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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TD-SCDMA的坎坷商业路
当3G大幕在中国徐徐拉开，饱受争议的TD-SCDMA再次成为台前焦点。它的成败，不仅事关数十亿人民币投资的风险，更是考验一个制造大国向技术大国挺进的雄心、智慧与胆量
文/本刊记者 尹 生
这是一家成立于2002年、现拥有2000余名员工的中国公司，这家公司从8年前它的前身存在开始就没有创造过一分钱的收入，而公司迄今的花销已经近20亿元人民币——几乎耗尽了它的母公司所有的家底。8年来它和它的前身把所有的精力“赌”在了一件事上，这就是建立、完善并推广一个名叫TD-SCDMA的国际标准，这个标准与另外两个标准即WCDMA和CDMA在2000并列第三代移动通信(3G)的三大国际标准。8年中，它和它的前身一直处于一系列国与国、企业与企业间博弈的漩涡中心，“搅得”高通、西门子、诺基亚、摩托罗拉、爱立信等几乎所有国际电信设备巨头不得安宁。而它苦心研发的TD-SCDMA标准甚至已成为中国政府在产值规模高达5万亿元以上的3G电信产业政策制定上的一张“底牌”。
这家公司就是大唐移动。8年中，可能从来没有一家中国公司像它那样，上演了如此多梦想与失望、成功与挫折、支持与反对、光荣与质疑等交织的故事。最高级别的商业战争就是标准之战，而TD-SCDMA则是其发生在中国本土的一个典型案例。TD-SCDMA产业化的最终成败，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世界工厂国家”向“创新国家”转型的勇气和方向。
一群“疯子”
一幢6层的白色独幢小楼是大唐移动两年来的安身之所。出租车司机小徐号称他已经在这家公司“趴活”4年，“这家公司晚上特多人加班，我4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得意地告诉记者，这幢楼里到凌晨两三点钟都还有人走出来，屈指数来，每晚加班的人都至少有100多人，甚至周末也不例外。他还知道，这些人的工资并不高，车库里车很少，除了行政人员外，都没有加班费。据大唐移动CEO唐如安透露，几乎公司所有中层以上的骨干都接到过来自国内外一流电信设备商的“挖角”电话，但只有少数人选择离开。
张代君曾经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他早在1995年时就开始参与SCDMA的研究。TD-SCDMA后来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来的。张还记得，不止一次有人将他们称作“疯子”。2002年，他代表大唐参与到与飞利浦、三星的合资公司T3G的组建中来，并担任T3G的CTO至今。在他看来，这种机会是对研发人员最好的回报。“我们一开始就没有去怕风险，这是真正做中国研发的机会”。
大唐移动的母公司大唐集团的前身是1993年从邮电科学院分拆出来的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在1998年10月正式成立后便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并跻身业界所称的“巨大中华”的阵营中。从技术实力看，大唐显然比当时的其他三家企业(巨龙、中兴和华为)高出许多。
而当周寰与李世鹤这两个对创新怀有同样强烈激情的人碰到一起，TD-SCDMA与大唐集团在命运上的交汇就已成必然。前者是大唐集团现任董事长，通信界有名的美男；后者是大唐前总工程师，现高级技术顾问，享有“TD-SCDMA之父”之称。在1998年成为新组建的大唐集团总裁之前，周已经担任了4年邮电部(现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司长，专门从事电信技术的规划与研究管理，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而李世鹤从1994年起就已是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他本人在1993年就开始从事CDMA的跟踪研究。与此同时，李在美国的朋友陈卫博士也刚从摩托罗拉公司出来，在风险投资的支持下成立了Cwill公司，开始进行SCDMA研发。
1995年春天，两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老男人和陈卫一起，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租来的一间教室里关起门来一讨论就是三四天，“最后决定干”，当年11月，由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与Cwill合资成立了一家公司，从事SCDMA的研发，这就是信威公司。据说这一期间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时光顾，生怕他们“偷”了美国的技术机密。
从一开始，中国政府就痛感在第二代移动通信(2G)标准上受制于人，1998年1月，由邮电部等国家部委召开了香山会议，与会者既有政府高官，也有大学教授、专家学者。该年的主要议题正好是第三代移动通信(3G)标准及中国的对策。最后经过反复的争论之后，李世鹤组织开发的TD-SCDMA便被确定为中国的3G候选技术。同年，周从司长的位置调任刚刚成立的大唐集团，SCDMA也已被国家列入“九五”科技攻关计划,并得到2500万元的资助。李世鹤承认，“周寰的魄力和远见在这个技术的成功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是年6月30日——也就是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最后一天，TD-SCDMA终于按规定的格式送到了该联盟的办公桌上。当时全球共提交了15个候选方案，据说最初国际电信联盟是希望只选择一个的，以欧盟为主的WCDMA和以美国为主的CDMA2000谁也不服谁，但欧盟国家众多，掌握的投票权也比美国多得多，最后美国代表团找到了中国代表团，提出美国支持中国的TD-SCDMA，中国支持美国的CDMA2000。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也在中间做了不少工作，并且明确表态：即使国际上不接纳TD-SCDMA，中国也将在国内推行TD-SCDMA。2000年5月，三家标准都获得国际电联通过，市场将最终决定谁去谁留。从此，“大唐”两个字就开始与TD牢牢捆在一起。
豪赌
就一家企业而言，大唐这样的选择是冒了天大的风险。当时大唐已经开始从事另外两个3G标准WCDMA、CDMA2000的研发，其中WCDMA是最有基础的(GSM当时已在全球广泛应用，而WCDMA就是基于GSM的换代技术)。同属“巨大中华”的中兴和华为将WCDMA作为研发重点，同时兼顾CDMA2000。但可能是出于企业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影响，大唐在提交TD-SCDMA标准后，就将原来从事三大制式研发的所有资源集中到了一起，一心一意于这个还远未成熟的标准。如果TD-SCDMA不成功，大唐此时重新开始其他两个标准的研究已丧失了先机，而到此时公司已经投资了数亿元，整个大唐集团的未来可能就变得无比暗淡。
不过，如果考虑到在整个决策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大唐本身的国有性质，或许可以部分解释这一大胆的选择。据不完全统计，国家仅通过国家开发银行为大唐移动提供的贷款就已达8亿元人民币。而后来迟迟没有产品出来时据说又是政府施加压力成立了TD-SCDMA产业联盟，并为联盟的研发注入了启动资金7亿元，还在这一联盟后来的运转中扮演协调者的角色。
TD-SCDMA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表示，“从产业联盟成立到现在，发展这么快，主要是政府在其中斡旋，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的积累”。据他回忆，早期经常有政府领导问他，“到底行不行啊，你说行必须给我一个产品看看。”
正是政府扮演的这种角色，招致了一部分民间人士的质疑。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名电信专家认为，当时在这一决策上掺入了太多的非市场因素，过多强调民族产业的作用，结果导致产业与学术不分，而在实际上TD-SCDMA已部分成为一个“漫长的工程”。不幸的是，TD-SCDMA的仓促上阵，技术研发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其在信产部早期的3G外场试验中不很理想。
标准得到认可是一回事，让标准真正商用并被市场接受是一回事，而从这一过程中让公司得到回报又是另一回事。毕竟，在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产业化运作这样一个国际标准的先例。当大唐将所有的宝都押在TD-SCDMA上后，才渐渐发现，做一个标准比想像的要复杂得多。首先是人才。据大唐移动成立不久就加盟进来的市场总监李萌回忆，当时大唐在全国寻找一个能够与国际这些大的设备提供商、运营商和其他利益集团进行谈判的人，都找不到。“大唐想得更多的是集中自己的力量把标准提出来，至于以后在产业化和产品开发过程的困难，国与国的博弈，产业与产业的竞争，当时根本没有概念，只是简单的理解为标准就是标准。可以说是骑上了老虎就下不来了。”
资金是贯穿整个TD-SCDMA始终的一块心病。“大唐是个研究院，过去没有什么产业积累，各个公司在财政上相互独立，调节的盘子是有限的，集团承担了很大的风险担保贷款。这些年有形资产没有多少增加，但无形资产在增加。”唐如安感叹道。据他回忆，2003年时大唐移动曾经一度面临资金链断裂，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一直以来，大唐移动主要依靠国家专项基金、国开行贷款和大唐集团内部调剂。由于大唐把几乎全部资源都集中在TD-SCDMA的研发上，在2G产品上的销售落后华为中兴越来越远。以中国电信业较景气的2001年为例，大唐销售收入20.5亿元，利润3600万元，而同一时期华为的销售收入已经发展到255亿元，利润超过20亿元，中兴的销售额达到140多亿元，销售收入也有93亿元，利润5.7亿元。
只有到了2004年底，阿尔卡特对大唐移动进行财务投资后，情况才稍有好转。根据公布的信息，在这笔涉及2.5亿元的投资中，1.5亿元用于对大唐移动的股权投资，剩下的1亿元用于TD-SCDMA产品及设备的研发。现在，与国外私募基金的谈判也进入了实质阶段，据唐如安预计今年上半年会有一个结果。
即便如此，对于一个国际标准而言，TD-SCDMA的投入相对于西方公司动辄以10亿美元计的投资，仍然是少得可怜。据唐如安估计，目前为止大唐总共在TD上的投资仅20亿元人民币，整个TD-SCDMA产业的投资差不多是50、60多个亿。
“前几年的压力是不知道结果是什么，累积的投入使我们上了一条不归路，坎坎坷坷走过来，出现过资金即将断流的问题，外界质疑，知识产权问题，等等，都对队伍的思想认识造成很大的混乱，甚至产生动摇，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干一件没有意义和前景的事。”唐如安这样总结TD-SCDMA的艰难时刻。但随着每个人介入得越深，离开的可能性越小，一方面是因为这样机会成本增加，另一方面“一辈子难得做一点事，一定要眼睁睁看着事情有个结果。”
付出如此多的代价，难道仅仅是为了精神上的追求？或许在某一个时刻，大唐集团曾经寄希望于创建标准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神话，就像用最短时间冲入《财富》全球500强的美国高通一样，但现在已经几乎不可能了。唐如安坦言，“为了支持战略联盟，我们把核心专利释放掉了，开放给其他联盟成员。而在其他环节我们还不如其他几家。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TD-SCDMA的完善与加强上。” 他明确表示大唐不会学高通的商业模式。对大唐移动2000名员工而言，最大安慰就是，大唐移动已经成为几乎所有国际顶级投行比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定期拜访的对象，公司的员工持股计划开始实施，估计覆盖面会超过1/4，如果顺利，2007年大唐移动上市后他们就可以部分兑现这么多年的汗水了。
唐如安承认，“只有走到底才能成功，回头只能是更大的失败。”而现在，随着大规模商用的临近，更多的产业参与者的介入和心态的变化，让这场持续了8年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
构建产业链之难：各怀心事的分食者
2005年4月，TD-SCDMA国际峰会在北京世纪金源大饭店举行，习惯了低调作业的唐如安突然发现，TD-SCDMA几乎一夜之间火了起来。“头一天800人开会，加了很多椅子，到第二天下午还有将近500人在听”。相关利好消息不断：3月份是西门子与华为的合资公司鼎桥通信正式挂牌，5月是爱立信与中兴宣布在TD-SCDMA上进行战略合作，10月份诺基亚与中国普天成立TD-SCDMA合资公司，11月大唐电信与朗讯结盟。至此，国际上几乎所有的电信制造巨头都加入到TD-SCDMA产业链。与此同时，TD-SCDMA产业联盟的成员也扩张到了26家，终端厂商发展到14家。
而这些厂商中有几个此前一直是TD-SCDMA最顽固的排斥者。据说曾经在韩国有个会议，最后的情况是中国代表团拿不到签证，所幸的是美国很支持，在会场拉了一条专线，让中国代表可以通过它发言，因为有人不希望中国代表去。
与各个利益方打了多年交道的杨骅是这样描述这些唱衰者的思路变迁的：“早期它说你的标准是做不成产品的。逐渐的样机出来后，他又说你只能做补充，不能独立组网。后来随着成都，重庆，北京，上海等地测试的进行，这种顾虑打消了。他们又说产业化程度不够，谁用谁吃亏，产品不成熟。”
而在《通信世界》社长兼总编项立刚看来，国外厂商之所以唱衰，是因为他们在GSM上有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发展WCDMA更容易一些，而如果要做TD-SCDMA，又必须建立一套完全不同的技术研发、市场等方面的体系，是一个不小的麻烦，而不坐视不理吧，又怕TD-SCDMA有朝一日真的做了起来，威胁到他们的既有市场。
实际上，即便是这些已经宣布合资或合作的厂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也并非是全心全意，没有实质性的投入，或者虽有投入，也仅仅是停留在研究阶段。Frost & Sullivan(中国)公司总裁王煜全认为也有另外一种可能，“我们拖来拖去，把他们拖烦了，所以他们就说那我支持吧！”于是，TD-SCDMA就成为一个幌子，目的就是让中国政府宽心，以便尽快发3G的牌照。而据业界分析，真正将TD-SCDMA作为一个战略业务去做的可能就有三家，一家是西门子，一家是阿尔卡特，一家是飞利浦。其中，西门子是最卖力者，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它是支持TD-SCDMA的惟一国外厂商。
西门子在TD-CDMA技术方面原本就有作为，但在欧洲确定3G标准的时候，尽管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提出了WCDMA和TD-CDMA两个标准，但大家更看好WCDMA，短期内TD大概就只好锁在保险柜里了。当得知中国有意将TD-SCDMA发展为国际标准后，100多年前就进入中国市场的西门子很快就表现出恰当的大度，贡献了一部分TD-CDMA技术与大唐分享进行联合开发。有分析人士认为，它的这一高超公关策略可能使它成为3G时代国外厂商在中国最大的赢家。据内部人士称，在2G市场上，西门子在中国联通的市场份额中位居第一，在中国移动的供应商里位居第三。
但蹊跷的是，2002年由于在技术、市场等战略方向上出现分歧，西门子与大唐分道扬镳。双方对此都语焉不详。但不久，西门子又马上与市场能力超强著称的华为展开了合作，并在2005年3月双方共同投资1亿美元成立鼎桥通信，将所有的TD-SCDMA技术全部投入到了这家公司中。西门子派出CEO,而董事长则由华为的高级副总裁郭平担任。据悉，西门子迄今在TD-SCDMA上已经投入了2.5亿美元以上，负责TD-SCDMA的最高领导人是鼎桥公司的副董事长兼西门子全球通信网络部门的总裁。
当然，这其中可能有大唐自身的问题。而王煜全认为，“他们(大唐)是研究院出身，还是传统的价值链概念，希望在自己选择的环节是排他的，以为通过建立标准可以成为产业链最核心的环节。但现在不管你用哪个标准，大家都是差不多的，到底谁领先，不取决于技术，而是运营水平。未来的竞争是生态环境竞争，取决于大家如何合在一起形成合力，不是像传统那样你掌握关键环节，而是用户是否买账。”
国内厂商的思想工作做起来也不容易。据李萌介绍，1998年至2002年是非常困难的时期，“我们都是私下里跟一些国内比较有实力的企业去谈，说这个东西很好，甚至还有国家的一些专项支持，虽然钱不多，你们企业也很有实力，我做这部分，你做那部分。有的企业出于分担风险的考虑，也有一部分专项资金，于是开始进行一些试探。”
这也难怪，在中国此前从无创建国际标准的先例。据了解，大唐甚至已经将网络设备的生产委托给了上海贝尔阿尔卡特，以便全力做好自己作为标准发起者与推进者的角色。
现在，留给TD的最后一道坎的就是商用，而能否让TD顺利通过3月份即将全面开始的试商用测试，又成为其中的关键。如果顺利，将会大大打消产业链仍然普遍存在的观望情绪，从而也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终端产品不足的问题。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CDMA2000商用终端850款，WCDMA累积166款，而目前TD只有20款左右的测试终端，尚无真正商用终端。“没有商用，如何终端？”一位手机厂商的高层人士反问道。又一个鸡与蛋孰先孰后的问题。
2005年8月，西门子与华为的合资公司——鼎桥宣布了一项重大的人事调整，由杨薏氵皓出任公司CEO，原CEO孟乐改任总裁。这一任命被认为是鼎桥全面为商用做准备的前奏。杨曾于1999-2002年期间担任上海西门子移动通信公司高级副总裁，负责移动网络系统事业部，业务包括移动网的生产、销售和运营，具有良好的运营商人脉。离开西门子后，他担任《财富》全球500强企业江森自控公司的中国区总裁，这些背景显然使他成为带领鼎桥的理想人选。
他告诉《中国企业家》，他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一套适应销售的业务流程，并进行了人才结构的调整，他刚上任时，公司只有400人，多数是研发人员，而现在公司员工已经增加到500多人，增加的人员中，多数都属于市场和工程人员。同时，他开始全面实施产品成本管理，并为每三个月确定了成本降低指标。公司在去年9月份提前推出了全球第一个TD-SCDMA版本的可商用产品后，第二版的商用产品可望于今年年中推出来。据透露，西门子和华为达成协议，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上，TD-SCDMA的产品开发、销售、服务都将由这个合资公司承担。近两三年内，鼎桥不排除有私募甚至海外上市的可能。
如果进展顺利的话，鼎桥将走在TD-SCDMA商用化的最前列，这无疑会大大刺激其他参与者，甚至包括大唐。唐如安坦言，“现在更大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如果说过去我们只需埋头做研发(这是大唐擅长的)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走出去，成为一家销售性的公司。”据他介绍，他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从头开始组建生产、销售、工程和售后服务体系。
不过，在这些问题之外，最敏感、让所有分食者都不敢大意的，却要数专利问题了。专利问题浮出水面，很大程度上因为某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大唐仅拥有TD-SCDMA7.3%的核心专利。杨骅对此表示从来没有机构对TD-SCDMA的专利进行过评估，是有企业故意制造出来混淆视听的。大唐方面认为，只有写进3GPP的，才是核心专利，这样算来，大唐的拥有的TD-SCDMA专利当超过90%，剩下来的尽管高通拥有一些，但通过交叉许可基本可以解决；但高通方面则态度坚决地表示，无论是TD-SCDMA还是CDMA，高通是拥有基本专利的，并表示到目前为止，全球已经有60家客户购买了TD-SCDMA和W-CDMA技术的专利授权，一旦这项技术投入商用，他们将就授权问题同中国公司协商。
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这个问题是如此复杂，可能就连大唐自身也不知道自己拥有多少专利，毕竟标准并不等同于专利。据可靠消息，双方的谈判已经在两三个月前就基本停止了，但可以肯定的是，高通不会错过任何可能的食利机会。“但它也不敢胡乱收费，因为这里依然存在一个博弈——中国数万亿元的3G市场让它不敢稍有闪失。”记者就此采访高通中国董事长汪静，但对方以太敏感为由拒绝了要求。
谁来对TD-SCDMA负责？
“TD-SCDMA能成功商用吗？假使能成功商用，能改变中国企业在通信产业的地位(而不是给国外厂商做嫁衣)吗？”类似的问题正在取代“要不要上”的争论，成为新的关于TD-SCDMA的“问候语”。
“TD-SCDMA如果要完全成功，必须交给有实力的运营商去推动。以日本为例，可拍照手机是日本运营商提出的，然后交给东芝等企业去做。要在中国做起来TD-SCDMA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把中国移动等所有运营商找来开会，让他们商量如何让它的合作伙伴都来支持它。”王煜全说道。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即便是中国移动，也不一定具有十足的把握，因为它并不能完全控制通信产业链，“它想做定制手机，来自手机厂商的阻力都非常大，因此只有这些运营商合力来做，才有办法。”这是典型的市场做法。还有一种选择，就是由政府出面强制命令，也就是采取非市场化的做法。但是在WTO的大环境下，这又似乎不太可能。
于是，TD-SCDMA成为各家运营商与政府之间以及相互之间博弈的对象。
据了解，出于不同的考虑(比如通过TD-SCDMA来压低国外设备商的价格，据初步估算，在联通做CDMA时，由于中兴等国内厂商的介入，至少使中国联通少花了上百亿元)，一开始运营商是支持TD-SCDMA的。现任中国移动副总裁兼总工程师李默芳就是一个坚定支持者。她多次在各种场合表示出对TD-SCDMA的高度关注，并且使中国移动在很早就建立了一张TD-SCDMA实验网。
但据说李默芳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又曾指出，“我们要不要采用，有几个标准：一个是稳定的，可以商用的产品，二是多厂商供货”。
一位知情人士这样形容当下几大运营商的心态：“实验网效果不是很理想，移动的心都要凉了。联通则比较轻松，它随时可以上CDMA 2000 1x EV-DO，只看上面的态度。中国电信重新建一张网，TD-SCDMA是有价值的，但他也需要成熟稳定的。同时，很可能中高端用户都被WCDMA的运营商抢走。只有铁通公开表示要做TD-SCDMA，它想得很明白，反正我也没有希望拿到牌照，实在不行跑语音也可以。”
“不过，后来局势又有变化。到现在，中国电信上TD-SCDMA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传说信产部已经让运营商提出自己的规划，中国电信表示适当采用是可能的。言下之意就是，既然国家定了，我们就用。”该人士接着这样描述道。
皮球再一次被踢回到了政府手里。未来TD-SCDMA到底是单独组网还是混合组网？应该由谁来承担建网并运营的任务？显然答案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是混合组网，在赛迪顾问总裁黄涌看来，联通的经历就是活生生的教材，“如果不是同时运营GSM和CDMA两张网，让两张网互搏，而是仅仅运营CDMA，联通的今天可能又是一幅景象”。联通在10年前开始运营CDMA时，CDMA成熟已经远远高于今天的TD-SCDMA，但到今天为止，也没给联通赚什么钱。
而最理想的答案，显然是由有实力的运营商，比如中国移动或中国电信来单独组网。但杨骅似乎更倾向于中国电信。“作为已经有2G的网络商，有优势，但在3G发展中初期投入不会这么大，主要是数据，建网时可能只是在重点城市做点状分布，用双模手机。但如果原来是没有移动网络的运营商，它从一开始就会在全国范围去大规模建网，这一定会大大推动产业的发展。我认为给固网运营商，发展会更快。”也不知这是出于他真实的想法，还是已经得知政府已经确定了中国电信，他只是预先打一个埋伏。
但谁能真正站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去考虑商业问题呢？这显然是一件只可揣度而不能相信的事。比如最近从一些设备商处又传出最终可能由中国移动混合组网。“最终政府做出什么样的选择，都不必感到意外，只是一个取谁舍谁的问题，相对于国家大政方针，TD-SCDMA毕竟只是TD-SCDMA。”一位知情人士如是分析道。
而最坏的可能是，大唐辛辛苦苦将TD-SCDMA商业化，但最后只是给国外的厂商做了嫁衣！黄涌就表示了他的担忧，“我们在原有的技术和资金积累上不如别人，即使成功商业化，但在通信这个领域，中国厂商很难取得主导地位，差距还很大。”
据了解，目前在芯片、设备领域广泛采取合资的方式。在芯片领域，T3G最有代表性，过去大唐与飞利浦持有大致相当的股份，但在2005年初摩托罗拉加入后，目前四方的股份已经调整为飞利浦40%，大唐33%，三星不到20%，摩托罗拉不到10%。在设备领域，鼎桥最具代表性，目前双方持股比例分别为西门子51%，华为49%。而在终端领域，一旦市场启动，国外厂商则很有可能凭借其在规模制造和品牌上的优势很快赶上并超过——如果国内手机厂商不早作打算的话。
TD-SCDMA的坎坷商业路才走了不到一半。唐如安认为TD-SCDMA应该至少占到国内3G市场的1/3才算成功；而在鼎桥CEO杨薏氵皓看来，“如果两年之内有三千万、五千万用户的话，TD-SCDMA竞争的基础就很扎实了，因为这样就能取得较好的规模效率，在与其他两个标准相比时获得成本优势”；张代君的看法是“产品成功已基本成为一种事实，要到商业成功，还有近两年的路要走。”
“但不管怎样，TD-SCDMA已经成为一种符号，一个代表自强不息的标准。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它的商业价值和国家利益、民族精神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张代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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