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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就《中国3G世纪报告》回应媒体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3日 14:42 金羊网-新快报

  新快报记者 曾霞

  知名经济学者胡鞍钢上月中旬公布了《中国3G世纪报告》,力陈我国应早日启动3G,并特别抛出“国家被俘获”(国家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的观点。

  “胡说”马上遭到北邮教授阚凯力强烈抨击,各方学者、政府官员也纷纷卷入这次争论,引发了类似于“郎顾之争”的“胡阚之争”。这场电信界最引人注目的争议至今还在持续。

  3G之争已经超越简单的技术、市场之争,直接关系到产业利益和长远的国家利益,因此这场论战引起了广泛关注。其实以上两派专家观点各有可取之处。

  日前,胡鞍钢就3G问题,首次回复媒体,他明确表示,我国应尽快开放3G市场。

  胡鞍钢: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1991年,获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后;1998年,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客座研究员。

  胡鞍钢:应先发3G牌照

  3G市场的成熟不是取决于自我技术成熟不成熟,而是取决于需求市场是否存在和成熟,潜在的需求能否创造出巨大的现实市场。

  据估算,3G业务开展后最初5年每年可带动GDP增长约1800亿元,约占新增GDP的1/8到1/6,占GDP总量约1.2%;3G每年都将为我国创造80万—1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约占新增就业的1/10到1/8,将有效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尤其是给那些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具备相对较高素质、掌握相当程度的信息通讯知识的大学生们创造了就业机会。

  建议:第一、尽快开放3G市场。先发3G牌照,然后发放全服务牌照。

  第二、实行鼓励市场竞争原则和倡导技术中立原则,除非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

  第三、充分利用开放电信市场,促进国内优势企业迅速成长。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济转轨期,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国家被俘获”,它是指国家的某些部门或者公共政策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影响,所俘获(指国家当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俘虏),使其公共政策、公共投资等明显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而以牺牲全社会利益和整体福利为代价。中国没尽快上3G,就是国家被某些利益集团俘获了。

  中国的改革实践中经常会看到某些部门或集团常常以所谓国家利益、国家安全为借口,从而导致政府失效或政策失效,形成某种行业租金,使其独占或垄断市场,而某些公共政策就沦为某些部门和利益集团的特殊政策或优惠政策。

  阚凯力: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与发展研究所教授,著名电信专家;《电信法》起草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人称“阚大炮”,以敢说闻名。

  阚凯力:国家不能被“劫持”

  《中国3G世纪报告》主要论据是我国至今还没有3G运营商,而比我国电信业远远落后的印度“到2003年底也已经有了七家3G运营商”。实际上印度最先进的网络是CDMA1X,属于2.5G,印度没有任何一家电信运营商在经营3G。

  关于开放3G增加就业和GDP的观点,几千个亿的投资,投哪儿都会增加就业和GDP。如果用来修高速公路,恐怕增加的就业和GDP更多吧!

  投资3G还是要谨慎行事、求稳妥。几千亿元的投资,如果市场不接受,国家将遭受巨大损失。国家是不能“被劫持的”,既不能被某些企业“劫持”,也不能被“某些专家”的言论“劫持”。

  中国的3G建设要建立“问责制”:首先,如果仓促上马3G造成巨大损失,则要追究决策者的责任。其次,如果国有企业因为3G造成损失,则要追究企业领导的责任。此外,对学者也要问责,纯粹的学术研究无所谓。但如果牵扯到这么大的国有资产,你随便发表言论造成损失,也要追究责任!

  相关链接:其他各方声音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吕廷杰:胡鞍钢3G报告中确实存在着有些数据和论证方面的瑕疵,但胡教授的观点并没有错误,技术的出现与应用往往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目前,全球3G情况已经有很大改观,有些地区也正在开始盈利。上马3G确实能创造许多新业务和新机会,提供丰富的应用,从而改变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中国3G越快上越好。政府也需要同时考虑好几个问题的平衡,分别是国资企业盈利、避免重复建设,以及如何引入新技术等,平衡好这几个问题,3G市场就会顺利启动。

  《通信世界》杂志社社长项立刚:百年以来中国一直在用别人的东西,用别人的技术。我们现在怎么办?在别人前行时嘲笑别人?等别人收获时后悔?中国要崛起,等待绝不可能有机会。

  信息产业部专家王学庆:3G运营需要一系列的设备支持,主要指组网设备和手机,这些设备的技术现在都不完全过关,目前炒作太多。

  记者观察:听您们的真行吗?

  新快报记者 曾霞

  不论是胡鞍钢还是阚凯力,都言之凿凿,认为自己的观点才是对的。不过对于这两位专家的宏论,我们想大胆问一声:听您们的,真行吗?

  胡鞍钢力主3G马上启动。我拜读了他主编的《中国3G世纪报告》,很佩服他用的那许多测量模型,可以精确算出“3G拉动多少GDP增长、解决多少就业”。而且他提出的“发放3G、全业务牌照”确实有理。

  的确,3G就是巨大的商机,不过不知道他有没有想过“老百姓真的需要3G吗?”作为通信工具,打电话、发短信是移动电话最基本的业务,“老百姓现在需要3G吗?需要什么样的3G业务?”还没解决,3G的市场容量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能算出来的。

  其次,电信市场也是资源,什么时候开发、用什么技术开发、如何国家利益最大化、民众利益最大化?这才是电信发展的根本。3G从技术角度讲比较成熟,但是3G在应用上缺乏成功经验。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印度。欧洲不少运营商为此白花了上百个亿美元。而我国的基础运营商都是国有控股企业,如果不管不顾冲动上马,国有资产将大量流失,我国电信业将面临极大的风险。国际上3G成功运营例子是去年才显现出来的,从这一点来说,国家前几年缓发3G牌照的政策是理智的。

  其实3G何时发牌并没有最优方案。如果发得早了要承受巨大风险,但可能占得先机;发得晚了可能抓不住产业优势地位,但风险低。政府部门应该从林林总总的备选方案中尽快选个最合适中国国情的。

  阚凯力说,中国的3G建设要建立“问责制”,学者的言论如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其实这大可不必,越多专家、学者、民众、企业人士参与,决策的合理、公平的几率越高。如果万马齐喑,决策部门耳边只剩下国内外利益集团的聒噪,那才糟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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