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春辉：胡鞍钢报告忽视了我国3G的基本事实

　　日前，有媒体全面披露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领导编写的《中国3G世纪报告》的内容。报告共分九个部分，洋洋数万言。在报告中，胡鞍钢除了对我国3G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外，还对我国目前的3G政策以及电信监管政策和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中国3G世纪报告》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我国的3G发展政策问题。引人注意的是，该 报告全面否定了我国目前实行的3G发展政策，认为，当前我国的3G发展政策是“保守的、滞后的”，“会使我国电信产业错失发展良机”。为此，胡鞍钢提出了一个非常有“冲击力”的观点：信息产业部已经被特殊利益团体所“俘获”，应当撤销。

　　尽管胡鞍钢的观点富有冲击力，但是当我们对《中国3G世纪报告》中的一系列观点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后，我们会发现，其中许多观点忽视了近几年我国3G发展的基本事实，有待商榷。

　　我国3G是否错过了“良机”

　　《中国3G世纪报告》全面否定了我国目前执行的稳健的3G政策，将这一政策比喻为“醒得早，起得晚，行动慢”。并进一步认为，这种“保守”的3G政策将使我国电信业错过发展的良机。对此，《中国3G世纪报告》所给出的主要理由是世界上已经有104家3G运营商，而我国一家也没有。因此，我国落到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后面，影响了我国电信业的发展。

　　记者认为，首先，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开展了3G服务并不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电信业发展水平的唯一标准。我们看一个国家电信业的发展水平，要根据其实际情况看电信业是否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通信需求。其中包括电话普及率以及电信公司的运营状况等因素。目前我国的移动电话用户已经成为世界第一，我国的移动电话运营商运营业绩良好，向用户提供的业务也越来越丰富。因此，仅凭我国尚未开展3G业务一点就认为我国移动通信已经“落伍”了，甚至落后于印度，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其次，近年来，世界3G的发展速度确实在逐步加快，但并没有像《中国3G世纪报告》中所描述的那样已经非常成熟。实际上，到2004年10月底，世界WCDMA商用网络只有39个，用户也只有1190万，而且这些用户有97%集中在NTT DoCoMo和和黄“3”的网络中，并不普及，终端功能和性能不完善以及互操作性差等仍是影响WCDMA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在CDMA2000方面，也只有13个运营商开通了1xEV-DO业务，用户也主要集中于韩国和日本。在ITU的核心频段，目前尚没有商用网络运营。因此，我国电信专家认为，世界3G，尤其是WCDMA，整体上仍然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实际上，我国政府、运营商和制造商多年以来一直在为早日启动我国3G服务进行积极的准备，这些准备包括进行全世界规模最大、制式最全的3G技术测试以及外场测试等等。测试情况表明，对于像我国这样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家，这种测试是非常必要的，测试将为我国顺利启动3G服务铺平道路，这些准备将使我国开展3G服务时能够避免国外所走的一些弯路，如避免因终端兼容性不佳引起的麻烦等等。应当说，这是3G启动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之一。因此，在当前的情况下，说我国3G发展已经错过了发展的良机，显然是缺乏根据的。

　　第三，3G的发展关键还在于发展业务。我国虽然尚未开展3G业务，但从业务和应用角度讲，未来的3G业务实质上是2.5G业务的延伸和发展，也就是说，在业务发展方式上，2.5G业务与3G业务实际上是非常相似的。而我国运营商，无论是中国移动还是中国联通都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就是说，我国运营商已经开始为未来的3G发展做业务准备了。充分的业务准备将有助于我国3G业务的健康发展。当然，如果像《中国3G世纪报告》那样，将1X网络也算作3G的话，那么实际上我国已经有这方面的业务了，而不是像报告中所说的“一家也没有”。

　　可见，仅仅因为我国尚未发放3G牌照就认为我国3G已经错过了电信业发展的良机的看法无疑是片面的。

　　政府支持TD-SCDMA就是被“俘获”？

　　由我国提出的3G国际标准TD-SCDMA近年来得到了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这一点似乎引起了《中国3G世纪报告》的强烈不满。胡鞍钢在其“建言”以及《中国3G世纪报告》中提出了三点理由反对我国政府支持TD-SCDMA。第一个理由是，军用特殊需求应与民用需求分开，并且“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胡鞍钢把我国电信市场分为军用和民用两个部分，认为，出于安全等考虑，我国应该发展自己的技术，但要和民用技术分开。“不能因为少数特殊领域的需求而坐失发展世界最大的民用市场的良机”。胡鞍钢的这一理论让人十分难以理解。为什么要把自主技术限制在特殊领域，仅仅是因为我国自主开发的TD-SCDMA技术目前的成熟度稍稍落后，就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吗？实际上，晚进入市场的技术有可能是更好更先进的技术。以GSM和CDMA技术而言，它们虽同属2G技术，但后来的发展表明，CDMA在技术发展上显然更有潜力，只是由于进入市场稍晚等原因，规模不及GSM。假如CDMA技术是中国发明的，胡鞍钢先生将对其持什么态度呢？是不是仍然只能用于军用呢？

　　第二个理由是，政府在技术管制上应当采取中立态度。因为，“技术是无国界的，不管是谁发明的都可以用”。事实上，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确实加速了技术在全球的普及和传播速度，但是，对技术的使用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和想用什么就可以用什么的。这种代价有时还是相当大的，并与自主技术的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些技术还是不许转让的。因此，各国采取措施支持自主技术产业的发展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当初美国不在CDMA发展初期支持CDMA技术，今天的世界很可能就没有CDMA了。因此，对技术中立应当有一个更现实的理解，即在同等技术水平以及更高技术水平的情况下，国家政策应当向自主技术倾斜，这样，既不会破坏市场选择的规律，又可以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发展表明，TD-SCDMA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第三个理由是，TD-SCDMA的发展使“国家被俘获”，即政府的公共政策、公共投资、公共资源分配明显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并以牺牲全社会的利益和福利为代价。这一罪名非同小可。我国政府对TD-SCDMA的支持，真的只对某些利益集团有好处吗？是打着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旗号损害全社会的利益吗？事实胜于雄辩。首先，TD-SCDMA的发展历程本身就是一个开放和合作的历程，我国政府欢迎所有中外企业共同参与促进TD-SCDMA技术的发展，所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及资金支持也是面向所有中外企业的。TD-SCDMA产业的壮大更多体现在包括国内外企业共同组成的产业链的壮大上，而不是单单某个企业的壮大。并且，TD-SCDMA的发展已经为我国一些企业在获得国外专利许可等方面取得了利益，如果这样的结果还算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那么，政府应该怎样做才算没有“被俘获”呢？

　　其次，我国政府对TD-SCDMA的支持，并没有牺牲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和福利。也许，有人认为，早启动3G服务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试想，如果我国政府也像欧洲政府一样，来一个3G牌照天价拍卖，运营商连续亏损几年，社会整体利益又从哪儿体现呢？因此，我国政府所采取的稳健的3G政策很好地维护了我国广大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TD-SCDMA的技术进步也将使我国在发展3G的过程中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策略，这最终也将使我国的消费者获益。因此，记者认为，我国政府支持TD-SCDMA的发展是证明被“俘获”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总之，记者认为，3G发展事关重大，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片面地炒作是不足取的，只有站在更公正的立场上审视我国3G发展的状况，才能获得关于我国3G发展的更为正确的认识。

　　(刘春辉 人民邮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