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世界2006年第13期

　　本刊记者 乐宁

　　不管是模拟时代的一家独大，还是数字时代的各种纷争，亦或是迎接3G来临前的躁动，洗尽铅华，脱胎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移动通信产业正在为我们展现它别样的风采，而在它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中，它所经历的每一件事，带给我们的不仅是感动，还有深思。

　　众说纷纭的第一张移动网

　　在一般人的概念里，1987年11月18日为配合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在广东开通的移动网是国内首个移动通信网。对此很多地方表示异议，像秦皇岛等城市，认为自己是更早开通移动通信网的城市。

　　而细推起来，中国最早在这些城市开通的模拟移动网都还不能算作是中国最早的移动通信网，只能算是最早的蜂窝移动通信网。相比之下，在秦皇岛由爱立信赠送的蜂窝网应该比广东的蜂窝网早半年开通，该网由3个基站组成，10多个信道，爱立信后期也是依据这张它无偿赠送的试验网开始逐渐打入中国市场，并在中国成就了爱立信的神话。但通常业界认为是广东开通了中国首家移动电话网，有人分析这可能是因为广东开通的是第一家签了正式合约的蜂窝网，而且容量较大，又是在六运会的背景下开通，有着广泛的媒体报道做支撑。而实际上应该说广东开通的是第一张移动商用蜂窝网，其他地方开通的是试验型蜂窝网。

　　而如果要真正追溯起中国移动通信网的起源，还需要把时空拉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广东或更早的上海。

　　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上海，当时的上海移动通信研究所(简称上海一所)曾经为长江航运开发了一套基于450MHz频谱的移动通信系统。该系统具有广覆盖、小容量的特点，在开通时还请了许多专家参加开通仪式，并有可以作为当时开通网络的话费收费单据做证明，说明它已开始面向市场商用。

　　与其时间大概滞后半年开通的网络是建在广东一个叫“西德胜(现为广州电视台台址)”的小山头上的450MHz网络，所使用的终端形象比喻起来就是“有抽屉那么大”，被称作“便携机”。该项目由当时设在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下的无线处负责。无线处处长戴美泰回忆介绍，当时这个小山头的周围有一些工厂，建设这个网络主要是为了满足这些工厂的通话需要，是作为固话的延伸建设的。设备由上海一所提供，无线处负责现场服务。在西德胜山头上设的这个基站由于地点高，可覆盖范围达20多公里，后期共发展了20多个用户。据说开通这个基站很费了一些周折，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广东省管理局高层对它的安全性表示怀疑，认为不保密，所以一直犹豫着不批，而戴美泰作为该项目的申请人则一直在给高层做说服工作。后来终于批准可以建设了，又告诉说没有频率。当时申请的是150MHz的频率，因为没有，无线处就与上海一所商量转到了450MHz，并和上海一所的人士一起跑到北京要求更改频率，这样前前后后又折腾了一年多的时间，等到基站开通后已经到了1984年的年初。开通后所执行的资费则是参照当时的市话标准，长途另收附加费。终端则卖到1万多元一部，使用者都是附近的企业。

　　由此来看，中国的移动通信开始得并不晚，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并未受到很多的关注，因为当时很多人认为移动通信是为特殊需要产生的(如航运)，而且终端价格昂贵，是为富人所用的技术。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后来模拟网初期的市场定位，很多地方都把移动通信定位为车载电话加以发展。而事实的结果却远远出乎人们的意料。

　　模拟网的多舛命运

　　就在中国自己所研发的移动通信系统还不为国人所广泛认知的时候，国外的移动通信网络已开始逐渐铺开。1979年，日本开通了世界最早的第一个蜂窝移动电话网，随后，欧洲也在1982年上了由北欧研发的移动电话系统，1983年美国也开始了移动电话系统的建设。在此情况下，1984年，隶属于原邮电部传输研究所的无线室移动通信组接到了当时邮电部要求跟踪蜂窝移动电话、研究中国移动电话如何上的任务，同时研究的课题还有寻呼。

　　工作组接到任务后首先对频率做了规划，把一开始确定的450MHz的频段改为900MHz，因为450MHz频段的频率有限。随后，工作组又确定了未来中国移动通信建设将采用的TACS的技术标准，以及编号、收费方式等，多年来一直沿用的“双向收费”就是那时有工作组参照国外收费模式确立的。

　　因为有了450MHz移动通信网的基础，广东无线处也对当时已开始在国际上崭露头角的模拟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85年时，摩托罗拉首先在广州的东方宾馆举行了一次关于模拟网的演示，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从事无线工作的20多位技术人员都去进行了交流。从此以后，无线处的人员就不断地与国外进行有关模拟网技术的交流，了解国际移动通信技术发展的情况。不少国外厂商也跑来和广东省邮电管理局接触，希望进行合作，甚至也有国外厂商提出免费出设备(因为当时外汇紧张)，由管理局负责经营，商用后实行利润分成。管理局的领导经过慎重考虑后，认为还是应该自己干，并找到了当时已开通模拟网的香港运营商CSL准备进行合作。由于前期已经有了很好的市话合作基础，CSL还提出为广东上模拟网提供10年的无息贷款，所支持款项将从CSL应支付给广东的漫游费中扣除。

　　有了资金的支持后，到了1987年，广东省邮电管理局为配合六运会的召开决定上蜂窝移动通信，当时的北京传输所移动通信组组长卢尔瑞带队前去为管理局做了网络规划，并最终经过激烈的争论后，在爱立信和摩托罗拉之间确定了爱立信厂家的产品，认为爱立信的产品更助于以后的联网和漫游，因为爱立信走的是国际电联的标准，而当时的摩托罗拉则采用的是本国标准，对漫游方面的关注不如爱立信。直到后来全国开始了大规模的模拟网建设后，仅仅爱立信一家的产品和服务都远不能满足当时建网的需要时，邮电部决定引进摩托罗拉的设备，这也是为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促使模拟网设备的价格有了较大幅度的下降。而实际上，由于初期人们对移动网的认识有限，总认为它是市话的延伸和补充，同时资金也有限，模拟网发展的并不是很快。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数字通信的风声开始起来了，人们在模拟网上的投资也就愈发显得谨慎。

　　在各地引进摩托罗拉设备后，由于两家产品组建的网络所使用的频率不同，人们通常把用爱立信设备组建的模拟网称为B网，把由摩托罗拉设备组建的网络称为A网。B网使用的频率是900～920MHz，A网使用的频率是920～940MHz。广东一直使用的是B网，紧跟其后开通的北京则是A、B两网并存。

　　在模拟网开通初期，由于各地的网络还没有互联，导致不少经常出差的用户要同时配备若干个手机号码，每到一地就换一个号码，非常不方便。所以在引进模拟网不久，我国就开始就联网漫游问题进行讨论。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A、B两网各自之间的联网不成问题，但A、B网之间的联网就成了很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原邮电部还为此专门成立了漫游联网工作租，负责两网之间的漫游联网工作。最初两网之间采取的是人工漫游的方式，直到1995年才发展为自动漫游。而此时的GSM数字网络已开始大规模的建设，邮电部的专家们也吃够了A、B两网互联漫游的苦头。

　　随着数字网的日益壮大，到了中国已拥有上千万用户的21世纪初时，容量有限的模拟网已经没有太多存在的价值，“三网并行”也给运营商的运营维护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并带来了频率浪费的问题，而且由于模拟网功能有限、成本偏高、终端价格太贵等原因，已经很难再与GSM数字网在同等平台上竞争。所以，最后在邮电部的统一部署下，模拟用户开始通过自然淘汰、适当引导等方式，逐步转移到数字网，并于2001年在全国关闭了A、B两网。至此，国人算是彻底告别了模拟的语音时代，以小步快跑的步伐几乎没有多少思想准备就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数字语音时代，过去的“大砖头”也瞬间变换成了一部部小巧精致、功能多样的各式手机。手机已不在是过去富人们吃饭时立到饭桌中间炫耀的奢侈品，而是成为大众消费的普及型用品。这一点让每一个最初从事移动通信的专家们至今想起来都觉得恍如做梦一般不可思议。据说当年中国联通刚成立时吕建国副总裁提出“要让移动电话进入寻常百姓家”时，大家都笑他是傻子。

　　数字网时代的纷争

　　中国数字网时代的到来严格说起来应该是起始于1994年7月19日中国联通的成立。联通的成立促进了GSM网在中国的落地生根，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一发而不可收，且由中国移动发扬光大。而在1994年10月25日由邮电部部长吴基传在国际展览中心拨通的第一个GSM数字移动电话则可以看作是数字移动电话进入中国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通完话后这个临时开通的GSM网络也随即关闭。

　　联通的成立有其特殊的背景。据说最初是在1992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由当时机械电子工业部通信产品司司长何非常首先提出，认为应该把当时多部委多余的通信部分资源整合起来为人民服务。此提法很快得到了当时还是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的胡启立的高度认可，并赢得了电力部和铁道部的响应。1993年3家联合起草了一份约50万字的关于成立中国联通的报告。但是在当时邮电部一家垄断通信市场的情况下，该提法受到了邮电部的强烈反对，但是得到了当时任副总理的朱容基的支持，于1993年的12月做了同意成立的批示。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和李鹏也分别做了批示，认为是“有益的探索”。

　　经过紧张的筹备之后，中国联通最终于1994年的7月19日正式成立，全称为“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采取独立法人的运做模式，在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了300多个分公司和子公司。联通集团成立时员工只有40多名，注册资金为13.4亿元。

　　成立后的中国联通首先在网络技术部部长姚慕贤的努力下确立了“技术要先进、建网要快”的原则，其规划部的10多名员工则在当时由邮电部第一个正式调入中国联通的姜志明的带领下，在北京的万寿宾馆驻扎了两个多月，最终克服重重困难做出了中国联通的第一个规划，确定了联通业务发展的重点是“无线起步，移动先行”，并确立了采用GSM的移动通信技术。

　　随后，中国联通首先在广东、上海、北京、天津4地建立了正式的GSM数字网，并于成立一周年之际开通了其第一个GSM电话。该电话在北京的钓鱼台由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邹家华副总理拨通。联通的人很清楚地记得，邹家华分别拨通了4个城市的移动电话。那一刻饱受各种辛酸与磨难的联通人真是无法形容自己激动的心情。

　　有人这样形容联通成立对于中国在通信业引入竞争机制的意义：首先是促进了技术的进步，促使中国从模拟通信时代走向了数字通信时代；其次是改善了服务质量，所推出的低柜台服务和即买即通等开创了服务的先河；三是促使了服务价格的下降，最明显的就是入网费的下降；四是激活了中国电信业的金融市场，促进了中国电信企业向海外融资的步伐。

　　虽然联通建设GSM网走在了前头，但实际上，和中国联通几乎水火不容的邮电部早在1987年模拟网刚刚起步时就提出了要关注数字移动技术发展的要求，并收集了来自各方面的信息。这之后，邮电部曾多次组团到欧洲考察GSM技术的发展状况。当时的欧洲标准五花八门，但随着欧共体一体化的运做，他们首先对作为先进移动通信技术的GSM标准做了统一，并热情接待了中国代表团，讨论到想把GSM标准推向中国的愿望。

　　1992年，由美国高通推出的CDMA标准也开始崭露头角。因为从技术上来讲，CDMA比GSM更具先进性，因此，邮电部原本打算上GSM的计划被推迟了好几年，转而关注CDMA的发展。然而，CDMA的技术在当时还不够完善，在1994年前后几乎没有什么设备，这方面让当时各省的邮电管理局据说是“急得不得了”。而当时GSM已在多个国家使用，技术上已很成熟，对于这项可以在未来持续10～20年而不至于很快落后的技术，中国联通经过慎重考虑后最终率先做出了选择。

　　中国联通的GSM网开始建设以后，使得一直在GSM和CDMA之间观望犹豫不决的邮电部最终下定决心。当时的邮电部部长吴基传最终拍板，指出“当技术和市场发生矛盾时，首先要尊重市场的选择”。这种情况下，隶属于中国电信总局的GSM网才开始全国范围大规模的铺开，由1994年成立的移动局负责具体实施。移动局为隶属于中国电信总局的二级单位，第一任局长是张春江。移动局可以看作是中国移动集团公司的前身。

　　由于前期准备工作做的充分，这张中国的第二张GSM网的建设几乎没有什么周折就很顺利地发展起来，这主要得益于其在建网初期提出的“全程全网”的建网理念，要求各地边建设边联网。这一点对于中国移动的后来居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到了1997年时，隶属邮电部的GSM网的规模已远远超过中国联通的GSM网络规模。而中国联通的网络一直饱受资金紧缺和互联互通问题的困扰，以至于到了1998年朱容基升任总理时，中国联通与当时邮电部的移动业务从市场份额的角度来看还不到1/4，而国际上惯例能够成为竞争主体的标准是大于1/4。鉴于这个原因，朱容基提出了“旗鼓相当，各具特色”的理念，并着手将相对独立的移动电话从电信总局独立出来，同时独立出来的还有当时正火的寻呼业务，目的是削弱中国电信，成立单独的移动通信公司，也即是后来的中国移动集团公司，以使市场竞争更加公平。所以，后来有人说，中国移动一定程度上得感谢中国联通，是中国联通成就了后来的中国移动。

　　中国移动成立之前，国家于1999年成立了移动通信筹备组，由现任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局长苏金生任组长。筹备组成立时正是中国移动网络建设大上快上的紧张时期，在经历了几年的预热之后，中国的手机用户到此时已经开始了每年翻一倍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为了满足市场用户发展的需求，他们不得不“从早到晚忙建网”，建网成了那个时代移动公司的最大问题，规划经常会滞后于实际建设的5～6期，不少人在建网过程中忘我工作，为中国移动通信的发展倾洒了满腔热血。

　　筹备组当时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确定中国移动的“中国”字头，为争取这个字头据说苏金生还是很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当时国家已经在对使用“中国”字头进行控制。在确定名字和LOGO等具体事务的同时，筹备组还提出了中国移动未来“争创世界一流”的发展目标，并提出了“团结协作，艰苦创业”的发展理念，到了2000年4月20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成立，以张立贵为首的中国移动有很多方面沿用了筹备组时期的一些东西。

　　中国移动的注册资本为518亿元，资产规模超过4000亿元。为了充分调动地方公司的积极性，发掘市场运做的潜力，中国移动采用的是“母子”公司的经营模式，并在后期完成了公司的整体上市，成为我国电信业发展探索改革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也为其后来走国际化道路埋下了伏笔。

　　至此，两个规模实力相对悬殊的移动公司都已组建完毕，随着市场环境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两个公司在一线的拼杀也越来越激烈。小灵通的异军突起更使这场数字通信时期的拼杀更加激烈，并直接拉动了服务价格的下降，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移动通信的快速普及。对于小灵通，我们也应该持一分为二的态度看待。

　　CDMA的台前幕后

　　GSM在中国发展的火热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当初对它的预期，但同时，人们对于CDMA的关注也一直在持续。在当初GSM与CDMA的搏弈中，邮电部曾多次组织专家组到美国进行考察，但因为IPR的问题和安全性等问题邮电部采取了“等”的策略，希望它能够更加完善一些。后来由于联通的成立和采用了GSM的标准，迫使邮电部最终决定放弃当时还并不成熟CDMA，转而大规模发展GSM。

　　随着CDMA的日渐成熟，以及国际时事的风云变幻，当年没能落地中国的CDMA在经历了各种波折之后，最终还是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并由中国联通负责实施。同意在中国建设CDMA是国家在寻求更大化国家利益时的一张必须出手的王牌。据说当初确定由中国联通建设CDMA网时，李嘉诚曾亲自与中国联通高层沟通，希望能由他来承担CDMA网的建设。但后来这事也不了了之。

　　一位一直参与到中国移动通信建设的高层在谈到当初CDMA在中国发展的状况时透露，CDMA网一开始信息产业部(1998年由原邮电部和电子部合并成立)并不太愿意上，很矛盾，认为是自己跟自己打架，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有了两张GSM数字移动网，一张属联通，一张属当时还没有独立出来的移动局。为此中国和美国谈了很长时间。后来两国高层互访后决定快要上时，因为美国炸了我国南斯拉夫大使馆，又被搁浅了一年多。由于CDMA的频率在军队，因此我国先开始在军队里做了4张CDMA试验网，这4张网络分别建在北京、上海、西安和广州，采用的是军民共建的方式，主要有当时的移动局负责为其进行规划和建设，移动局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有4～5人的CDMA小组，很多当时有关CDMA的标准基本都是该小组负责制定的，因为实际上当时部队对CDMA的了解也并不多，只能依靠移动局来进行建设。军队建CDMA的初衷据说是为了商用，但是到后来由于资金有限，一直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再到后来国家提出了“军队不许经商”的要求，这4张CDMA网的何去何从就成了一个难题。等到政府决定由中国联通负责CDMA的建设时，这4张当初由军队负责建设的CDMA网络就被无偿划归了中国联通。

　　而在随后的市场发展中，虽然CDMA在技术上相对先进，但由于中国联通初期所执行的高端市场策略在定位上出了问题，以及终端款式的不足和价格的昂贵，致使初期的CDMA用户发展并不理想。后来中国联通及时调整了产品定位，市场上也开始推出了价格较为低廉的CDMA终端手机，发展了一部分用户，但仍然离期望还有很大距离，直到目前，联通C网的用户和联通G网的用户比例还是在1：3左右的比例徘徊。而此时的中国联通也面临着两网发展“左手打右手”的矛盾，中国发展CDMA的功过是非也实在很难说得清楚。但不可否认，CDMA的发展为我国移动通信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若干年后加以回顾，必然会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