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管制一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在市场经济中，经济的运行是由价格这只“看不见的手”进行调节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反对价格管制，因为价格管制往往会导致供求失衡，但之所以还要进行管制，一方面是因为市场存在失灵的时候，另一方面是政治方面的原因。与价格上限管制恰好相反的是价格下限管制。目前，不少国家都有最低工资立法，这是价格下限管制的一个例子。同时，在各个国家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或反垄断法中，都对掠夺性定价有严格的限制，即严格禁止价格倾销行为，这也是价格下限管制的一个表现。
提到价格下限管制，不能不提到如今电信市场上此起彼伏的恶性价格战。所谓恶性价格战，简单地说，就是以很低甚至接近于零的价格进行竞争。为什么会产生恶性价格战？经济学认为，固定成本以及沉没成本不是决策参考的因素，只有边际成本(在电信业中指的主要是流量敏感成本)才能作为商业决策的依据。众所周知，电信业是一种典型的网络产业，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如果纯粹从成本角度讲，只要价格不低于边际成本就不能算掠夺性定价，或者说，只要价格高于边际成本就是一个理性的决策，站在企业自身角度考虑就是合理的。因此，在电信产业中，只进行价格上限管制而不进行价格下限管制似乎是正确的。虽然国外也存在比较激烈的价格战，但我们在国外电信管制实践中，较少找到价格下限管制的案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有人据此认为，我国实行价格下限管制没有必要。但仔细分析一下国内外电信企业，就会发现差别，而这个差别正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国内外电信企业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产权结构，中国的电信企业国有产权仍居于绝对主导地位，而国外众多电信公司的股权比较分散，国家股权比例已经大幅缩小，有的已经不处于控股地位。对于国内电信企业而言，虽然说有国资委在考核，但考核的方式与力度与国外纯粹的市场考核是不能相比的，特别是国内电信企业根本就没有退出机制，经营不善最多是进行重组，而在国外，如果经营不善，其结果只能是被收购或破产，市场力的约束使国外电信运营商非理性的价格战较少发生。同时，国内电信企业股权过于集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管理决策的效率，却不利于科学决策、分散决策风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初电信业南北分拆之后，两大固网运营商就不应该相互进入。这方面，美国贝尔公司做得就比较好。1984年，AT＆T正式拆分。经过重组成立了7个地方小贝尔公司，同进入对方市场展开同质竞争相比，本地贝尔公司更愿意联合或者收购，从而守住自己的阵地，而不是强占对方的领地，彼此进入的后果肯定是恶性价格战。可以说，从南北电信业相互进入那天起，国内恶性价格战就注定要发生。从短期看，恶性价格战可能会对消费者有利，但必须看到的是，消费者所获得的收益是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的，而这部分社会成本用户一般是不会感受到的。恶性价格战不仅对企业本身有杀伤力，而且会导致国有资产加速贬值，破坏整个市场良性发展的机理。因此，必须对恶性价格战进行管制。
价格上限管制一般是以一揽子业务的平均价格为管制目标的，由企业自主调节价格从而达到企业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统一，价格上限管制的激励方向是企业降低成本。具体到我国电信业而言，首先，价格上限管制是以单个业务资费为管制目标的，与国际主流不符；其次，标准资费已经名存实亡，以资费标准为上限，对企业并没有真正形成价格约束；最后，上限管制的激励方向并不是企业成本，而是防止企业获得过多利润。
在当前电信分业经营的格局下，价格上限管制并不是竞争比较充分格局下的上限管制，而是垄断向竞争过渡情形下的管制。作为固定运营企业，由于移动分流的大势所趋，为了实现预算收入，必须努力降低成本，没有主动降价的可能。作为移动运营企业，由于目前其整体利润率远远高出固定企业，且移动资费较高，移动企业无论是为了应付现实的市场竞争，还是为了释放未来经营风险，都存在下调移动资费的动力与可能性。同时，为了协调固定网和移动网的发展，必须使固定资费和移动资费保持一定的价差空间。因此，如果可以对移动资费实行严格的下限管制，倒是可以平衡一下各方关系。但这显然受到社会的强大压力，行不通。这样看来，似乎只有通过结算来破解此难题。可以考虑对一些明显资费较高的业务，如漫游资费，实行有约束力的价格上限管制，对于其它基础业务，在考虑技术进步与物价水平的前提下，有步骤地降低资费，同时，通过提高网间结算价加大对固定网络的转移支付，解决固网的生存问题。当然，这些都是权宜之计，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经营与管制的问题，必须早日实现全业务运营，优化企业股权结构，真正建立起有效竞争的电信业格局，使市场机制发挥主导作用。
(林涛 人民邮电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