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不存在“原罪”问题

　　文/易宪容

　　易宪容：1958年出生于江西上高。1989年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1997年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博士学位。1997年7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至2000年到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跟随张五常教授学习与工作3年。从1998年起为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会员。现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

　　近期，由于刚刚在《福布斯》财富榜中位列第1，身价达180亿元之巨的国美电器掌门人黄光裕兄弟，因在早年创业期间涉嫌以违法或严重违规方式从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获取13亿元贷款，受到官方调查，相关涉案的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前负责人等一干人也因嫌疑经济罪而被捕。由此，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有媒体用社评的方式表示，对于富豪们财富“原罪”的持续追究，是否就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顶点？对民营企业由于历史原因、制度原因形成的“原罪”的处理，似乎可从资本市场进行的

股权分置改革中得到借鉴。因为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原罪”（即上市公司劫掠投资者财富的行为都是它们理性的利益选择），监管当局并未纠缠于义理之辩，而是通过合理制度安排即“股改”来解决，在时间点上进行切割。因此，在这个媒体看来，富豪们的财富“原罪”，实质上与此类似。对国内民营企业巧取豪夺的行为，它也是历史原因、制度原因导致的结果，也应该对财富之“原罪”做一个切割和了断。

　　其实，这是两件在性质上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先把什么是“原罪”理解清楚。“原罪说”起源于《圣经》，由于人类的祖先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了天条，因此，他们的子孙从生而来就有某种罪恶感，就得用个人的修行与劳作来弥补。马克斯韦伯的清教伦理资本主义理论就是解释了具有“原罪感”的清教徒，如何通过个人工作努力及清心寡欲来赎罪、来发展资本主义的，“原罪”成了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在这里，“原罪”是生而具有及人皆有之的，而不是后天获得的；同时，“原罪”是相对于天之道而言的，而不是相对人之道及社会之道来说的。如果以这样的含义来理解国内民营企业的“原罪”，那么国内的民营企业何罪之有？可以说，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家或富豪们财富“原罪”，没有一个是与生俱来的事情，也不是每一个民营企业家或富豪都会通过违法乱纪、掠夺的方式来聚集财富。中国是这样，世界也是如此。

　　就以黄俊钦兄弟案例来看，黄家兄弟在涉嫌重大的违法乱纪之前，在创业早期估计不会是以掠夺他人、掠夺国家财富起家的，否则，业还没有创就已经进入牢狱了。按照《财经》提供的信息，黄家兄弟所谓创业期的“第一桶金”，就是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与当时银行的负责人牛忠光合谋如何把中行的贷款套出。为了套出中行的资金，黄氏兄弟采取伪造执照、伪造各种文书、伪造“预售合约”，采取关联交易，以挪借来的大批身份证办理虚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及虚假的汽车贷款等。可以说，黄氏兄弟在此期间向北京中行的违规贷款，及其后以租房形式向北京中行套取的逾亿租金，以及之后虚假房贷和车贷，总计达13亿元之多。而且这些贷款已经构成如今北京中行案的核心案由。其中4亿多元贷款在2004年剥离为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贷款。如果不是

银监会否决，这4亿多元贷款只需用1亿多元的成本又回到黄氏兄弟手中。

　　从黄氏兄弟这个案件来看，它根本就不是什么民营企业的“原罪问题”。首先，在这个案例中，黄氏兄弟以违法乱纪的方式来掠夺他人财富、掠夺国家财富，这并非黄氏兄弟与生俱来的东西，而且是黄氏兄弟明知违法乱纪而刻意设计的结果。其次，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制度环境来看，其制度规则并没有哪一条为黄氏兄弟违法乱纪提供了制度背景与条件，反之，就当时的制度规则来说，黄氏兄弟的这些违法乱纪行为完全是制度规则禁止的。第三，黄氏兄弟这些违法乱纪行为之所以能够屡屡得手，不仅在于黄氏兄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敢于挑战现有的法律制度、敢于挑战现有的市场秩序，而且在于与当时北京中行的负责人合谋的天衣无缝。

　　可以说，从以上3个方面来看，黄氏兄弟的违法乱纪行为没有一点是可以与“原罪”有关联的，更不需要把这种犯罪行为与“原罪”联系起来。因为，在一个法制社会中，企业与个人的犯罪行为并不能因为法律规则问题而来推卸其责任，也不可以以法律制度不规范而不承担责任。既然法律规则制定了，无论这种法律公平、公正性如何，都得在既有的规则下行事，否则就得追究不法者的责任。更何况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黄氏兄弟的犯罪行为是其主观安排之结果，而不是因为制度规则不完善使然。

　　既然民营企业不存在“原罪”，也不需要用什么东西来开脱其犯罪行为。无论是谁犯罪都得承担其行为责任。否则，如果犯罪者可以逍遥法外，那么肯定是法将不法，国将不国！

和谐社会更无从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