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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鞍钢:是政策之辩 不是技术争论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 06:30 21世纪经济报道

  胡鞍钢

  国情研究中心作研究有三个原则:第一原则是独立选题。我们是根据国家发展来选择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或战略性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转化为重大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问题。第二原则是独立研究。不受其他利益集团或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三原则是独立发表。

  事实上,整个报告的研究前后共花了一年半时间,我本人多次到其他国家调研。

  国情研究中心对3G的研究,是“信息与发展”专题系列研究的一部分。

  尽管中国电信业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十五”计划中有关电信方面有两大目标没有实现:一是农村普遍服务的目标,“村村通”比例达到95%;另一是适时建设3G通信网,促进电信、电视、计算机三网融合,特别是在国家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中明确提出的“加快3G技术的研究开发,积极推进第3G系统的产业化”。

  对此,国家有关部门负有重大责任。

  公共政策研究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政府相关政策及政策实施的后评价,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多项研究,也是我所研究领域的内容。

  从网络经济开始研究

  战略性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

  公共政策研究有一项重要内容是对政府相关政策及政策实施的后评价,

  正确的战略、及时的决策就会“先行一步”,成为赢家

  早在九十年代下半期,我就十分关注全球所出现的IT革命和网络经济发展,更加关注它们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和可能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遇。2000年3月,我和我的研究生发表了《加速发展网络经济是21世纪中国重大的发展战略》第一篇报告。我们认为,这一战略旨在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革命的历史机遇,在新世纪进一步缩小我国与发达国际之间的发展差距,并在这一方面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缩小我国各地区发展差距。

  从新增长理论来看,在最新的、重大的、基础性新技术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基本上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最有可能在这一领域实现“跳跃式”发展(leap frog),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跨越式发展。这是因为如果技术领先国非常依赖当前的新技术,并且存在具有更高生产率的潜在技术,那么“跳跃式”发展在理论上是可能的,这是指技术路线选择和新技术开发方向而言,技术引进国能够获得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如果两者技术水平差距越明显,技术引进者和学习者所获得的生产率就越高,回报率就越明显,外溢性就越突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任何重大技术创新与应用都显示出巨大的规模效应。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略性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战略性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在全球迅速变化与激烈的国际竞争和实力较量面前,正确的战略、及时的决策就会“先行一步”,成为赢家;但是,即使是正确的战略,拖延的决策也会被远远地甩下,仍然是输家。迄今为止,中国还没有公布国家战略目标以及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正出于此,我们担心在新一轮全球性互联网革命中中国将“落后和挨打”。我们建议将“加速发展网络经济”列为“十五”计划和“长远规划”的重大发展战略之一。

  此后,时任信息产业部部长吴基传同志还特邀我参加“十五”计划的信息专项座谈咨询会,我特别讲到了信息产业部作为政府的主管部门要从“生产者主权论”转向“消费者主权论”,为十几亿人口提供信息化服务。后来,我们又陆续发表了《缩小信息差距的国家战略》等专题报告或论文。2001年,国家“十五”计划首次制定了“信息化重点专项规划”。

  本届新政府将解决“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这既是中国发展的重大任务,也是发展的难点之一。电信如何在解决三农问题方面有重要突破呢?为此,我在国内外调查的基础之上,于2004年3月和4月两次撰写关于建立农村普遍服务制度和普遍服务基金的调研报告。目前,信息产业部已将为农民提供电信普遍服务作为“重中之重”,财政部等着手考虑建立电信普遍服务基金办法。这一制度安排不仅推动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且是为广大农民“雪中送炭”。

  从信息产业发展来看,一方面要设计新的制度安排来提供农村普遍服务等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产品,缩小城乡信息差距;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加快市场开放的步伐,利用各种新技术,“做大蛋糕”。为此,我们中心又选择了3G市场政策的研究。

  国情研究中心作研究有三个原则:第一原则是独立选题。我们是根据国家发展来选择前瞻性的重大问题或战略性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转化为重大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问题。第二原则是独立研究。每一个结论都有重要的研究基础,不受其他利益集团或政治因素的影响。第三原则是独立发表。事实上,整个报告的研究前后共花了一年半时间,我本人多次到其他国家调研。

  国家决策机制变化的背景

  我们认为,开放3G市场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涉及到信息产业发展,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消费者福利、市场创新、服务创新、促进就业以及融入和参与全球电信业市场。为此,就需要进一步推进在这一领域的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

  之所以我们能够介入提出和讨论类似开放3G市场的公共政策问题是与国家决策机制变化以及决策需求直接相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86条,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2003年3月,新一届政府对该项制度安排做了重要补充,重新修订了《国务院工作规则》,突出了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和加强民主监督问题,明确规定了国务院在做出重大决策前,要直接听取民主党派、群众团体、专家学者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国务院率先落实和实施该项工作规则,加快建立和完善重大问题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制度、决策责任制度。我所参加的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的专家座谈或咨询会,国务院领导同志总是强调这一新的制度安排,鼓励专家发表各种意见。

  但是,有些国家有关部门并没有真正落实国务院的工作规则,在重大公共政策决策中,还在按照传统的“黑箱作业”或“不透明作业”方式决策,这就难免不出现国家被捕获,也难免不出现经济寻租、政治寻租。

  我们认为,开放3G市场属于典型的公共政策,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它还涉及到信息产业发展,以及相关产业发展、消费者福利、市场创新、服务创新、促进就业以及融入和参与全球电信业市场。为此,就需要进一步推进在这一领域的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诚如温总理在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科学民主决策。要进一步完善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所有重大决策,都要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集体讨论决定。这要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工作制度,长期坚持下去。”因此,这场3G市场是否开放的政策辩论,对信息产业发展就显得有格外的重要意义。

  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都先后出现若干次的重大理论探索与争论,可以说改革都是争论出来的。同样也可以说,信息产业的改革也是争论出来的,每次争论都会不同程度地促进世界最大电信市场之一的不断开放,更大发展。

  相关专题:胡鞍钢3G报告激辩

  胡鞍钢今日反驳观点:我为何主张尽早开放3G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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