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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信新一轮改革 在联通分拆传言中呼之欲出(2)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5月09日 13:24 IT时代周刊

  “中中外”融资联通的无奈

  家底如此单薄,为了生存发展,联通不得不采用一种“灰色“的融资方式,即被俗称为“中中外”CCF(China-China-Foreign)的模式。

  直到入世协议生效之前,中国法律不允许外资直接拥有、经营和管理中国电信企业。

  为了规避这种限制,在一个区域的网络建设中,联通会安排一家分公司,即“中”,和一家外资企业,一般是电信公司组建一个合资企业,由该合资企业,实际上一般由“外”方控制,建网买设备,再租给“中”联通。

  业界对这种方式始终存在不同的评价,最大的反对声音是来自那些对“国有资产是否被外国控制”的怀疑。

  联通方面曾坚称外国人没有直接投资,“中中外”是一种“典型的‘项目’融资方式,是国际上通常采用的方式”。实际上,以例行的“项目讨论会”形式,多数外方都直接参与了经营和管理,甚至完全控制了财务,外资得以“变相”进入中国电信市场。

  虽有违规之嫌,但联通通过这种方式引进了相当于约100亿人民币的外资,截至被叫停时,据说签署超过150亿元合同,运作共43个项目,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联通初期的成长。也正因此,一直没有多余资金投入的政府,对此持默许态度。

  但随着事态发展,“中中外”被证明只是一种过渡产物。联通虽然得以初步实现全国覆盖,实际上却被分割成40多个项目,和政企合一的竞争对手相比,缺乏统筹兼顾。“项目融资”就是挣快钱,但缺乏长期价值的关注。最重要的是,由于互联互通等诸多原因,一些项目收益并不理想。最终,政策不确定性的风险爆发了。

  在一系列表态之后,199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信产部正式下发《关于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中中外”项目融资问题的批复》,称“中中外”项目“违反了国家现行的政策规定,必须予以纠正”,限期清理完毕,最终一锤定音。

  外方的激烈反对可想而知,要求按照国际投行的惯例予以赔偿,即兑现合同期内全部回报(远远高出本金),而联通只能返回百分之十几。外方更建立攻守同盟“联通投资者协会UIG”(Unicom Investor Group),此外还涉及国内诸多重量级的合作者,一时内外交困。

  在政府支持下,联通高层恩威并施,用强硬的态度和高明的手段比较圆满地解决了此事。首先停止分配现金流,并限定了补偿计划的底线(Deadline),对补偿方案按项目收益情况弹性处理,更重要的是,承诺部分外方优先购买联通股票,既不必动用现金,也减少了上市的阻力。外方的攻守同盟逐步瓦解。

  如果执着于法律层面,“中中外”可谓“始乱终弃”。但在市场层面,这也许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联通得以初步搭建起全国的网络,外方实际上还是有所斩获,并最终以完全合法的方式对联通进行战略投资。

  也许更重要的是“中中外”正反两面的教训。电信业是一个长期投资的行业,政策不明朗,投资者就只能选择放弃,或者急功近利。而最终变坏事为好事要归功于向投资者提供一个较明确的远景:对抗到底,可能血本无归,但如果采取合作态度,不但可以得到相当的补偿,并且能分享未来长期的成长。外方从长计议,也能勉强承受短期的损失。政法最终都是服务于市场。今天政府处理各种传言时,完全可以以史为鉴。

  学习再学习 联通春天苦短

  “中中外”项目的妥善解决意味着联通艰难创业阶段的终结。此后,更具实际意义的事项被加注于联通。

  回顾当年成立联通时的诸多考虑,其中拉动电信设备“中国制造”就是最大目的之一,也正因此,管理电信设备制造商的电子部参与投资成立联通,相当于一个战略投资。

  今天各方在TD-SCDMA上的博弈也是相似的逻辑。

  这方面,国家首先借鉴了英国模式。

  虽然是市场经济国家,但欧美各国的电信业也长期是独家垄断,因为传统经济学认为,电信业属于自然垄断,应该由行政加以管制,以求得更大的社会福利。但较新的研究却表明,由于信息不对称,行政管制实际上变成了垄断的共谋。此外,移 动通信、网络通信的发展也显著地改变了“自然垄断”的技术函数。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各国相继推进电信改革。而中国是这一波浪潮中道路最为漫长曲折,场面最为波澜壮阔的一个。

  有两种模式成效卓著也特色鲜明,分别是美国和英国模式。美国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分拆。继MCI之后,联邦政府于1974年发起对AT&&T的诉讼,8年之后,司法部与AT&&T达成庭外和解。该方案除了将AT&&T长话市话分离,更将剥离出的市话业务成立7家独立的地区性贝尔电信公司,并禁止相互进入。

  英国模式简而言之是分立新运营商。以1981年1月国会通过电信公司法为起点,在将英国电信逐步公司化、民营化的同时,水星通信公司Mercury Communications获得经营许可。

  可以将联通视为中国的水星,但联通并没有取得水星一样的成功。对比英国模式,其中缺陷一目了然。

  英国政府同时推行民营化和开放竞争两个相互冲突的政策目标,被认为是改革的一大亮点。今天回顾历史,也许在更深层次、民营化和开放竞争诸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而在中国,虽然早在1995年,邮电部就将中国电信注册为独立法人,但在海外研究人员看来,并没有任何实质的改变,仍然将之称为邮电部—中国电信。

  行政力量是中国电信打击联通的有力武器,所谓开放竞争也就无从谈起。即使到2004年,中国电信业已经拥有6家运营商的“竞争”格局,但仍然会发生运营商高层换岗这种违反市场规律的事情。这样看来,国外干脆认定,在中国只有一家“国家”运营商,而“6家”都是其子公司而已。

  学习英国不见成效,在公众和入世的压力下,政府转向美国模式寻求智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分拆。1999年中国电信按业务被“一分为四”,在2001年更进一步将固话运营商南北分拆,最终奠定今天的格局。

  同期联通可谓双喜临门。不仅“欺压”自己多年的竞争对手被肢解,实力大为削减,而且政府对联通在各方面都大力扶持:国家以各种方式注资总计约126亿人民币、中行向联通提供贷款总计220亿;2000年6月联通被批准在纽约和香港上市,募集64亿美元;建立CDMA网;在管理和人力资源上也得到加强……

  此消彼长,从此联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截至2004年1月,联通(0762.HK)共获得7356万GSM用户,2007万户CDMA用户,总计9363万。这些数据虽然比分拆前翻了数番,但并没有让联通从此翻身做主人,它依然是在众多运营商的挤压下苟延残喘的那一个。

  由此可见,中国电信改革无论借鉴英国还是美国模式,都只注重了前端市场的竞争态势,而忽视了后端的产权改革。在美国模式中,AT&&T一直是私营公管,不存在这个问题。英国模式却是民营化先行,将垄断机构从主体变成客体,然后才推行市场层面的改革。但中国电信业改革即使到今天,主要的4家运营商都已上市,产权方面还悬而不决,乏有建树。

  关于联通分拆的传言也是这种前后脱节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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