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基础电信闸门拉开 禁区重重令外资却步

　　《电信法》尚未出台 ，电信重组传闻不断，外资运营商纷纷却步

　　12月11日起，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外资进入基础电信业务的闸门将打开。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被认为徘徊已久的外资运营商们选择了集体沉默。在开放的名义下，基础电信业务被一些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依然将是一块实际上的“禁区”。

　　开放前夕外资沉默

　　根据信息产业部今年5月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所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调整后的基础电信业务包括固定电话的市话和长途，移动通信(包括3G)、卫星通信、因特网数据业务、国际通信基础设施业务等等，涵盖八大项接近30个小项的业务领域。简而言之，从下个月开始，目前国内运营商涉及的绝大部分业务，包括普通消费者日常使用的通信服务都在向外资开放的范围内。

　　鉴于一些外资运营商之前已经持有国内运营商海外上市公司的股份，看来早有觊觎之意。如今这样一个规模庞大且利润丰厚的市场开放，国内舆论早已开始高呼“狼要来了”。然而外资的反应却令人大跌眼镜。截至目前，本报记者了解到的最“乐观”消息也仅有一家美国运营商提出了申请，而这份申请报告也远没有进入主管部门的审批程序。绝大部分在中国设有分支机构的海外运营商都保持了谨慎的态度。法国电信设在中国的分支机构认为，政府是在兑现三年前设定的承诺，而企业更看重市场现实的状况，不可能完全跟随政府的时间表。业内也有分析人士称，如果企业有明确的意向就会提前做好申请的各方面准备，此时还未有动静，说明短期内还将继续观望。

　　不可能新建网络

　　在新浪网近期进行的一个非正式网络问卷调查中，有超过56%的参与答卷者认为，外资进入国内基础电信业务最大的难点在于基础网络设施建设。庞大的资金投入增大了风险或许是最大的原因。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则认为，外资运营商几乎不可能选择新建网络的方式介入中国市场，巨额投资不说，新建网络就意味着将与本土运营商正面竞争，而王煜全认为，“国内运营商目前的实力不可小觑，而且已经拥有成熟的用户群体，因此外资运营商新建网络的风险十分巨大，几乎不可行”。

　　另一方面，外商不可能在国内独立建网，因为目前政策规定，外资企业必须通过与本土公司合资的方式进入基础电信市场，且合资中控股一方必须拥有运营经验，由此意味着外资运营商的合作方必须是国内的某家已经拥有牌照的运营商。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解释称，此规定是为了避免大规模投资如果出现失败而影响电信市场的平稳，而且这一政策限制松动或改变的可能性极小，因为“涉及到国家安全”。

　　外资不甘49%股权上限

　　实际上，“国家安全”才是基础电信业务开放中压倒一切的因素，各国皆然。也是鉴于同样的原因，到2007年在从事基础电信业务的合资公司中外资的股比可达到上限值49%。王煜全表示，49%的股比上限意味着外资在合资公司中不可能获得决定权，甚至在目前国有运营商的运作体制中，49%的股份甚至可能让外国公司得不到任何经营权。

　　这方面的先例是深大电话。据了解，深大电话1982年获准成立时，外资所占股份就是49%。成立之初，总经理和大批高管都是英国人。尽管此后双方的股份调整为各占50%，但是5年后的1987年底，双方就重新签订协议书，在保持股权架构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英方退出经营与管理，不参与董事会，不分担风险，而是以每年定额分红的方式来获取此前的全部投资回报，直至合作期满。当时中方考虑的主要因素就是国家安全。

　　王煜全表示，得不到经营权就将使投资风险加大。对于希望直接介入市场经营的外资、运营商而言，49%这个不可能再上升的数值就是最大的心理障碍。他表示，舍弃直接进入经营层面的可能，外资也可以通过入股来实现资本增值，但是鉴于目前国内尚未实现股份全流通，直接入股的政策风险大，投资收益难以保障，因此可能性不大。外资将宁愿选择通过购买相关海外上市公司流通股的方式来实现资本增值，如同此前已经有类似的情况。但这样一来，“开放后与开放前也就没有任何区别了。”

　　3G传闻令外资风险剧增

　　王煜全认为，即使是此时处于中国的3G启动前夕，在无法得到最大利益的情况下，也不难理解外资运营商的谨慎。

　　然而从另一层面上而言，3G因素却在此时产生了微妙的影响。据称目前惟一一家提出申请的外国运营商就主要盯准了3G运营领域。

　　实际上，关于电信市场重组传闻的起因，就有人猜测是决策层基于3G牌照发放数量以及3G时代的运营格局考虑的结果。

　　信产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则指出，现有政策范围内，外资要进来就必须挑选一家本土运营商作为合作伙伴，而在目前市场重组传闻纷出，企业前景难以预料的情况下，外资在合作伙伴的挑选上一时将难以决断。即使瞄准3G业务，具体公司采取哪种标准也尚未确定。而在诸多的不确定因素共存的情况下，目前国内与电信配套的法律法规又不完善，包括《电信法》迟迟不能出台，也让外国运营商对投资环境存有疑虑，这些因素都决定了现在还不是外资认为的最佳进入时机。

　　本报记者 李嘉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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