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划语

　　有人说，2006年是3G年，3G将破冰。

　　有人说，3G不可上，上3G必大亏。

　　有人说，3G意义重大，技术立国一大尝试，即使亏亦必上。

　　有人说，此时3G亦非技术考虑，成了运营商利益主导。

　　围绕中国该不该发展3G，发牌发给谁的纷争从不停止。3G陷入困局。

　　如何解开纠缠的绳结，21世纪经济报道策划《3G困局》专题，试图从多方角度理清思路，以期提供借鉴。

　　前言

　　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不过是一项技术。

　　但中国的3G却天生复杂。多方面的因素纠结，使3G问题超越了技术、产业范围，演变成一个决策难题。

　　大概从2002年开始，3G牌照何时发放就成为中国通信行业年复一年的议题，每年都有大量例行公事般的预测。“几月大限”预言多次落空之后，中国的3G问题逐渐演化成“TD问题”。对TD-SCDMA标准的技术优越性和产业化前景的不断质疑，产生这种观点，政府是为等待TD产业化的成熟，从而拖住了3G发牌的脚步。

　　对于决策层来说，他们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在市场化操作路径下，充分运用决策的智慧，使中国自己的标准在3G市场中取得一席立足之地。

　　进入2006年，情况似乎有了变化。随着TD-SCDMA标准的日趋成熟，和大规模的商用测试，3G发牌似乎已箭在弦上。

　　业内外的猜测更多的集中在牌照发几张，发给谁，TD-SCDMA应该由哪个运营商承载，市场风险应由谁承担等问题上。

　　然而，实际的问题更为复杂。以阚凯力为代表的通信专家大胆预言，国内并无3G需求，上3G必巨亏。甚至3G阶段根本就可跳过，直接进入另一个全新的通信时代。对于这一“高投入，低需求”的生意，谁愿意做呢？随着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市场上已产生比3G更优越的技术，那么，3G的生命还有多长？这些问题无疑给高涨的3G呼声泼了一瓢冷水。

　　面对3G困局，本报诚邀信息产业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秘书长杨培芳、国资委研究中心新产业研究部副部长卢奇骏、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主任史炜、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阚凯力就相关问题展开讨论。是为本期天下论衡。

　　(文/马娟)

　　3G难产纷争

　　本报记者 马 娟 刘 巍 李振华

　　北京报道

　　发牌玄疑

　　主持人：2006年被视为3G牌照发放的关键年，更有诸多机构和专家预测今年必须要发放3G牌照。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专家和机构对3G发牌表示质疑，认为3G不应着急上马，否则就会带来巨额亏损，危害国家利益。同时，近日四大电信运营商相继发布了2005年财报，均声称今年无3G投资计划，这就使事态更加不明朗。那么，您认为3G牌照该不该发？今年会不会发？

　　史炜：现阶段谈3G需要明确几个问题。第一是为什么大家关心3G？因为大家没明白3G是什么，其实3G说到底就是一项新技术，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和运营商的利益、外国投资人的利益漫无边际地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它简单地上升为国家战略，这样3G就变成非常严重的问题，被赋予了很多不该有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什么是3G？其实很简单，就是在2G和2.5G基础上加了一个流媒体和多媒体的业务，作为一项技术本身，3G其实是产业发展的一个自然市场推进的过程。由于传统的以语音为主体的电信业务已缺少新的增长点，所以，中国电信业新一轮的增长无可置疑的将以3G的发牌为标志。在今天中国电信业市场化进程中，如果从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层面看，我们也可以认为3G的发展不单纯是一项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而是对传统电信运营业的一次转型和创新。3G对市场和运营体系的创新远远大于3G技术本身。换一个角度，由于3G被披上了一些战略性、国家性色彩，使得在近10年中国电信业发展进程中，政府对3G的发展表现的最为慎重，3G时代的来临将标志着中国电信业从“以电信富国向电信强国的战略转变”。

　　第三，3G发牌之所以复杂，TD-SCDMA的问题很重要。TD变成3G标准以后，如果不鼓励TD作为3G的首发牌照，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来说是很失误的。但是我们的产业能不能接轨是很大的挑战，包括围绕3G资本运行的考验、国有体制运行的考验、国有资本如何考评其保值、增值等问题，都非常严峻。

　　现在社会舆论把3G捧得太高了，我们需要回归，把3G放到平常心上，3G只是一个技术，如果从纯技术来说，可以不搞3G，但是由于现在3G是一个筹码，是一个国家战略，存在一个转移支付问题，我们不妨把3G放得高一些，死了一个3G可能活了个4G。政府最高决策层在3G问题上非常清楚，并没说3G由政府买单，3G的买单者肯定是市场，是运营商和国外投资商。

　　主持人：史主任认为3G的牌照还是应该发的？

　　史炜：3G牌照应该发，早发晚发无所谓。

　　卢奇骏：3G牌照应该发，而且越早越好。这是从欧洲、日本、韩国等发展3G的经验得出来的。一项新技术走向市场，实现产业化和商用化确实需要有一个周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以日本为例，其3G业务从培育到成熟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同理，我国发展3G,也要尊重产业发展规律，在现阶段积极培育3G市场，尤其是着力于加快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的产业化和商用化进程。

　　从三大技术制式(即我国的TD-SCDMA标准，欧洲的WCDMA标准及美国的CDMA2000标准)的演进情况看，3G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2G不可能直接过渡到4G。为什么呢？因为3G、4G在业务构成上炯异于2G,其基础是一种全新的供求关系。潜在消费热点的培育和激发，新的技术体系的成熟，新的产业链的完善，新业务的开发、普及和推广等需要较长的一段时期，在目前3G技术的市场拉动力量尚不够充足的情况下，盲目开发4G技术会步入技术驱动的歧途。

　　史炜：现在已经跳到4G了，陈天桥搞的游戏用的很多东西，用的就是4G的技术。

　　卢奇骏：我个人对3G的前景十分看好。从国内运营商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只限于2G网络，在目前的竞争格局下，企业效益下滑的趋势很难扭转。运营商要提高企业的效益水平，开拓市场空间必须发展新的业务，3G无疑是一个首选的技术。所以说运营商客观上有进行技术升级、开发新的产品服务的需要。

　　从国外3G业务(尤其是日韩)发展情况看，3G业务前景十分广阔。我国有1.11亿网民，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以及东南沿海的部分大中城市的信息化水平正在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潜在的3G市场需求很大。为了培育我国电信产业的新的增长点，优化产业结构，更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对质优价廉的电信服务的需求，加快第三代移动技术的商用化和产业化是完全有必要的。

　　3G技术是一个系统，是多种经济主体包括技术研发企业、运营商、设备制造商、内容服务提供商等共同形成的产业链来支撑的。在这个产业链当中，运营商是龙头。只有运营商有效参与到3G的商用化和产业化过程中来，3G才能真正进入商用化、产业化层面，而只有发放了3G牌照，运营商才能名正言顺地支持和发展3G业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3G，首先要明确运营商，就要发放牌照，牌照发放得越早就越有利于形成一个完善的产业联盟，就越有利于市场的充分酝酿和培育。

　　阚凯力：我说说日本的情况。为什么DoCoMo那么急着上3G？因为日本的2G采用的是自己独家的PDC标准，是世界上最烂的系统。前年我去日本，日本朋友说，今天我的手机要能够打通，今天就是好运气，就像抓了六合彩一样。PDC因为封闭而且没有规模性，所以后续的研发、投入都没有，所以是世界上最烂的系统。怎么办？只好上3G，而且为了避免2G时代闭关锁国的教训，采用了世界上最流行的WCDMA。所以，日本上3G是被他2G的现实状况逼的。

　　与此相反，中国的2G网是世界上最好的网，规模、覆盖以及通信质量都在全世界最高，累计投入达上万亿。那我们就有一个问题了，将来3G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又面临的是一个最好网络的竞争，它还能够活吗？所以说上3G必然是巨额亏损，这早就是业内共识。

　　刚才卢部长说从2G到3G，然后从3G到4G是必由之路，我不同意。电信业在4G问题上早有共识，就是以分组交换为基础的全IP移动通讯，就是IP无线宽带。按照这个定义，WiFi和WiMAX就是所说的4G技术，它们现在已经完全成熟了。

　　杨培芳：我的观点是3G必上。考虑发牌照应遵循三大原则，一是有利于形成电信行业有效的竞争格局，这是最重要的一点；二是在WTO的原则下支持3G创新技术；第三是考虑企业合理利益下使得社会利益最大化。

　　至于怎么样才能形成有效竞争格局，理想的情况应该是3家或者大于3家，因为按照HHI指数也就是(有效)竞争的指数是应该小于2700，电信行业适合的是有效竞争而不是充分竞争。至于怎么做，我主张应该让既有实力，又暂时处于弱势的企业抓住3G机遇，尽快变好，形成势均力敌的竞争态势。也就是让不好的企业好起来，好的企业变得更好，进入一个双赢和多赢的时代。

　　发牌照的时间现在看来已经不重要了，所以就不要猜“发不发，什么时间发”。3G肯定要上，至于牌照发给谁，只是个许可的手续问题。最重要的是通过异质竞争，让企业去一心一意的做好它最擅长的事情，不要让一个公司三心二意，什么都做，这不是好办法，他不会认真做。

　　3G，可以跳过的阶段？

　　主持人：3G业务到底能给国内带来什么？到底有没有市场需求？

　　阚凯力：国内联通的CDMA1X，比3G只差一个可视电话，剩下的都有了，它现在需求怎么样？根本没人用，卖不出去说明没有迫切需求。主要还是话音和短信，80%多的话音，10%多的短信，这些是实实在在的需求，是消费者愿意掏腰包买的服务。我们讲需求，讲的是有效需求，消费者第一要有购买愿望，第二要有购买能力。现在我国的实践证明，消费者对3G业务没需求，那么花几十个亿也好，几千亿也好，去投资这个没有社会需求的系统，其目的何在？

　　李嘉诚在欧洲、香港搞了几年3G业务，去年一天赔1个亿，今年说赔钱少了，一年赔270多亿，为什么？也是没有需求。我上周和一个英国电信行业的咨询公司交流，根据他们在欧洲的调查，即使是3G手机用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业务都是可以在2G系统中实现的，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的业务用上了所谓3G业务，为了百分之零点几的需求值得花这么多钱吗？有一种问题我拒绝讨论，叫做“老虎如果不吃肉，是吃萝卜还是吃白菜？”现在3G应不应该上的问题还没有讨论清楚呢，就来讨论牌照怎么发，没有意义。

　　主持人：您觉得3G没有市场需求，那4G有没有市场需求？

　　阚凯力：WiFi和WiMAX的带宽比3G宽得多。802.11g的WiFi带宽是54兆，而WiMAX中802.16d的带宽是70兆，都比3G至少高两个数量级。同时，因为它们是全IP，只有物理层和连接层，直接接到互联网上，所以非常简单，使它们的成本更是比3G低几个数量级。WiMAX基站的覆盖半径是50公里，即使按照30公里计算，每个基站也覆盖2800平方公里。比如在北京的六环以内，如果按照21个基站全覆盖的话，全部设备210万就搞定，这对3G是不可想象的。对于用户集中的地区，宾馆、饭店、写字楼、高档公寓，都会有大量的WiFi基站覆盖。北欧一些国家，地方政府鼓励个人和企业的WiFi基站对社会使用者开放，给予一定的税收鼓励，这样，政府只需要再补充少量基站就可以实现全覆盖。所以，利用WiFi和WiMAX覆盖作为社会信息化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潮流，在世界上已经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作了，我国的台北已经实现了WiFi的全覆盖，而现在台湾也正在搞全岛的WiMAX覆盖。

　　主持人：能不能把你刚才说的理解为，3G是可以跳过的阶段？

　　阚凯力：绝对可以跳过，而且必须跳过。既然WiFi和WiMAX具有这么大的优势，那为什么有一些人还非要上3G？是因为利益。这就是利益集团和国家利益的矛盾。利益集团首先是跨国公司，然后是制造商，还有政府部门。

　　我认为推广WiFi和WiMAX还有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反对，因为这将颠覆整个电信运营业。现在WiMAX已经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和地区推广，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动，中国的WiMAX政策到底是什么？看起来还是为了保护国有运营商，为了保护它们的保值增值。必须看到，电信企业发展到今天，其性质已有根本改变。当年我国严重缺乏电信基础设施的时候，它们的利益与国家利益是一致的。但是今天，电信基础设施在多数地区已经过剩，看看地下埋的光缆有多少黑在那里就知道了。这时他们还坚持自己的商业利益，还要保值增值，就意味着阻碍各行各业的发展、盘剥消费者，与国民经济基础设施的作用背道而驰，性质就变了。

　　史炜：如果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如果3G牌照不发，按照现在各运营商的业务发展和技术进步的话，3G是可以跳过的。

　　阚凯力：不仅是技术上，而且是在实际上。据媒体报道，最近有二个情况：首先，网通已经向信产部申请WiMAX频率了，要在2008年为北京奥运会提供WiMAX覆盖。第二个，今年北京市人大政协十多个代表委员联名提案说，北京市不能落后于台北，台北已经WiFi覆盖了，现在正在部署WiMAX覆盖，所以北京也要尽快搞WiFi和WiMAX覆盖，这个提案现在市政府已经批下来了。

　　杨培芳：这个技术并不意味着就把3G取消掉，它是作为补充的。

　　阚凯力：它们在技术上有区别，但市场上肯定是竞争的。WiFi和WiMAX完全可以满足绝大部分的需求，而且物美价廉，把市场抢走了，3G的市场就更小了，它要是能活下去就怪了。

　　史炜：2008年的数字化服务跟TD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数字专家宣传错了，现在技术上有误导。2008年要解决2.5G的服务和IPTV，现在IPTV是个大问题。

　　杨培芳：但是可移动的WiMAX还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标准，现在大量用的还是固定无线或者“游牧式”的，比如3.5G，5.8G以及802.16d,蓝牙，自由空间激光和多种无线接入，各有各的不同定位，这种使用恐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代替不了3G技术。至于什么时候代替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后3G、超3G与未来无线接入技术的融合或者平滑。

　　史炜：技术上可以解释，但是我并不同意3G就跳过去。我认为在中国，在3G的问题上千万不要跟国外比，国外的模式对中国一点用没有，包括欧洲模式。所以中国有自己非常特色的东西，所以3G是跳不过去的。

　　阚凯力：你说跳不过去，你得把道理说出来。

　　史炜：因为现在3G在中国已经变成了社会问题了，国家安全问题有，国家创新的东西也有。我国在3G上已经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财力，中国至少在技术上还算得上有自主创新，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即使最后推出3G业务亏损了，但是也会开辟我国整个高科技企业创新上的一条路子。我刚才说中国由富国到强国转型的时候我们需要创新，需要有模式，TD-SCDMA至少有创新模式，即便它牺牲了，国家也不能因为技术创新存在技术雷同和技术不成熟就扼杀它，我们需要这种创新模式。

　　杨培芳：我想补充一点，需求的问题确实目前的研究，可能还不是很系统，还不能让人特别信服。但我感觉阚教授讲的没有需求，论据更不充分。他拿CDMA1X相比，说80%的数据带宽换来了7%的业务收入，据此他认为企业赚不到钱就不会有需求。这没有说服力，因为带宽成本越来越低，给低价经营创造了空间，你让穷人也用得起，就肯定有需求。

　　阚凯力：联通的CDMA1X是增量成本还赔钱，3G可不是增量成本，是整个新的系统。

　　杨培芳：不光是你，包括有些高层决策者，现在也打了一个死结，一方面说通信能力严重过剩了，光纤建得太多了，另一方面又说大家都来很便宜地占用网络资源，带宽不够用了怎么办。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哪有一个商店的老板抱怨顾客太多，货不够卖呢？不够了赶紧建去啊，建电路不是建公路，因为建公路要拆房、用水泥，建电路则越来越便宜，它越来越不值钱，为什么要把广大低端顾客拒之门外呢？

　　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不是靠静态的计算，而是靠动态的。我们过去运用工业经济的理念，让老百姓节省打电话的时间，不要打那么多电话，现在看来是非常荒唐的。很多人认为打电话像自来水一样，打一分钟就记一分钟的电话费，其实这根本不是一个概念，新经济和老经济是相反的。我们需要用新经济的思想来树立高而不贵的理念，就是3G技术是高新技术，但是它完全可以做到比2G还要便宜。

　　运营商的宿命

　　主持人：3G业务对于运营商来说，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样的机会？是否会造成电信业竞争格局的改变？

　　史炜：为什么要上3G，我不同意老阚的观点，他按静态思维一棒子把3G打死了，实际上当初搜狐也没有想到短信把搜狐救了，谁也想不到3G推出以后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市场。为什么3G牌照一定要发呢？因为很可能运营商就变成了服务商，假设把网络变成一个专门租售公司，那个时候还有没有运营商？未来的市场是服务市场，当服务作为主导的时候，运营就退出了，谁都可以去租网络做去。当以后大家都能直接租用到通道的时候，现在电信运营商90%的通道租出去只收回10%成本的情况也就可以改变了，租费上调，不搞服务挣租金也能简单生存。

　　运营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当他真正按市场的方式去支付通道的时候，他是可以随行就市的，因为那时候大量的SP要租用通道，现在运营商为什么挣不到钱？就是转售业务给封杀掉了，SP真拿到光纤以后他就不再是虚拟的。这时候运营商就可以抬高网络通道的价钱。在这个过程中，3G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新业务，是我们想不到的，谁去创造？不是运营商去创造的。

　　当市场推进到这个时候，转售业务一旦出现转机时，市场格局就真的会发生变化了。按WTO的协议，电信业务有10年的保护期，那么过了保护期会怎样？所以3G产业链的延伸会带来大量的服务业务。现在比较庆幸的是中国电信、中国网通、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他们已经开始注重服务了，而不是简简单单的拿牌照。再比如小灵通如果能漫游实际上，那它就是真正的移动服务了。所以，服务是最大的力量。所谓3G的损失还仅仅是一个想象，阚老师想象会亏那么多，会不会亏在运营商手里？是不一定的。

　　3G时代不是运营商时代，是服务提供商的时代，所以撇开服务谈3G就没用了，这个时候我们确实要思考拿了3G能不能挣到钱。

　　这不仅仅是产业链的问题。现在运营商做龙头，而运营商把SP的提供者更大的操作空间封杀掉了，这样的话，中小的SP拿到资料却找不到渠道，所以运营商要的不是3G技术，而是牌照。新的增长点是不是3G？对于中国网通和中国电信来讲，更大的增长点应该是三网融合；对于中国移动来说，它现在更多的除了3G以外还有WiMAX、无线接入加上现代通讯组合起来才是未来真正大的电信市场。在卢主任的观点中，用3G替代了所有东西，其实那些东西不是3G的东西。如果我们解决不了市场互通问题，即使发“8G”，牌照都解决不了服务，这才是今天市场化最根本的问题。

　　主持人：大家关心3G，一方面是关心新的技术标准提供的内容，另一方面大家更关心新技术是不是给用户带来实际利益，也就是3G的资费问题，各位有什么观点？

　　阚凯力：我认为3G的资费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因为从语音业务与将来的宽带业务所占用带宽的比例看，恐怕语音仅占一小部分。

　　史炜：今后互联网也不按流量收钱，主要靠其它的服务增项。

　　阚凯力：国际上的实践证明，80%多的收入来自语音通话，加上短信就是90%多，将来话音业务只能不收费，因为有宽带存在，人们自然要用宽带上网络电话，宽带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人的基本通讯需求还是话音，话音从经济的角度来讲是一个具有需求刚性的市场，而宽带是比较有弹性的市场。

　　刚才史炜说只要把3G弄起来就可能出这样那样的业务，全世界至少嚷嚷十年了，到今天还没有一家能够在宽带业务上盈利。

　　杨培芳：阚教授讲的不仅是3G的问题，也是电信业面临的普遍问题。我认为这个死结可以打开。举一个过去的例子，1980年代，三类传真机已经成熟，但从当时中国运营商的角度看，中国已经有了很好的电报网，为什么还要发展传真机呢，于是就制定一项政策，谁在电话终端上安装传真机，每月就得交350元月租费。传真机确实给用户电报网一致命打击，电信企业自身利益也承受了一定损失，但对老百姓来讲则产生了巨大利益。传真业务最终还是发展起来了。

　　阚凯力：我说没法收。宽带普及以后，运营商要想继续收通话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封杀网络电话。

　　运营商洗牌与3G无关？

　　主持人：刚才史主任说3G并不是电信运营商的洗牌，您能否具体谈一下如何做的这个判断？

　　史炜：原来说3G是一个产业重组的概念，现在看并非如此。电信公司确实需要重组，但有多重因素，和3G没有必然的关系。而且也不存在洗牌，难道6大业务运营商能洗掉两个？

　　主持人：牌照先发给谁，哪一种标准发给哪一家，对于产业重组不是一个机会吗？

　　史炜：牌照先发给谁后发给谁，现在无法判断。我认为作为移动牌照，中国的四大运营商都应该用，都变成全运营公司，这与3G没关系。可能发的是3G牌照，也可能发的是移动牌照，电信的发展趋势是大家都应该走全业务，才能平均收入、平衡发展。

　　杨培芳：将来所谓全业务的经营是不存在的，只有全业务许可。政府只是许可运营商的申请，至于运营商到底上不上这个业务，政府是中立的。

　　卢奇骏：各大运营商开展3G业务以后，竞争格局肯定会发生改变，但如何变，则取决于运营商能否把握机会，采取适宜的竞争战略。3G时代的竞争，主要在增值业务方面。而增值业务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目前欧洲、日本和韩国的3G业务开展情况就是明证。未来随着3G业务和互联网以及广播电视网的融合，必将衍生出更多的新业务，从而使产业格局发生更深层次的变化。

　　目前电信行业的竞争之所以会导致效益下滑，不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原因是电信行业结构不合理，企业运营商之间的业务雷同，只能开展价格竞争，导致效益日益下滑。但是如果到了3G时代，运营商完全可以展开差异化竞争。

　　阚凯力：我认为不存在因3G而起的重组。随着网络电话以及无线局域网的发展。语音将来肯定是免费的，因此电信运营商将失去其核心收入。何况固网做网络电话、即时通讯，都不是“左手打右手”，简直是左手拿刀和右手拿刀互相砍。电信运营商提供信息服务，作门户作得过新浪、搜狐？作网上拍卖，作得过淘宝、eBay？作即时通信，也作不过腾讯、MSN。所以，电信运营商转型的唯一出路是转化为带宽提供商、接入提供商。现在的光缆有带宽，以后就卖带宽、卖接入赚钱。

　　史炜：再过五六年，在经济学上将不存在电信运营业。电信运营业已经到了消亡的时候，根本不用等到下一代网络，以后的电信业一定要向服务业转化。

　　阚凯力：那时候中国电信也就相当于收收高速路的过路费。

　　史炜：现在为什么说电信到了穷途末路呢？宽带增长大于业务增长，业务增长大于收入增长，收入增长大于成本增长，这样传统的业务就死了。即使重生，也不可能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电信运营业务了。

　　卢奇骏：我给你们归纳总结一下，电信技术以及其它技术的融合，会使传统的电信行业内涵、本质和特征发生深刻而长远的变化。最后的电信运营商绝对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电信运营商。

　　史炜：以后根本就没有电信运营商了。我跟阚教授有一个观点不同，我认为3G转移支付是更多利益点的平衡，阚教授认为3G本身投资是亏损的，但我们对市场的认识和理解完全一样。

　　“TD”难题

　　主持人：TD-SCDMA作为国内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3G标准，在技术成熟度和商业化上都不及欧美标准。你对这一标准的前景有何看法？在运营商比较明确地倾向欧美3G标准的背景下，如果发放牌照，TD-SCDMA应该由哪个运营商承载？市场风险应由谁承担？

　　史炜：客观来讲，对中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TD-SCDMA标准，我们既不能太悲观，也不能过于乐观。现在简单地贬低TD标准是不负责任的，我认为TD的收益可能是一个转移支付。举一个例子，现在美国对中国提出关于中国加入WTO电信门槛的准入问题，这一轮谈判中国有TD这张牌可以打，TD的转移支付就体现在这里。我认为以下问题今天确实需要认真考虑。

　　第一，围绕TD-SCDMA的商用化，大唐是否已完成或正在完成主要商用平台的解决方案。

　　第二个问题，我一直认为TD—SCDMA的发展和大唐移动公司体制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现在大唐移动是国有公司的体制，体制不顺畅严重阻碍了TD的发展。我认为，有关部门能否赋予大唐移动更有利于市场竞争和产业化发展的“公司运营体制”，这对TD-SCDMA的成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TD—SCDMA产业联盟产业推进上的一致性问题。联盟在TD-SCDMA推出后，终端市场的优化安排，在TD-SCDMA与其他标准竞争中的协同性及利益关系问题，以及大唐移动在联盟中的地位和核心作用等，均影响着TD-SCDMA的正常发展。

　　第四，TD-SCDMA目前在研发、市场推广、产业化布局等方面的资金准备情况究竟是怎么样？如何既体现国家支持，又遵守市场公平规则，既体现国家战略又实现企业创新的对策？特别是在资本安排上，究竟最有效的战略安排是什么？

　　我有幸参加了几次国资委对运营商的考评，这里面有一个问题，运营商拿到3G牌照做不做3G这是一个问号，可能运营商只要求拿到牌照，有了移动牌照以后可以不做3G、做802.16等，但是没有无线接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来说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要问大唐移动一个问题，能否科学全面的把TD—SCDMA的优势、障碍、问题展示给大家？现在越不敢说炒作就越厉害，最后3G就越糊涂。

　　阚凯力：用中国主流的技术标准来衡量，TD-SCDMA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但如果在没有需求的情况下去产业化，去普及、去推广，那么无论是自己的标准，还是外国的标准，都是在劳民伤财。

　　杨培芳：关键问题是TD标准是一个好东西，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产业化不行，或者是做标准的人做不好产业化，TD没有先天的不可救药问题，就是因为它出得比较晚，谁都不愿意第一个吃螃蟹，所以现在要抓紧做试验。

　　主持人：你觉得发给哪家做TD比较合适？您觉得谁能把它做得比较好？

　　杨培芳：我说过现在上3G确实面临三大风险，一是运营商无论上哪个3G标准都有可能亏损，而且是相当大的亏损。我认为，这个亏损并不害怕，关键是如何对待它，网络经济的特点就是不到盈亏平衡的临界点上，肯定是要亏损的。二是政府的政策支持能不能到位，也就是政府对新技术，包括自主知识产权的支持，这就是要取决于政府的智慧。第三个风险就是全社会能不能摆脱传统的工业经营思想，因为传统的电信经营观念基本上采用了工业运输经济的思想。电信与工业社会的运输产业、钢铁能源自来水都不一样，工业经济成本曲线是一个U字型的，网络经济成本是一个L型的曲线，用得越多成本就越低。至于将TD给谁，我不是决策者，但我认为应该给既有实力又愿意在政策支持下一心一意把它搞上去的运营商。

　　卢奇骏：3G业务开发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无论哪一个运营商承担TD—SCDMA网络的建设，都要承受巨大的投资风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风险只能由企业来承担，政府的作用在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和投资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