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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庆游五洋指电信资费高 单向收费实行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右)和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专家游五洋。
3月13日13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和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专家游五洋做客新浪聊电信资费问题。这也是新浪网3·15系列访谈的第一场。
电信资费一直是消费者非常关注的话题。去年，各地运营商资费大战风起云涌，相关主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尤其是去年9月2日，信产部出台了名为《关于调整部分电信业务资费管理方式的通知》，只实行上限管理，将电信定价的权力全部交给了运营商，使得电信价格的走势更加引人关注。新浪科技特邀请上述专家与网友交流。
嘉宾简介：
王学庆，1964年生，1991年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1991-1995年在中 宣部工作；1995年-今，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工作，现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国家发改委价格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医药价格审核专家委员会委员、信产部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
游五洋，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曾就职于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主要从事电信经济、政策，以及信息化政策研究，对电信管制政策及电信竞争经常有独到深刻的见解，著有《信息化与未来中国》。
精彩观点：
•有关单向收费问题我们做过核算，结果单向收费方案不是降价，而是一个涨价的方案。所以那次会议我是单向收费激烈反对者之一，但我不是反对单向收费，我反对的是借单向收费变价提案的方案。
•有一块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移动漫游费这块，资费非常的高，据估计像移动公司的利润里面有很大一块来自于漫游费。一个移动公司的用户漫游到外地去，如果中国联通的用户只能由中国联通提供漫游，漫游业务这块没有竞争的，漫游费用非常的高，但成本不是很高。
•关于全国统一建一张TD网的问题：电信是规模经济，如果有多家建网会形成浪费，我们需要在垄断和规模经济中间取一个段，这个段叫有效竞争，达到有效竞争的程度。比如建几个网会达到有效竞争，这需要仔细论证的问题，几个网合适，这需要仔细论证。
•如果国家有信心推动TD的话，就应该由最有实力的运营商推动TD。现在有观点提出让电信或者网通来运营，我认为这事实上是折中的方法，现在运营商迫切需要牌照，你让他来上。但真正从推动TD来说，国家要下大决心，只建一张TD网，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以下为聊天实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下午非常荣幸请到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和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专家游五洋，欢迎二位作客新浪访谈。今天的访谈也是新浪网3·15系列的第一场访谈。
今天的话题还是离不开电信资费，每年电信资费都是3·15期间的热点话题之一，去年中消协严厉抨击了电信卡的余额问题，两位觉得这个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呢？
王学庆：我感觉这个问题，去年中消协提出来以后，现在解决得总体比较好，比如中电信、网通等都提出电信卡的余额可以向新卡上转移，原来的余额可以向新卡上转移，可以说这个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因为就是原来的余额不用的话等于没有的问题，转到新卡上可以直接花，这个问题解决了。
游五洋：这个问题目前就是得令人满意，因为对消费者有可以选择的措施，比如转到新卡上，赠送花费和延长截止期限等，用户可以选择进行消费。事实上余额的处置权转到消费者手中，这已经做得比较好。
主持人 ：实行之后消费者的反馈怎么样？
王学庆：比较好。消协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得到了信息产业部、电信主管机构和运营商非常良好的反馈，他们也认为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问题。实际上是消费者、政府管理机构和运营企业之间一个非常良好的互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感觉也比较好，也只能这样。
主持人：这样可以说是双赢。目前大家反映电信资费还是偏高，两位觉得是非偏高呢？
王学庆：我搞了多年电信资费，从我判断来说是偏高。从几个角度讲，从标准资费的角度讲，现在的标准资费是1994年制定的，离现在已经有12年，这12年中标准资费没有怎么变化，可以说标准资费是偏高的。固定电话的资费是采取3+1的收费模式，3+1的收费模式，我们说高和不高，实际上是有判断标准的。判断标准是什么呢？一是主要看电信运营商的成本，从电信运营商、移动和固定的成本来看，总体上是应该高的。这是第一块，我们说的是标准资费。
但是有一样，固定电话的标准资费，比如长途、本地电话费，手机的标准资费实际上现在很多没有在实行，比如手机有一个标准资费，以全球通作为例子，50块钱，双向收费，主叫对方各40，但基本上很少实施，各地电信企业都提出了套餐，以北京市99套餐来说，你交99块钱可以打200分钟，这实际上是什么呢？从这分析来说，从原来的标准资费上已经下降了很大的幅度，这在北京以内全国各地降低得更多，从降低的数量来看，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判断，比如有的地区的资费方案可以降到一毛钱一分钟，甚至可以降到更低一分钟。如果它那个资费方案可以降低到这个程度的话，大家知道买的没有卖的精，可以判断里面还有赚头，有盈利。回过头来看，在有些资费方案里头，仔仔细细分析一下一分钟含有3毛、4毛，证明这块是高的。这是从成本比较角度上，我感觉是高的。
第二，我们可以和国际比较，比如美国，这块比较也是不低，有些地方比如国际长途是比较高的，但这块整体是高的，但真正高多少，这很难判断。因为这涉及到要算电信运营成本的问题。而算运营成本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到目前来说，没有任何专家、也没有任何一个机构对电信的运营成本进行过仔细的核算。我判断电信资费是偏高，只能说我作为电信资费的一个研究者的个人判断，我认为它是偏高的。
游五洋：我认为要区分资费种类以及地区来看，从竞争比较激烈的领域，比如国内长途、移动的话音资费、固定的本地资费，在这些领域竞争相对激烈，资费也相对比较大。移动是直接竞争，固定电话的本地资费实际上移动对它有替代竞争，在很多地方也实行固定电话的套餐方式。从长途来看，这块竞争更激烈。长途资费，像各个公司都推出IP电话卡，网上P2P的语音软件对长途分流非常的厉害，这块的资费非常的低。消费者对长途资费是非常满意的，基本上是1分钟1毛钱，这块也是比较低的。我认为比较高的，竞争不是很充分的那些，一是移动电话现在竞争得不是很充分，因为固定电话有移动和联通两家，还有小灵通在竞争，还有铁通，移动实际上是两家在竞争，在很多方面竞争也很激烈，但市话仍然很不充分。另外，有一块容易被人忽略的就是移动漫游费这块，这块的资费非常的高，据估计像移动公司的利润里面有很大一块来自于漫游费。一个移动公司的用户漫游到外地去，如果中国联通的用户只能由中国联通提供漫游，漫游业务这块没有竞争的，漫游费用非常的高，但成本不是很高，这块比较偏高。从计算成本来看，城市人口很密集，电信网络平均每一线的成本是非常低的，在偏远农村的话，由于地理条件自然复杂，导致建设成本和运营成本非常的高，目前资费管理是不区分城乡的，在农村地区成本很高，目前实行统一的资费。特别是我国农村地区的资费存在着交叉补贴的状况，城市赚取利润补贴农村这块的资费，所以目前很难说是偏高偏低。但在竞争激烈的领域，资费非常的低，缺乏竞争的领域，资费就偏高。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室主任王学庆
主持人：原来利润最丰厚的地方在手机漫游费。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据统计，这几年全国电信价格资费差不多下降一半，但北京、上海下降最慢。
王学庆：这个我没有仔细算。但我感觉这几年电信资费价格下降很快，这是事实，但有没有达到一半，我不敢说，但有可能。北京、上海下降最慢这个结论我是赞成的，北京、上海下降的确实是最慢的。如何看待此事，我认为要做几方面的分析。北京和上海是大城市，有它的特殊性，以北京做例子，北京比上海高，北京是最高的，北京的资费为什么没有降下去，可以从几方面来说。
第一方面是运营商不敢降价，因为北京是天子脚下，各种管制在北京，监督得比较严。前几年新闻媒体说电信移动的价格战，在北京几乎没有打，为什么没有打呢？因为信息产业部在北京，国家发改委也在北京，两大电信企业，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也好，他们打价格战不敢，这是第一个。
第二，实际上在北京不必打价格战，涉及到什么程度呢？一是北京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很高的，联通也好，移动也好，他们放号的时候，由于居民购买力比较高，在相对高的水平可以买，号可以放得出去。像偏远农村小县城不一样，就这么高的收入，以北京的资费来放号，让他使用的话，他就不买，所以逼着运营商必须下降。还有一个就是联通在北京，我们刚才说的不敢，没有对移动的价格形成很大的竞争，所以移动也没有必要降。移动没有降，联通也没有必要降，维持在比移动低10%的价差；
第三是不愿，有什么问题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最后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能维持相对高的价格水平的时候是不愿意降的，我们前面说的不敢和不必，在第三点上就是不愿意，我可以不降，这说到一个时间顺序的问题，可能在前几年更多的因素是不敢，在2005年，尤其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2408号文件出台以后，更多的原因是不必和不愿，所以北京市、上海市的电信资费的价格水平比较高，北京市可以说是第一，上海市是不是第二？我不敢说，因为上海最近出台了资费60套餐和88套餐，出台这些套餐以后，有可能下降得比较多。
游五洋：我比较同意王主任提出的第一点看法，北京的运营商相对比较规范一些，规范的资费就是目前的状况。
网友：手机单向收费的呼声一直很高，您觉得有没有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游五洋：消费者呼吁的手机单向收费，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政府部门和消费者之间有一个认识上的偏差，手机单向收费是资费结构的问题，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资费水平的下降，其实有两个愿望，资费结构改变，变为单向收费，资费下降一半，比如单向收费是4毛钱，作为运营商和政府来看的话，如果仅仅理解为双向改为单向的话，主叫付费就8毛钱，仅仅改为单向收费。但消费者还有另外一个愿望，改掉单向收费后资费下降。在既定的成本下，如果一下子下降一半的话，力度很大。对于消费者来讲不一定要资费下降一半，主要是提供多种资费结构供他们选择。比如可以有资费套餐的形式，也可以交月租费的，也可以先交一笔费用，然后按月收费，消费者可以选择模式来进行资费。还有就是实行单向收费有一定的困难，在于我们国家的互联互通政策，就是移动的接续费的问题，如果移动的接续费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实现。现在互联互通的政策是以前是双向收费，中国移动打中国联通的用户，互相不结算，都是对两个用户进行收费，实行单向收费后，接电话一方不付任何费用，对联通公司来说收不到任何钱，因为移动对它不进行网结结算。移动和联通要实行双向结算，一分钟6分钱，目前可能的情况是移动和联通实行准单向收费，对于来自网内的电话或者来自别的移动的电话可以实施准单向收费。但是移动和固定这块还没有实施，目前我国的政策是什么，移动打固定，因为固定电话接电话这方并不付费，移动就要向固定结算。但固定打移动，固定并不需要向移动结算费用。固定打移动，移动的被叫方还要收费。
总的来讲，在目前互联互通的结算情况下，单向收费还有一定的困难，困难在于如果要实施单向收费的话，政府必须制定移动接续费的政策，移动接续费就需要组织很多专家计算网结的成本，制定相应的费用，这是很复杂的过程。事实上很多国家保持单向收费，比如美国、新加坡，这些国家的移动通讯非常的发达，政府管理水平很高，他们仍然坚持无论是单向还是双向，对于消费者来讲不一定是好事还是坏事，关键是可以提供多种选择方式进行选择。
王学庆：单向收费，我们回顾一下，98年当时信息产业部、国家发改委请了很多部门，包括财政部在开过一次电信资费听证会，主要目标是信息产业部听了单向收费方案。单向收费方案是移动电话单向收费，主叫方单向收费是6毛，被叫电话的人不收费，其中涉及到固定电话打移动电话的问题，固定电话打移动电话也是单向收费，单向收费，移动不收，固定就得多收，当时要求是2毛钱1分钟，当时北京市的固定电话资费是每3分钟0.18元，就等于每分钟6分钱，等于固定电话打移动电话的时候，每分钟涨价1毛4，我们核算过这个方案，因为当时不像现在，手机用户比固定用户还多，当时固定电话用户要远远多于手机用户。我们核算完的结果以后，单向收费方案不是降价，是一个涨价的方案。所以那次会议，我是单向收费激烈反对者之一，但有一样我不是反对单向收费，我反对的是借单向收费变价提案的方案。这是98年的一件事情。
第二次事情，就是2002年左右，当时阚教授说了一个观点，说中国准备实行手机单向收费，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因为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在香港、纽约上市，结果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在纽约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大幅度下跌。最后吴基传部长到香港做了一个讲话，讲话是单向收费就两年之内不动。
我说这两个事情是让广大读者知道，我们单向收费并不是没想搞过，实际上有两次已经进入快实施的阶段，最后因为各种原因大家把它抛弃了。98年那次是国务院把这个方案否决了，2002年那次是因为香港股市的巨大波动，因为涉及到2002年香港的经济比较难，这是我介绍的背景。
另外，手机单向收费到底有没有必要？有多大价值？我很同意游五洋的观点。手机单向收费，实际上消费者理解的单向收费跟运营商、管制机构理解的单向收费确实有差距。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以中国移动的全球通作为例子，50块钱月租费，双向收费，主叫和被叫各4毛钱。如果单向收费后，就是主叫收费，真正来的实质是一方面改变收费方式，改变资费结构，另一方面更重要是消费者要的电信资费水平的降低。如果改为单向收费的话，月租费还是5毛，被叫接电话人的4毛不要，主叫改为8毛钱一分钟，这也是单向收费，我估计着这种单向收费消费者不会欢迎。因为谁的手机是既接电话又要打电话，不可能说我买一个手机就接电话不打电话，那样的话，手机的应用价值是大大降低的，就基本上变为寻呼机了。单向收费这块，消费者要的是资费下降。
我举个例子，双向收费，全球通，我主被叫都收费，主叫变为2毛钱一分钟，被叫变为2毛钱一分钟，跟我们现在消费者理解的主叫4毛钱大致是一样的，这时候单向收费，消费者也会接受。主要的问题是单双向不是主要问题，实质的问题是价格水平下降，这就涉及到游五洋所说的，实际上单向收费不是必须要实行，也不是必须不实行的问题，可以实施，也可以不实施。比如资费套餐，政策是比较宽松的，价格上下可以拿方案，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可以拿出一套单向的收费方案和现在双向的收费套餐，你让消费者进行选择，至于中间的网结结算的问题，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成果可能和游五洋这边有区别，我认为这不是障碍，解决起来有一定的难度，但绝不是因为这个问题那个就实施不下去，不是，有两种途径，一是要算网结之间的成本，这确实很难办。第二种方式是如果互不结算的话，问题不是很大的。联通用户少，打出去的少，接的也少，中间如果绝对精确是不可能的，但中间的数字我们算大致的时候是差不多的，移动多，打出去的多，接的也多，移动和联通的关系是什么呢？移动用户多，打联通的也多。而联通用户少，接移动的电话也少，如果大致差不多的话，可以用结算的办法把互联互通的方法避过去，这就说到实施的可能性。实施的可能性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我们说现在也不存在政策上的障碍，因为这涉及到信息产业部4082号文件，这就涉及到运营企业意愿的问题和想不想搞的问题。
主持人：网友听到这里可能豁然开朗，事实上除了美国、加拿大、新加坡和香港地区，全球其他的地方都是单向收费，而且印度智利刚刚改为单向收费。而问题实际上就是老百姓要得到实惠，不一定是改为单向收费。
王学庆：美国和加拿大虽然不是单向收费，但资费方式是非常灵活的，有的是单向，有的是双向，加拿大也是这样的。这涉及到本企业用户之间的通话，也就是本企业的用户跟其他企业的用户的通话，在加拿大是双向收费的，双向收费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避免互联互通的麻烦，互联互通结算确实是麻烦，这说明可以单向，也可以双向，这只是收费方式的问题，并不是非得走哪条路和不走哪条路。
主持人：去年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下文实施资费上限的管理，把定价权交给运营商，现在看来它是否会引发恶性价格战？它对弱小运营商有什么影响？
游五洋：我认为这是政府适应实际竞争环境作出的改变。在电信市场上，电信的资费和电信的实际资费水平和政府的管制资费类似于双轨制的情况，标准的资费是一种情况，实际竞争是另外一种，现在资费管制的力度也不太强了。另外运营商通过各种变相降价的方式来改变资费的水平，也加大了监管的难度。目前也是为了适应市场环境而进行了资费的改革，目前引发价格战确实存在这种可能，从国外发达国家引进的价格方式，目的是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在垄断的情况下，运营商不要把业务资费的价格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这种资费管理方式是适应垄断情况下的资费方式。在中国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一种竞争的情况，文件对下限没有作出规定，目前几个电信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情况，有可能发生价格战，因为集团公司要考核省公司，有各种指标，完成任务的话，价格是很好的竞争工具。除了我们现在关注这个文件，事实上除了这个文件以外，信息产业部还有别的文件，运营商实行一些资费套餐的时候要经过政府部门的批准，也就是程序上要合法，这会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我的意思是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为它并没有一个下限管制。恶性竞争的情况可能更多一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运营商把价格提到标准之上的。
王学庆：我先评价一下信息产业部价格上限的文件，就是4082号文件，我对这个文件评价是很高的，最近这几年有关电信资费文件当中，这是改革力度最大的一个文件，有很多积极的内容在里面，这是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我要区别信息产业部和国家发改委发的4082号文件价格上限制，跟西方国家，比如英国实行的价格上限制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的上限就是以现在的标准资费作为顶限，超过标准资费就是不符合规定的，这个之下你可以去制定价格套餐。西方国家的价格上限制是不一样的，有一个定价公式，是以前一年的价格水平作为基数，加上通货膨胀带来的影响减区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也就是在西方国家的价格上限制的话，上限是移动的线，可能上涨。如果这一年的话，技术没有进步，生产力没有提高的话，而通货膨胀比较高的，就是上涨。如果通货膨胀很低，技术进步很快，生产力提高很快，上限是逼着下降的。信息产业部和发改委的上限是既不允许你上升，也不允许你下降，所以这个上限和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价格上限的优势是什么呢？制定起来非常的方便。其缺点就是缺乏灵活性，出台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值得大家信赖的公认的价格标准在哪里，没有，只能用这个。这是我对文件本身的评价。
第二，价格资费上限制能不能引发价格战？这一点我跟游老师的观点有歧异，首先我要解释价格战，在电信行业打价格战有什么不好，这个观念我坚持很多年，电信行业的价格战对消费者来说、对行业来说都是有好处的，而且好处远远大于坏处。第一点，刚才说价格是偏高的，偏高意味着对消费者是不公平的，偏高，打价格战不会往上打而是往下打，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应该欢迎价格战。第二点，价格战有一种优胜劣汰的过程，市场机制就是靠价格在起作用，优者胜，劣者退，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价格战是否是破坏性的。现在移动就两家，如果打价格战，是否把一家打死？我认为不是垄断，而是寡头垄断，寡头垄断打价格战的话，如果一家可以把另一家打死的话，会进行破坏性的价格战，把你打死，然后完全垄断，制定垄断价格实施最大的利益。现在中国的情况怎么样？我们的中国联通、中国移动都是国有企业，都要受到国资委的制约，受到国家的制约，即使移动在价格上打胜联通，政府机构也不会让它打胜，涉及到移动的老总、精英人员都很聪明，如果打胜了联通的话，联通活不下去，意味着移动有可能某一部分划给联通，或者把移动分拆，移动不会这样干的，这涉及到不是移动不能进行破坏性的价格战，而是从企业领导人来说，从企业或者个人的利益角度上讲，就不会打这种破坏性的价格战，既要在价格战中取得相当的利益，又能让联通活得下去，我可以说目前联通跟移动在国内打的价格战基本上就以此作为约束的底线，这说明价格战不会爆发恶性。
中国电信北京研究院专家游五洋
网友：小灵通在北京也有月租，神州行、如意通没有，是否会导致小灵通的竞争力变弱呢？
游五洋：神州行、如意通和小灵通可能各自有他们的优劣势。神州行标准的资费是一分钟6毛钱，而且是双向收费，小灵通有它的优势，跟固话资费是相同的，而且是单向收费，我想应该有不同的使用人群。小灵通还是有一定的资费竞争力的。小灵通现在在固话的延伸上，是否取消月租费的话，我认为没有必要取消月租费。我认为取消月租费之后，对消费者不一定是有利的。在既定的成本上，比如支付方式有很多种，有的收月租费，有的不收月租费，比如神州行和如意通不收月租费，但使用率很高。
主持人：就是说神州行、如意通和小灵通有各自的用户群。如果神州行降价后，是否会对小灵通造成冲击呢？
游五洋：神州行、如意通的资费和小灵通一样，小灵通在资费上就没有什么优势。如果在数据业务上，和神州行和如意通是一样的，现在神州行和如意通的数据业务比小灵通要带宽强一些，在同等的情况下，小灵通的竞争力就差了。
不同的资费结构对消费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取决于消费者的使用模式。如果话务量非常大的话，收月租费对我来讲是比较核算的。如果没有月租费，使用费非常贵，话务量大对我也没有核算。我认为运营商应该给他们灵活的定价策略，让他们根据消费者的情况自由选择，这是比较重要的。
主持人：关于3G的话题，有专家建议全国统一只建一张TD网，游老师怎么看待？
游五洋：从推动民族产业来讲，应该合建一张网，这张网可能是公用，其他几家运营商采用虚拟运营的方式，只负责运营，不负责网络建设，我觉得可能大概是这样一种意思，但比较困难一些。网运分离在中国没有实行过，现在是网络运营在一块儿。网运分离的情况下，管制上会碰到很多问题，比如网络资源怎么分配，还有网号、网络资源的管理，以及运营商的竞争，谁来运营这张网，运营模式是怎样的。对政府部门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因为是全新的模式，具体出现问题也不好判断，但问题会比较多，有一定的难度。
主持人：从长远来看只建立一张网，会促进三网融合，老百姓会得到最便宜的终端，因为网只建一张，同一个标准。过去李进良老师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山西有窄轨，还有宽轨，新中国统一以后，交通秩序统一了，才会四通八达，如果把眼光放到二三十年以后，您说的这小问题是否是障碍呢？
王学庆：3G在我们国家缺乏很深、很透的研究。3G实际上涉及的问题是很多的，3G作为一种技术，涉及到电信的产业结构，涉及到竞争态势。电信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涉及到整个经济。电信又是信息的基础性设施，又涉及到国家信息安全，涉及到整个国家安全的问题。我认为对3G必须得慎重，把很多东西得算清楚帐，算清楚帐后涉及到一个问题，首先要决定我们什么时候该上，这是要决定的；第二是我们上什么，现在大家说TD-SCDMA、WCDMA或者CDMA2000也好，上多少合适、怎样上合适，这实际上是很系统、很详细，需要大量专家论证的问题。3G很重要，需要慎重。
第二，就是你刚才说的问题，三网合一。三网合一提出的时间是非常早的，96、97年就提出了。所谓的三网合一是广电网和因特网以及电信网的三网合一，这三网合一以后，可以节省一些投资，节省资源，当时很大程度是利用广电网可以通信的资源，因为当时我们的通信建设还达不到。这几年大家谈三网合一越来越少了，这涉及到三网如果要合一的话，有优点，可能还有缺点。三网不仅仅进是通信的问题，比如广电网涉及到宣传、意识形态类似的问题，也涉及到国家利益等很多东西。三网合一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一个网行不行？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我是反对一张网的，反对一个网，但不是一个标准。一个网的话，有什么缺点呢？就是过去的中国电信。过去中国电信没有分拆之前，我们享受过中国电信待遇的，高出工费，北京最高能达到你装上一部电话七八千块钱，包括月租费，包括电话、传真机，你都得到中国电信去买的，否则的话，你那是不符合技术标准的设备。只做一张网的话，我首先认为它是垄断。垄断的低效率比在两张网上的投资要多得多，在国际上大家已经基本承认了，垄断最后的成本比你另建一张纯网的代价要高。建一张网，从这点来说可能不是可取的方式。
另外，电信是规模经济，如果有多家都可以建网还会形成浪费，我们就需要在垄断和规模经济中间取一个段，这个段叫有效竞争，达到有效竞争的程度。比如建几个网会达到有效竞争，这需要仔细论证的问题，几个网合适，这需要仔细论证。
游五洋：王老师说一张网回到中国电信去，我认为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专家讨论是建一张网但多家运营，还是会有竞争的情况，只不过是虚拟运营。
王学庆：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网固定电信，就是网通南北分拆的时候，当时胡启恒院士提出过，当时大家讨论这个时候又有一个问题，一个网必须得有一个人在经营，这个网就会形成垄断。几家都要用我的网来运营，你租我的网是要付钱的，网络经营者就可以向你收高价，只有我的网，必须租，否则无法经营。所以一张网从建设成本来说确实是低的，是非常好的想法。但是有一样，对于消费者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实。
主持人：现在看一下运营商的态度，除了联通和铁通之外，其他三家运营商都是非常希望拿到WCDMA而非TD-SCDMA的牌照，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王学庆：其他运营商这种态度是非常正常的，比如移动、联通。移动和联通都有GSM网，WCDMA实际上可以往GSM网发展，从发展来讲也稍微顺一点，也可以会减少组网的成本。第二，WCDMA在技术上是相对成熟的。从这两点来说，从运营商的角度上来讲，要尽量降低组网成本的话，运营商的选择，从它的角度说话是对的。
主持人：在前两天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同时又宣布中国重新启动了大飞机的研制项目，大飞机跟TD-SCDMA有相似之处，都曾给与我们科技和标准之痛。二位是否觉得我们国家非常有信心让TD走得更远，昨天TD的测试圈定为保定、青岛、厦门这三个城市，以前传闻3月开始规模测试，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了。两位能不能谈一这方面的话题？
游五洋：王主任刚才已经说得很多，说得很透彻。关于TD这块，我们国家有一定的知识产权在里面，将来发展壮大的话，对振兴民族产业有一定意义。在商业竞争落后于其他两大标准，这是事实存在的。如果国家有信心推动TD的话，就应该最有实力的运营商推动TD。现在有观点提出让电信或者网通来运营，我认为这事实上是折中的方法，现在运营商迫切需要牌照，你让他来上。但真正从推动TD来说，国家要下大决心，只建一张TD网，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另外就是最有实力的运营商推动TD。
王学庆：TD可能是在3G三种基础标准中唯一一个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从我的角度上来讲，我是愿意推TD的。我认为如果TD自己成气侯，能够干得起来的话，我感觉到国家相关领导人在这方面看问题看得很透彻。国家也会支持它，但有一个前提，我们自己得争气，就是得做出这个东西来能用，尽管我们一开始做出来的东西，比如比WCDMA、CDMA2000差一点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样，我们必须自己搞起来能用。如果不争气的话，比如支持的时间太长，花费的精力太大，但我们做出的东西又马马虎虎的，谁也很难说这支持得下去。
主持人：还是那句话——靠实力说话。最后一个问题，几乎是最近来访嘉宾例行的，请二位预测一下3G发牌的时间。
游五洋：根据目前的情况来看和测试的情况，以及中国政府做事态度来讲，我认为如果发牌照的话，应该会在10月份之后。事实上3G的发放有政策的出台，比如3G和2G的强制漫游，甚至重组等等，这都应该考虑。因为3G包含了很多政策目标在里面，目前只是从技术上考虑，从政策考虑的话，成熟度比较少，还会延迟一段时间。
王学庆：前一段时间我发表了一个观点，认为3G的发牌涉及到国家利益。刚才我在谈话时也谈到，不能说那么很简易地发还是不发的事情。在这里预测3G的时间，我可能预测不出来。但是3G的发放，什么时候发放？是不是时机该发了，应该有标准，我认为有两个标准，第一个标准就是中国和美国高通知识产权谈判，谈成了，谈成的结果是我们得到公平的待遇，如果还没有谈成就冒然启动的话，最后就把我们自己放在非常不利的地位，这是从经济角度讲。产权谈判要谈成。
第二是从技术角度上讲，提升民族的电信设备制造业的水平，鼓励电信行业自主技术创新，如果按这两个标准来说的话，我们应该什么时间发呢？有知识产权的TD，我们解决一定关键技术以后我们再发。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之前就发的话，最后我们是被压在别人车上的俘虏，相当的被技术劫持。如果高通的知识产权问题谈判解决不了的话，3G的核心技术是在高通，他们的芯片是授权别人生产的，高通说什么时间让你们企业停产，你就停产就得了。如果我们自己先发的话，自己生产，自己最后上不去下不来，就会有一个对我们非常不利的知识产权转移的价格。说什么时间发，我很难说，但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研究这块的研究人员来说，这两个标准，第一个知识产权的标准是最低的标准，后面的标准是应该是较高或者最高标准。
主持人：非常感谢今天下午新浪网友参与，也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精彩的论点，今天的访谈到此结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