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周刊封面：电信换班考验市场化底线

　　习惯了通过人事变动直接发言的出资人，这次的语意相当明确。电信市场化改革的底线骤然清晰起来：在中国电信市场上几大运营商之间有竞争但不能有胜负。这样的非常手段在极端干脆的同时也极端暴力，发生在眼前的一幕给了那些狂热的市场化的期待者们以当头棒喝，也同时让进出于国内电信市场的投资人心情为之一紧。

　　在这样大的不确定事件真实地发生以后，几乎所有的惯于预测的学者和媒体都变得语 焉不详。在这样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被轻描淡写地运做完成之后，谁还敢轻易下判断？3G问题上的经历已经明确地提醒业界，揣摩决策层的心意是多难、多没意思的事情。运营、投资、监管、消费利益的泾渭随着中国市场价值的放大而越来越表现出来。在完成这样超高难度的人事运做之后，决策层将如何操控中国电信业未来一两年内的走向？

　　本刊记者 明叔亮

　　一场发生在运营商之间的高层人事交换将业界的注意力迅速地从10月底的通信展以及版本不一的3G传闻拉回到几大运营商的身上。很明显，就像谁都很难揣摩决策层在3G问题上的真实意图一样，运营商高层互换的真实意思依旧难猜。但是，王建宙从中国联通调往中国移 动，王晓初从中国移 动调往中国电信，几乎不可想象地发生在直接竞争对手之间的最高领导人乾坤大挪移，让很多期待变化的人再次坚信，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什么要发生。

　　高层互换冲击波

　　10月29日，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为其客户所提供的一份报告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中国电信市场市场化的直观感受，这份报告称，拥有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家电信公司控股权的国资委，正计划将三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互调位置。与此同时，中国香港多家媒体也相继对这一消息做了披露。

　　这样大规模的高层人事调动用一场地震来形容毫不为过，以至媒体在最初用不太确定的语气传达出来的时候，更多人对此事的反应是将信将疑。可信之处在于最近两年以来，几大电信运营商高层更迭的消息一直就没有断过，中国联通、中国网通、中国铁通的最高层都有人事上有变的声音传来。而可疑之处则是，一段时间以来运营商之间的关系紧张已经不是什么秘密，这样的最高层之间调换的可操作性难度不小。

　　“在通信展上，王董事长还刚刚介绍了中国联通最近的发展情况和我们下一步的计划。”在听到这样的消息之后，即使中国联通内部也多半表示怀疑。

　　“如果这样，掌握了原来公司核心机密的高层到了新公司，很容易找到战胜竞争对手的办法，这对于已经购买这几家公司股票的海外投资者来说，是不公平的。”考虑到市场化改革、网通上市等因素，这位市场人士用非常坚决的态度对这一消息表示了怀疑。

　　但是，这样的怀疑并没有持续太久，11月1日，同在中国香港上市的中国联通(HK 0762)、中国移 动(HK 0941)、中国电信(HK 0728)的公告马上证实了这一消息的真实性。随后《人民邮电报》以确切的官方语言通报了这一事件的完整内容。文章称，中组部、国资委有关领导先后在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公司领导干部会议上宣布了中央对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主要领导人调整的决定。

　　这份来自最高层的决定与之前的媒体报道并没有太大的出入。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冷荣泉调任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组副书记；常小兵调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尚冰升任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建宙调任中国移 动通信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组书记。

　　2004年8月30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网通副总裁冷荣泉有可能空降卫通，运营商高层的调整将在年底结束。但几天之后，中国卫通新闻发言人出面对“冷荣泉空降卫通”的消息做出澄清。该新闻发言人称，经与有关部门核实，“冷荣泉空降卫通”的消息毫无事实根据，并称中央企业领导人是根据权限由国家有关部委按照规定程序任命的。

　　而随后在一个月时间的静默之后，这次高层岗位调动才最终水落石出。在这段时间当中，王建宙频繁地在中国香港、韩国、深圳等地飞来飞去，代表中国联通出现在各个场合，其他人虽然露面机会较少但是却也一切正常。

　　因为封锁严密，国内媒体几乎是在事件公布的最后时刻才得到消息，而且新闻传播的高峰几乎就是在周末的时间完成。随后，由于关键当事人并没有公开发表看法，所以在一些克制性的推测之后，舆论的声音渐渐趋向于平静接受。而从资本市场来看，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网通三大运营商的股价并没有因为高层人事变动而有大的变化。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通信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称，三方“换防”是国资委的正常举措，“换防”有利于各运营商设身处地地了解竞争对手，把各自的利弊看得更清楚，期望有新举动出台。一贯语出惊人的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面对这次高层互换表现得相当平静，他认为此次人事变动没有多大影响。

　　虽然竞争对手之间换帅被很多国外分析人士认为不可理解，但是从目前投资人的反应来看，投资方似乎已经有充分的心理准备。高盛公司的报告指出，短期来看这一事件可能会引起资本市场对中国电信市场的负面反应，但长期来看对于产业的发展无疑具有积极作用。

　　荷兰银行的分析师表示，运营商管理层改组不应该影响其收益前景以及总体业务前景。之前信息产业部的电信监管官员和电信运营商的高层人士之间也曾调换过工作，并未直接导致公司营运策略或商业政策的显著变化。高层管理层的轮换是经常发生的，这能够使管理人士有机会完善他们的技能。一句话，发生在运营商身上的换帅事件之前见得太多了。

　　换帅手法频繁使用

　　在电信运营市场上，换帅随电信市场改革的进展而频繁发生，几乎成了贯彻决策层意志的主要手段。

　　为了支持中国联通发展，1999年时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杨贤足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2003年，当时的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张春江与中国网通集团总裁奚国华位置互换也被认为是为了促进中国网通的重组改革。

　　回溯整个运营商高层换帅的过程，之前运营商高层多数为内部交接或者由运营商外部高层入替。1999年杨贤足由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任上调任中国联通董事长，2003年张春江也是由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的任上调任中国网通董事长。

　　2004年，在中国移 动董事长张立贵、中国电信董事长周德强、中国铁通总经理乔金洲面临退休的大背景下，更多人自然地认为王晓初、常小兵等人的内部交班更容易为市场所接受。今年，中国联通、中国移 动、中国电信等公司的人事变动多为分公司与总公司之间的调动也在证实这一点，面向全社会招聘的职位多为中层干部。2004年6月，原山东网通总经理张永平调任中国铁通总经理已经多少让人觉得有些意外。

　　但是，不同运营商之间的调动并非没有先例。2000年4月，原中国移 动(香港)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李平调任中国电信执行副总裁。在2003年中国联通原董事长杨贤足与王建宙完成交班之前，有消息称中国移 动王晓初有可能会调往中国联通。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王学庆称，三大运营商的老总交换，实属正常。针对一些海外媒体提出“上市公司老总互换不符合国际惯例”的说法，王学庆表示，虽然三大运营商均是海外上市公司，但由于国家持有超过51%以上股权，国家有权对其进行适当调整。

　　信息产业部电信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舒华英认为，三大运营商这次更换高层，是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进行的一次正常人事调动。互调管理层有利于让三家企业最高层“换位思考”，对提高运营商的管理水平和促进电信业良性竞争是有利的。

　　在最先传出运营商高层互换消息的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的同一报告中称，国资委方面此举的目的，主要是希望令竞争合理化，以及提升公司资本市场回报。但是，在3G几成定局、电信业重组声音很大的时候，这次运营商高层互换事件不能不让人有更多的联想。

　　很明显，最初外界的确是严重低估了决策层改变中国运营商格局的决心和力度，现在决策层的思路虽然还不甚明了，但其意图却耐人揣摩，在这样“非常规”的措施出台之后，有外资分析师一脸茫然地猜测，政策可能会有所改变。

　　惯于通过换帅来表达自己意见的决策层的意图被广泛地同未来的3G布局、控制恶意竞争、以及传说中的运营商重组联系在一起，这几个因素无一例外都与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联系在一起。

　　电信改革未完成

　　不久前，伴随中国联通的十周年庆典，对于中国电信市场十年改革的成败也再度被人广泛地提及。当初的改革方案被拿出来重新咀嚼一遍，关于改革的成绩也各有各的说法。

　　1994年，中国电信市场第一次引入竞争机制并由此形成中国联通公司，截止2003年7月，基本形成了6家全国性基础运营商、4000余家增值电信运营商相互竞争，在所有基础电信业务层面几乎都有两家以上经营者的竞争局面。中国电信、中国移 动、中国联通均已完成港股上市，而中国网通也很快要在中国香港上市。对比运输、能源等行业，中国电信市场的改革速度被广泛认可。

　　在对电信市场改革整体成绩做出肯定的同时，电信改革的一些不力局面也越来越受关注，特别是价格竞争日益演变为价格战，直接影响到了几大上市公司业绩，导致其市值大幅度缩水。而在控制恶性价格竞争方面，监管部门虽先后有多个文件出台，却始终没有奏效。

　　陈金桥认为：“市场竞争一旦形成，其态势就在不断发生变化。参与竞争的主体数量越多，竞争领域就越多，手段就越复杂。引入竞争的积极效应众所周知，但其消极作用却没有受到广泛关注。时至今日，国内电信业的‘竞争’情结已经逐步形成，由于利益立场和动机差异，竞争的参与方存在诸多误解。”

　　价格战直接导致了运营商ARPU值直线下降，也间接导致了国有股市场价值的缩水，这对于几大运营商的控股方国资委来说，肯定是不愿意看到的。

　　而在市场看来，真正的有效竞争也远未来到，电信、网通南北分治的局面并没有在固网领域形成双强对垒的局面。而中国联通与中国移 动在用户规模方面的差异则直接地决定了两家公司的业绩表现，中国联通虽然具有全业务经营资格，但是要想进入电信、网通盘踞的固网领域也并非易事。而卫通、铁通的规模明显偏弱。

　　在电信市场化骨架雏形搭建起来之后，人们发现由于先天的原因这一雏形中的各方将来力量对比变化的可能性并不太大。谈到电信改革，有分析师认为，目前的状况是“貌似市场化”，而非真正的市场化。

　　对于3G的宏观政策，业界直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最终的定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过高的投资成本，以及之后对电信市场格局的影响，3G技术自身的成熟度等问题正在影响到高层对这一问题的决策。

　　由此种种，一段时间以来关于电信市场改革今后的走向，可以理解地成为了市场、舆论广泛讨论的热点。在外界看来，难以理解的发生在几大运营商之间的高层“诡异”互换很可能与进行中的电信市场的深入改革有关。

　　高盛连同其他公司的报告、以及外电报道的方向齐齐地将这一人事变动同控制竞争、运营商重组与部署3G网络联系在一起。理由也相当的充分：高层互换可以引来几大运营商的“换位思考”，可以想象今后在互联互通方面、在价格方面更容易协调，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对于“运营商重组”一说，高层的互换似乎也是在为运营商之间的重组做铺垫。而3G网络牵扯到运营商的运营经验以及成本问题，也非常现实。

　　在这些合理性的推测成为事实之前，业界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在认同中国电信市场整体价值的同时，根据宏观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才是最现实的事情。经此一役，之前因为市场竞争的因素而被人忽视的几大运营商的控股方已经彻底改变了身份模糊、声音细弱的局面，它已经提醒所有人注意自己的强力存在，同时它也具备搅动整个产业的无穷能量，而这也给未来的产业走向带来诸多变数。

　　改革的底线

　　“政府和市场各就其位，在电信业的不同领域发挥作用；市场竞争需要政府培育环境，但长期则可以逐步达到均衡；必须防止过度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消费者福利损失；积极鼓励通过创新实现的异质竞争；竞争是提高效率的手段而非直接目的，要合作不要对抗，电信企业之间应当在多样化、差异化的基础上拓展合作的领域。” 谈到电信市场竞争的问题，陈金桥认为，“从长远来看，中国未来的电信市场竞争，必然是有管制的‘适度竞争’或者有助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竞争’。”

　　“有管制的适度竞争”这个有些理想化的境界却也正是决策层致力追求的目标，同时控股几大市场主体运营商，国资委自然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公司”之间发生两败俱伤或者是几败俱伤的局面。运营商之间出现谁赢谁输、谁胜谁负的局面恐怕都会让其同一个控股股东思量半天自己是赚是赔。

　　几家运营商显然是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当中斗红了眼，忘记了自己最初的出身，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忘记了控股方的整体利益。当港股上市公司或者其他的身份被过度地提及、市场化竞争被媒介肆意地宣传的时候，几家运营商也难免在市场当中会有些动作变形。在运营商相互之间步步进逼的时候，混然不觉大股东的脸色也随着自己的市场价值一起越来越难看了。

　　几家公司的高层相对清醒，王建宙、王晓初、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网通的“当家人”曾在各个场合提及对价格竞争的控制。而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联通等运营商在敏感的价格问题上也的确有所收敛，但是，毕竟价格竞争的格局已经现实地存在了，再想扭转恐怕消费者也难以接受了。

　　轻松地将王建宙、王晓初等人挪动位置，中国电信市场改革的决策层以这样一种姿态点醒了那些竞争当中有些迷失的运营市场的从业者，自己的真正老板是谁，自己要为谁的利益负责。

　　而其他诸如3G网络部署、诸如运营商重组等等电信改革的一系列问题，由于极大地关乎到国有资产的价值问题，也将必然地体现出这一价值权衡。有专家表示：如果传闻当中的方案既切实可行又有利于国家资产的利益，那有什么理由不呢？

　　陈金桥认为，国资委诞生的一个寓意是正式宣告电信行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首要责任需要转移，电信国企今后必须面对政府出资人和行业主管部门不同角色的目标要求，一旦出现目标分歧何去何从就会成为真正的考验。信息产业部和国资委主动加强政策协调当然有助于消解这一矛盾，但是行业的健康发展和公平竞争与电信业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电信国企的盈利能力未必能够始终保持一致。

　　如果国内电信业能够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发展的空间可能淡化多方利益代表之间的矛盾，但现实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演变。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通信市场特别是移 动通信业务迅速发展的大背景下，运营商之间虽然有竞争，并没有妨碍几大运营商成长。但是现在，国内通信市场的发展瓶颈已经出现，固网业务的下滑、移 动业务ARPU值迅速减少都反映了市场的变化。越是这样，各家对于自己的利益也就会越加看重，有一些非常之举也在情理当中。

　　没有企业家的运营商

　　中国的运营商是没有领袖的，王建宙之于当时的中国联通、王晓初之于当时的中国移 动、常小兵之于当时的中国电信，虽然是绝对的领导但不是绝对的领袖。

　　“伴君如伴虎啊……”，在运营商的高层领导半开玩笑地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可以想象他们自身身份的尴尬。虽然在市场上代表不同的企业说话，他们却要对同一个大股东负责。虽然身居港股公司要职，却又同为政府要员。由上市公司按照非常现代的方式给以物质奖励，但同时也要接受行政方的考核。

　　目前，运营商对其高层的奖励非常丰厚，除工资以外，来自上市公司的期权奖励更为可观。有中国香港媒体报道，2000年李平在从中国移 动调往中国电信之时曾悉数行使了中国移 动(HK 0941)所奖励的认股权，以当时的股价计算账面收益过亿元。而王建宙也曾在自己的任期内行使过自己的股票期权。在10月28日，也即在高层任命之前不久，中国移 动(HK 0941)向包括王晓初在内的10名董事，发出365万份认股权。

　　但是，市场化的薪酬并不能代表一切，当高层互换的消息被证实之后，持不同看法的人意见也非常的明确。

　　“这样的任命方式非常暴力而且武断”，一位国内咨询公司的负责人这样说道，“把一个企业特别是港股上市公司的董事长、CEO的任命等同于一般的行政干部可能不太合适。”

　　但是，从现实的条件来看，中国运营商的老总毕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市场化条件当中的企业老总。中国运营商的领导者距离现实意义上的企业家有不小的差距，而这种距离为决策层直接控制电信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但也有可能成为将来市场竞争中的缺憾。而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中国运营商并没有为企业家的成长提供现实的土壤，照此发展下去，电信运营商的老总个个都是“打工皇帝”，而不会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本次人事调动的最终结果：

　　中国移 动董事长王晓初调往中国电信接任周德强总经理一职，后者将于即日起退休；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调往中国移 动接任总经理一职，原中国移 动集团公司总经理张立贵退休；中国电信副总裁常小兵到中国联通接任王建宙的党组书记和董事长一职，联通集团总裁一职由原副总裁尚冰接任；网通副总裁冷荣泉到中国电信任副总经理，接替早前常小兵的职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