“本土高科技产业的提升必须依赖核心企业与品牌的成长来带动。”在这位主管深圳科技发展的副局长看来，华为与中兴的崛起，实际上已经给深圳的“科技牌”带来无法估量的意义。

　　华为新技术围猎

　　“我们只能在新增市场上争夺一席之地，以前的格局很难改变。”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朝晖曾经对本报表示。

　　十年前，华为无线通讯才刚刚起步，第一代华为GSM直到1997年方才投入应用，而彼时，代表2G的GSM已经从老外的实验室走到市场打拼了十多年。“这就像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小孩。我们依靠GSM生存下来了，但很难成长为一个大人。”

　　通讯是一个奇妙的行业，技术更新之快，使行业竞争危机四伏的同时也充满了机会。华为把长大的可能赌在了新技术上。

　　华为海外人士回忆，早在几年前，为了获得一流的技术人员，以及获取最为尖端的行业动向，华为跑到移动通讯设备业老大爱立信的家门口瑞典办了一家研究所。

　　而建所的前半年，几乎颗粒无收。“《红高粱》的形象很难吸引到人。”华为花费重金，以及比钱更多的心思邀请瑞典的研发人员来到华为，几经磨合，方才获得他们对华为3G理念的认同。而当时的华为，其主攻的攻目标只是WCDMA，这正是爱立信的强项。

　　尔后，华为在3G的投入愈发加大。由于3G市场之广，以及中国对3G政策的含糊不清，华为又重力冲进了CDMA2000的研发，以及后来的TD-SCDMA。

　　一个被华为公布的数字认为，华为在3G上下的赌注是40亿元-50亿元。而这还只是过去，赌局仍在继续。

　　有消息认为，华为2005年用于3G的投入高达15亿元左右。华为近两年年利润约为30亿元-40亿元，也就是说，华为在3G上的投入达到其利润的35%——这绝对不是轻松数字。

　　实际上，在华为开始启动3G应用的2003年，3G策源地欧洲的第一轮的网络建设高峰已经开始降温。至2004年底，全球3G已建网48张。2005年到2006年，全球3G进入第二轮建设高峰。

　　在第一轮3G建设浪潮中，华为总共拿下其中的5个，其中包括2004年12月8日从荷兰移动运营商Telfort手上力夺下的WCDMA项目合同，这是华为冲进3G一级市场欧洲的第一单。匆忙追赶3G的华为在全球3G的第一趟热潮中没有冲到前面。

　　2005年初时，陈朝晖曾给记者这样一个3G公式：全球已经发牌的近50个3G运营商中，约30个为第一轮建设高峰核心地区欧洲的运营商，余下20个欧洲以外的3G网络多为近期新建者，而华为承建的香港地区、阿联酋、马来西亚等四张3G网在其中占了20%。

　　陈的结论是，在决定3G格局的第二轮建设高峰中，华为并不缺少机会。事实隐约证明了陈的判断，在新一轮3G建设高峰中，华为投入最多的WCDMA用户暴涨，仅去年一年全球WCDMA用户即从300万增长到年底的1300万，今年还将会爆发性增长。

　　中兴的TD曙光

　　对于同城兄弟中兴，大多数持有其股票的的基金公司皆在内部分析中认为，如果中国的3G有望在2006年下半年前启动的话，中兴在2005年面临严峻挑战将被视为回弹前的短暂蛰伏，此后的中兴将会快速回升——这取决于3G的纤绳，它牢牢地抓住了中兴的每一根神经。

　　事实上，中兴通讯高速前行的形象正在受到新一轮的挑战——相比2001至2004年平均保持31%的复合增长率(香港会计口径计算)而言，中兴在2005年的增长仅为1.68%。

　　这是中兴通讯自1997年上市以来遭遇的第三次波谷，这个以沉稳见长的通信设备龙头股，多年来业绩的每一次起伏都与中国电信市场的重大转向相关。深不可测的3G前夜，中兴在2005年第三次陷入低迷。

　　基金经理们认为,中兴等待的强心针是中国的3G。在他们看来，中兴目前的低迷仍在预期之内，中兴在国内设备市场总投资下降的情况下仍能够持平，并且在CDMA和小灵通之外寻找到了NGN、固网智能化等业务，足见公司管理层的坚韧和敏锐。

　　他们一致认为，中兴的下一个起伏点将随3G而动。

　　今年1月，中信建投证券研究所在一份内部分析中指出，随着3G的到来，中兴将会“步出2005年的业绩低谷，迎来发展的又一阶段性高峰期”。

　　对于在2G中国市场上仅抢得微小份额的中国设备商而言，3G的到来被外界赋予很高的期待。

　　中信建投的分析员在与中兴通讯高层进行沟通后作出预测：“在即将来临的国内3G上，中兴有望在系统设备总的市场份额中占到16.2%-20.3%，较2G时代提高11-15个百分点，并进入国内3G主流设备供应商的行列。”

　　也就是说，如果中兴在2G市场上取得的份额为2%左右的话，3G时代中兴的市场份额将比这个数字翻10倍。

　　中信建投进一步预测，在三大制式中，中兴通讯的TD-SCDMA设备在所有厂商中将“居领先地位”，“据业内权威人士预测，未来5年内，TD-SCDMA在国内用户将占到3G总用户的30%以上，用户数将接近1亿。我们预计，在投资规模上也有望占到总投资额的35%，在三种制式中，中兴目前在TD-SCDMA上最具竞争优势”。据悉，中兴在TD-SCDMA上累计投入约3亿元，为唯一一家提供全系统解决方案的厂家。

　　事实上，尽管中兴、华为看到了3G的曙光且持有TD-SCDMA的棋子，但全球电信设备业此起彼伏的大规模重组也提醒着他们，3G仍然是场豪赌，不会一帆风顺。

　　一周前，诺基亚携手西门子，加上之前的爱立信收购马可尼，朗讯和

　　深圳反思中兴华为现象

　　面对国际巨头的合纵连横，某种意义上，中兴、华为的3G理想已不仅仅属于这两家企业，它们是中国的梦想，同样也是深圳这座城市的梦想。

　　在巨头林立的通讯产业，华为、中兴都只有20岁上下。而此时，无线通讯领域的顶级供应商爱立信已经是一个120多年的百年老店。

　　尽管如此，中兴与华为依然担起了与巨头抗衡的重任。在深圳有关部门看来，作为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本土高科技企业，中兴、华为的故事，带来的是知识和创新价值的正面传播。

　　华为与中兴的模式，让以来料加工、出口贸易起家的深圳有所反思。

　　华为深圳坂田基地不远处的富士康，上世纪90年代初落户，发展到今天，对于支撑深圳庞大的经济总量来说越来越不可或缺。富士康深圳2005年出口额为100.4亿美金，几乎占了深圳市全年电子产口出口的1/5，此外，富士康在中国的年产值高达2000亿元，年年蝉联中国出口冠军。

　　但这样的出口大户正在引发深圳的忧虑。

　　富士康每年庞大的产值背后，利用中国对外资出口加工的各项优惠，去年交纳财税仅16亿元，相对富士康2000亿的产值，华为2005年产值总量仅有460亿元，创税却达49亿。

　　此外，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出口加工型产业经过十几年发展，并没有给深圳周边技术与产业链提升带来根本改变，而且其大宗采购也大都在同样在大陆扎根的台商和日韩企业之间进行，这种内循环的经济结构，使得相关的产品配套和技术只在原有的关联企业间流动；

　　而据不完全统计，富士康深圳员工20万人，超过17万人为流水线工人，技术人员比例很低；

　　另外，经过20多年的高速发展，深圳市目前可以开发的规模用地奇缺，外源型经济正在遭遇资源的瓶颈。

　　相对深圳去年接近5000亿元的电子信息行业产值，华为、中兴两家加起来只有700亿，但是以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