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湛 卢
北京手机资费最近再次成为一场争论的焦点。北京电信市场一向有“资费坚冰”之称，因为全国其他各地的电信资费早已一降再降，唯有北京市场岿然不动，因此也每每成为媒体和公众批判的对象。中国民间舆论，特别是各种网站，几乎是一边倒地强烈要求降低价格。有电信专家就直言，此次资费下降，实际上并未触及固有的定价体系，等等。
目前这场争论不禁使人想起美国1934年电信法建立的联邦通讯委员会(FCC)，联邦通讯委员会享有巨大权力，有权审查批准电信资费、电信设施、电信服务以及各公司之间的互联互通。天若假年，一直垄断美国电信市场的贝尔公司总经理西奥多·韦尔一定会对联邦通讯委员会的诞生大加赞赏。事实上，这位总经理非常讨厌电话市场的竞争，而异常欢迎政府进行规管。他认为，在电话这样的自然垄断行业，竞争是一种浪费，应该采取私营公司加政府规管的方式向美国公众提供服务。
西奥多·韦尔的这种设想也正是美国对电报、无线电、电话和互联网产业的公共政策，美国政府决心不进入这些产业，甚至把它们作为自然垄断行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行业处于无法无天的绝对自由竞争状态，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竞争者越来越多，行业资费越来越低，原来处于垄断地位的巨头们才希望由国家进行规管。这样一来，便可以设置市场准入的许可和服务资费的限额，这些规管措施实际上被巨头们视为限制竞争者继续进入的屏障。公共政策当然不甘于就范于公司策略，联邦通讯委员会最终成为反垄断的中坚力量，原因也正在于此。
与美国不同的是，在欧洲，政府一开始就建立起国家垄断，像管理邮政服务那样，管理电报、无线电、电话等等新技术产业。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信市场的情况与欧洲更为相似。然而，不管这些行业发展的起点如何，今天，在美国，在欧盟，反垄断法都适用于这些行业，而反垄断法律规则执行的主体，非政府莫属。
1993年以73岁高龄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道格拉斯·诺斯坚持认为，没有国家，市场不可能繁荣。也就是说，当在反垄断法律规则的支持和保护下，仍然无法实现竞争时，政府就有必要直接规管价格、质量、服务、准入和互联互通，电信市场就处在这样一个规管境地当中。因此，与一般流行的观念不同的是，电信资费应该是以政府核准为前提的市场定价，而非完全自主的市场定价。当然，政府的角色是反垄断法律规则的推行者，所核准的价格应该是首先符合民众利益的有效低价或者最高限价，而非巨头公司的垄断定价。
在技术允许的条件下，政府应努力促进垄断市场向竞争市场转变。要求运营商提供话费清单、入网合同废除六大“霸王条款”，都可说是朝向这个转变的有益尝试。但很多迹象表明，北京电信市场的垄断力量仍然无法被竞争的压力遏制。在手机资费标准上，也许最要紧不是努力解除政府管制、彻底市场定价，而是避免国家标准被企业标准俘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