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文文：手机“在野党”与足球“改革派”

　　“在中国像我们这样做企业的人，永远是草根”，一位著名企业家曾经这样向我感慨。他这样感慨肯定是有过切身体会，我还可以为他的感觉提供一个新案例——手机牌照“在野党”。

　　在2004年的中国，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生产手机，是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审批的；正如1994年的中国，什么样的企业可以生产彩色电视机，是需要政府的一个部门审批的。审批 的标准是什么，虽然有一大堆冠冕堂皇的为消费者考虑为国家考虑为什么什么考虑的条件，但说白了也很简单：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可以，跨国公司可以，民间企业绝对困难。很荒唐，但现实就是这样。

　　所以才有奥克斯向法院起诉信产部，才有最近的手机牌照“在野党”酝酿集体“请愿”。

　　手机牌照“在野党”，是指那些已经或正在转向手机生产但还没有获得牌照的民营企业。按理说，没有获得牌照就没法生产吧？不，它们的确在生产，只不过是用租来的牌照生产，或者说，在为别的有牌照但却没能力的企业“贴牌”生产。“租照”的代价有多大？据业内人士说，一个牌照一年就能为出租牌照的企业带来近30亿的租金！

　　本来这样的“曲线生产”，已经在地下延续了2年多时间，租牌者民营企业—牌照出租者国有企业—批牌者政府主管部门，三者心照不宣，愿打愿挨，民不举官不纠。但让手机牌照“在野党”们终于无可忍受的是，他们只能花几十亿租金从侧门走“曲线”，而跨国公司却接二连三从正门拿到牌照！其中光是韩国企业，就已经拿到了不知多少个手机牌照。

　　“请愿”，是很温和的一种表达意见的方式，但可能比“起诉”更有效。主管部门历来是很看重自己的尊严和面子的。再说，我们的法院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判这个并不十分复杂的案子。

　　3年前，汽车狂人李书福(奥克斯老板的浙江同乡)采用的方式，是“呼吁”。他先是向前去考察的官员当面请求“请国家给我个犯错误的机会”；未果，向媒体呼吁；再后来经高人指点，向有关部委打报告。最后总算呼吁来了他需要的“牌照”，可他的吉利汽车也失去了前WTO保护期的宝贵的2-3年“机会窗”时间，他的“中国丰田”梦想和仰融的大“中华”一样成为历史记忆。后来在“中国汽车总公司”的破产新闻上，我们才知道这个官办皮包公司手中竟然拥有若干个汽车牌照出租给别人！

　　李书福和“中汽”，奥克斯和出租牌照者，作为企业，到底是谁更值得那张牌照？以商业的标准，不言自明。但主管部门们自有它的逻辑和理由——

　　实力论：石油、汽车、电信、金融这些“高科技”、“大资本”、“高风险”的垄断领域，进入者需要实力。民营企业被假设为“少钱缺技术”，没实力；而国有企业、跨国企业被假设为有实力；

　　低水平重复论：如果垄断之门已经在被民间资本打开，那么就是“过度投资”，需要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过热”，打击“小”、“土”、“污染环保不达标者”，“关停并转”，倒霉的自然是刚刚进入还未长大的民间企业；

　　国有企业解困论：即便是已经没有市场能力，但给国有企业各种牌照(行业准入、贷款、上市)仍然绝对是“政治正确”，亏了倒了也不会追究发牌者的责任。

　　对外开放论：招商引资对外开放是国策，500大、跨国公司领导人来了，国家领导人都要接见的，发个牌照算什么？

　　绝对冠冕堂皇，但却摆脱不了一个共同的结局——凡是“主管部门”们发牌照的领域，最终都会沦为跨国资本疯狂获取超额利润的“沃土”，成为中国消费者支付世界级价格的“伤心地”，成为中国本土企业最缺乏竞争力的“产业软肋”，当然，也会成为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重灾区”。

　　这也是为什么参与中国足球的民营企业(改革派)，最终忍无可忍向“足球主管部门”(足协)发起挑战而最后偃旗息鼓的原因。职业足球虽然在中国越来越“软骨”越来越“伤心”越来越“腐败”，但草根永远是草根：你自己要进来玩，就得按我的规矩玩；让你怎么玩你就怎么玩，要不你出去。

　　顺便说一句，这其实也是西方大国对待中国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