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中心”，陷落于高楼林立之中

　　福州大楼和她的居民们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变化。从子女插队落户，到老一辈离世，再到出国潮，从大楼整修、置换房屋热，到住房制度改革，公房出售，再到进入外来租户……人去人来，大楼的面貌也跟着改变了。

　　当年住在福州大楼，就像住在世界中心

　　福州大楼从来不是一栋没有故事的建筑。

　　上世纪30年代，英籍犹太商人维克多·沙逊一统上海高层建筑的天下，一船又一船的进口建材停靠黄浦江畔，汉弥登大楼（福州大楼原名）在外滩拔地而起。装饰艺术风格（Art　Deco）的大楼在寸土寸金的地块鹤立鸡群，吸引各大外国公司争相租用。一时间，这里成为上海滩的聚焦点。

　　60年代，每逢国庆节人民广场放烟花，附近的居民都会早早吃完晚饭，搬着小板凳到福州大楼门前占座，足有两三百号人。大楼面向人民广场，空中绽放的五彩烟花照亮了他们欢欣的脸庞。每次燃放结束，从福州大楼走到人民广场，沿路能捡到两三个箩筐的鞋子。

　　70年代，唐山大地震之后，上海疯传“即将地震”的消息。三十几个亲戚挤到大楼居民倪建芳（化名）近百平方米的房间打地铺“避难”。因为“福州大楼能抗八级地震，要是福州大楼塌了，全上海都要倒了”。

　　80年代，倪建芳的远房表哥为追求一位沪上名媛，在她家策划了一场盛大的派对。亲友、同学们穿上家里最好的衣服，围坐在一起吃自助餐。自家烹制的罗宋汤、熏鱼、酱鸭和德大或东风饭店买来的糕点熟食摆满整个吧台。年轻人们谈论国家大事，伴着古典音乐起舞，洋派作风在新时代露了苗头。

　　“葡萄美酒夜光杯，搞得全大楼轰动。楼上，天桥上，很多人都来看、来听。人家没有的呀。”她说。

　　那时对于住在福州大楼里的人来说，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

　　如今，那些声光和浮华早已黯淡。只是，当行人路过江西中路、福州路路口的时候，还是很有可能会驻足多看上几眼。

　　路口上，福州大楼与新城饭店、建设大楼相对而立。三个内凹的立面合抱起来，形成环形。外立面由笔直的流线贯穿，从高层开始逐层缩减，如同三座山峰，俯临马路上的川流不息。若站在其阴影下，多少会被一种宏阔的气势所笼罩。

　　福州大楼是其中唯一一栋商住两用房。由于三栋建筑的高度和风格极其相似，福州大楼与对面的新城饭店甚至互称“双胞胎”，如若不注意门上的名字，走错楼也是不可避免的。

　　整栋大楼分老大楼和新大楼，以天桥为连接点，连成一体。里面的走道有时纵横交错，有时又首尾相连，在其中行进，不觉遁入一个迷宫。

　　初建时，大楼除了一部分作为写字间出租之外，另设有公寓客房。每套客房由几间房间组成，每间房间约二三十平方米，主人和仆人有各自专用的电梯和房门。

　　空间缩减是从7楼开始的，每间房间仅7平米，用作大楼保洁员、门卫和电梯工等工作人员的休息室。而8层到14层则每层只有一两户。

　　解放后，人民政府接管大楼，大楼也迎来了新居民。由于大楼各个区域最初的功能不同，煤卫状况也就参差不齐。然而，当时的居民觉得能住进这样的高楼大厦，已经心满意足了。

　　高房子气派，人走起路来也笔挺

　　上世纪中期，大楼迎来新居民。

　　“我听父母说，当年管理员拿了一串钥匙，凡是有空房间，就给他们打开看，你要哪套就哪套。”李德金（化名）说。

　　李德金的父母是南下干部，在化工系统工作。1956年，他们得到组织分配，搬入福州大楼。那年，她3岁。

　　电梯上方时钟的铜制指针闪着金黄色的光泽，电梯工从一边到另一边徐徐打开铜制的电梯门，一家五口和保姆坐上电梯到达5楼。

　　光亮可鉴的走廊上悬挂着亮晶晶的大吊灯。大楼内部的天井使得每套房间都能得到均匀的采光和通风。经过一扇扇材质结实、装配铜锁的木门，他们进入属于自家的那个套间。那可以说是当时罕见的“全装修电梯房”，在李德金眼里宛如是簇新的宫殿。

　　房间内，柚木地板上打着一排排顶天立地的壁橱，一个套间里足有七扇门，一方面合理分隔房间，另一方面形成良好的隔音效果。结构大方的钢窗前都配有黑色百叶窗。

　　连卫生间里也充满了考究的细节：墙上雪白的瓷砖镶嵌黑白相间的马赛克；　打开小镜子，里面暗藏三小格置物空间；抽水马桶使用墙排，比如今普遍使用的地排更加美观、灵活；瓷质的浴缸和毛巾架经久如新，粗大的铜制水龙头里流水喷涌而出……

　　每个月，房管所派来的三名保洁员在房间内外依次扫地、打蜡和拖地。孩子们在锃亮的地板上“趴”地滑行到天桥，一阵嬉笑。

　　大楼中间那部电梯速度特别快，来客乘上来，多少会不习惯。“哦哟哟，心脏病要出来了。”

　　地下室的锅炉每周为配有浴室的人家供应两三次热水，这在住房紧张、洗澡困难的年代称得上是“特权”。倪建芳1959年搬入大楼时7岁，她记得小时候会有要好的亲友同学偶尔来蹭“福利”。

　　一个人的居住环境多多少少决定了他的心理状态。当年福州大楼的居民无疑是有优越感的。“高房子气派，人走起路来也笔挺，感觉自己好像很高。神态也不一样，心里很自豪。”倪建芳说着昂首挺胸。

　　这种自豪感多半也和家庭出身有关。不过，父母在单位里素来谨言慎行，邻居们在楼里见面只点头问好，不会多费口舌唠家常。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小孩子也很少互相串门，顶多晚上听到天桥传来歌声，会凑过去一起乘凉。

　　共同的记忆使他们至今有许多共同点。比如，他们不习惯说上海话。因为双亲单位里的同事来自五湖四海，他们从小都说普通话，跑到商店里甚至被当作是外地人。

　　风暴席卷而来

　　上世纪60年代末，风暴席卷福州大楼。

　　内廊天花板上挂着的一盏盏玻璃灯被打碎，木门被一扇扇拆下来拿去搭了鸽棚，铜材料被替换，暖气被拆除，老电梯被焊住，地下室的锅炉停止运转，电梯工、保姆都被清退……一切明显的“资产阶级色彩”都被一一抹去。

　　邻里间的边界感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特殊年代相同的际遇，让原先相敬如宾的邻居们有了共同语言，心扉打开了。“子女扶着老爷子到别家，就开始串门了不是吗？”倪建芳说。

　　本不懂柴米油盐的小辈们接棒扛起了生活的担子。放暑假的时候，排行老二的李德金把钥匙挂在脖子上，拿几个搪瓷碗，搀着妹妹，中午去元芳弄食堂吃饭。晚上再去，则多买一点带给父母吃。

　　她寻思不能老是吃食堂，得想别的法子。她家对门有两个90岁老人，得到批准留下一个保姆。她就跟着保姆学样。

　　保姆阿姨每天晚上先烧稀饭，接着出门，凌晨赶去菜场排队买菜。李德金半夜总是很早醒来，穿好衣服，坐在床上等着。一听到对门开门的声音，就轻轻开门出去，免得保姆阿姨叫唤她，把父母吵醒。

　　就这样，李德金跟着保姆从茭白炒肉丝学起，学了一手好菜。过年亲戚团聚的时候，她已经能自己掌勺，招待大家了。

　　“现在房子就剩个外壳”

　　学会当家的李德金很快离开了福州大楼，上山下乡去了外地。1995年携着儿子回来的时候，已阔别二十余载，大楼在她眼里熟悉又陌生。

　　从70年代起，福州大楼和她的居民们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变化。从子女插队落户，到老一辈离世，再到出国潮，从大楼整修、置换房屋热，到住房制度改革，公房出售，再到进入外来租户……人去人来，大楼的面貌也跟着改变了。

　　如今，过道里的灶台和杂物暴露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曝光了生活的拥挤和凌乱。油渍、灰尘和潮湿日积月累腐蚀着昔日光鲜的墙体。

　　脏兮兮的天桥上堆满花草，夏天蚊虫不断。这里早已不是那个可以让孩子们躺在一起开故事会的地方了。

　　“现在房子就剩个外壳。”李德金不无遗憾地说。

　　从入口处棕色木头转门和上方镶嵌的花纹，还能依稀看到旧时的派头。只是积灰的转门已被堵住，几名年轻女孩一边拖着箱子从侧门走入，一边谈论着天南海北。或许出于对大楼的倾慕，她们住进了这里的民宿。

　　“标书制作”、“大图复印”……大门一侧以高饱和度红蓝两色为主色调的打印公司广告简单粗暴，与大楼气派又内敛的“绅士”风格不太搭调。从指示牌上可以看到，大楼一到三层现为商用，四层以上多为民居。

　　曾经作为全楼最佳观景点的8到14层如今早已是铁将军把门，闲人莫入了。7层晒台可能是目前唯一可以进入的观景区域。

　　从一扇生锈的铁门迈入晒台，只见鱼缸、盆栽和晾衣绳挤挤挨挨。见到生人进入，一个爷叔带着一只狂吠的狗从门口探出脑袋：“哎，倷做啥？”宣示他对这片私人乐园的主权。

　　沿着晒台狭窄的过道继续往前走，只见从前做电梯工的阿婆正走过来倒痰盂，旁边一位爷叔在低头喂鸽子。此处的因陋就简和周围的江声楼影形成一种反差。

　　青绿色脖子的鸽子成群结队从鸽棚中飞出，升空，绕着老大楼凸出的楼顶盘旋，一圈又一圈。不远处海关大楼舒缓的钟声每十五分钟响起一次，像是为它们的飞行打着节拍。

　　福州大楼逐渐陷落在高楼林立中，在此已不能一览众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