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新北大演讲：方正20年创新的灵魂与逻辑(4)

　　四、创新型政企关系

　　方正以科技创新起步，先后经历了制度创新和思想创新。科技创新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制度创新主要指企业架构、战略规划、风险控制等方面的创新；而思想创新则是将方正的创新理论和思想植根于方正的骨髓，融入方正的企业文化。

　　然而以上创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价值创新。目前，价值创新的途径不外乎两个：一是以新颖的外观设计、实用的多种功能来提升单品价值，进行产品创新；另一个是在朝阳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进行自主创新。

　　方正在产品创新方面一直孜孜以求，近年来屡获殊荣，得到业界和消费者的普遍赞誉。然而在重大价值创新方面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至今仍未实现重大突破。其实，不独方正，很多中国企业都明白“以重大科技创新实现重大价值创新”的道理，但苦于缺乏雄厚的实力特别是足够的资金。

　　我曾多次深入考察韩国知名企业，发现三星集团为我们提供了极好地范例。中国企业在经历第三次创新浪潮，中国政府意欲建设创新性国家，在企业创新体系和政府创新体系都日臻完善的今天，两者的有机结合显得有为重要。

　　(一)韩国三星的成功之道

　　三星经验一直是我思考的课题：中国的市场比韩国广阔，中国的工业配套体系也比韩国发达，中国的人力资源也比韩国丰富，但迄今为止，为什么没有一家中国企业(不包括资源性或垄断型)能够达到三星集团的高度？

　　韩国三星在1969年，凭借为日本三洋贴牌加工小黑白电视机起步。1972年开始生产三星品牌的黑白电视机。20年后，三星董事长李健熙在1993年提出“把三星电子打造成世界上一流企业”的宏伟蓝图，如今三星电子在八个领域居全球第一，他们的目标完全达到了。三星集团2004年纯利润达103亿美元。

　　三星的战略远见是令人钦佩的。但三星的成功之路给我的最大启示是，政府以超级手段扶持了三星的超级能力，进而以超速成长成为超大企业而获取超额利润。韩国政府当年几乎倾其所有，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来扶持三星、现代等本国重点企业。政府出面担保，金融机构给企业巨额贷款，其数目曾高达被扶持企业净资产的很多倍。根据美国罗伯特.韦德的研究，1982年现代集团汽车厂债务对自有资本比率高达5:1的时候，还是积极对

　　所以我提出应对韩国经验学习和反思。这些观点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并受到了政府高层领导的重视。后来陈至立国务委员亲自率队到韩国考察。应该说对比韩国企业的发展经验，中国无论在政府还是企业层面都很受启发。

　　(二)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据统计，我国发明专利授权中3/4为外国人所拥有；申请专利数量最多的10家电子信息企业，5年申请之和仅相当于美国IBM公司1年申请的专利数量。我国已成为PC机生产和消费大国，但CPU芯片和

　　因此，建立、完善技术创新机制，是迅速实现技术积累，并将现有优势转换成技术能力的关键，也是我国企业能否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继续发挥核心技术，创造社会及经济价值的关键所在。

　　(三)政府倡导自主创新的积极影响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明确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这标志着以自主创新促进国家发展的战略，已经上升到国策的高度。此后，在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各种讲话中，各项政策和规划的发布中，把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快了对产业政策调整的步伐，从各个方面着手为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国家自主创新体系创造良好的环境。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政府对创新的高度重视，在政策上的积极支持和促进，是十分鼓舞人心的。中国企业一共经历了三次创新浪潮，中国企业对创新经验和教训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理性。其中，认识到“以市场换技术”的不可取，高度重视“引进后的消化和创新”等，都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对中国企业的创新实践发挥着深刻的影响。

　　方正集团就是在政府主导的创新支持机制支持下成功发展的范例，方正的诞生、发展和成长都是以政府重点扶持的激光照排系统的成功研发为基础的。激光照排的产业应用为方正集团提供了十几亿利润，奠定了方正的软件产业。方正汉字激光照排系统至今仍占据国内85%、海外90%以上的华文市场，中文照排市场份额全球第一，在技术上始终保持国际先进水平。

　　面对新的国际经济环境，我国企业迫切需要政府建立一套判断重大技术创新的标准，在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上给予大力支持。同时建立一系列系统的支持机制，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提供长期的保障和推动。这种支持机制包括：

　　第一，产业链的协调和完善，为企业技术创新提供良好市场环境，为企业获得技术创新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及应用客户等资源提供帮助；第二，资金支持，国家分担企业部分风险。加大重大科技项目的研发投入比例，同时培育发展创业投资基金支持风险投资，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多渠道融资的条件；第三，重大技术项目开始使用存在风险，需要政府帮助应用推广；第四，税收政策支持：使高科技企业能通过自身的资金积累加大技术投入的力度和规模，为长远发展提供有利的保障。

　　2000年，国务院为扶植软件及集成电路行业颁布了《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政策倾斜的结果非常显著：我国软件产业销售额由2000年的595亿增加到2004年的2200亿，年复合增长率38.7%。如果国家能够在其他产业的重大技术创新项目上给予同样的扶植，将不仅意味着某个产业技术的突破和发展，也必将推动整个国家经济的腾飞。

　　(四)呼唤创新型政企关系

　　若想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创新型国家是根本出路，创新型企业是根本基础。两个根本之根本是，创新型国家与创新型企的创新型政企关系。国家创新体系与企业创新体系的必须形成新型的良性互动，它既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的大包大揽，也不同于前些年转轨时期的不管不顾大撒把。

　　放眼世界，不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国家，几乎所有重大技术创新背后都有政府之手的强力推动与支撑。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屹立于全球市场的企业，无一不得到本国政府的垂青恩惠乃至鼎力相助。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是企业的“镇山之宝”。

　　聚焦中国，华为公司的成功已为世人瞩目。华为人在“贸工技”道路上为之整整奋斗了16年，终于在通讯领域的高端环节拥有了自主核心技术，并且在全球市场上获得了较高附加值。殊不知，华为近几年的研发投入每年都高达数十亿元，占其销售额的10%乃至更高比例，而华为自身利润不能承受之重，在其背后是政府巨手的推动与支持。

　　中国为何没有多出几个华为？首要因素是中国企业目前的普遍短视，缺乏创新意识与创新勇气。但不容忽视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几乎所有的中国企业尚不具备重大创新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形成与增强既有赖于国家创新体系的培养扶持，也必须得益于企业与国家两套体系的互动式相辅相成。也许是物及必反的缘故，我们从一个认识误区走向另一个认识误区，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政府大撒把，把尚未成年的中国企业抛进全球市场的汪洋大海之中自生自灭。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普遍扶持的策略已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应该认真梳理产业，在重点扶持行业还需筛选重点扶持企业，重在取舍。“撒芝麻盐式”的普遍扶持实际是无足轻重的，调动广大企业的普遍积极性只是一厢情愿。有限资金再不能无限分散。

　　我对应由政府重点扶持的行业与企业有一个“三分法”-----

　　第一类是在全球的新兴领域，中国企业与国外企业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对于诸如互联网之类的新兴行业的新兴企业，政府扶持重心应在软环境而非硬投入。这些行业和企业因想象空间巨大，并且因其不确定性而风险巨大，因此最适合利用国内民间风险投资与国外风险投资，尤其是利用国际资本市场。

　　第二类是对于发达国家大量转移且中国不具优势的夕阳产业，政府应以“适者生存”原则而彻底放手，任其在市场搏杀而获取顽强生命力。

　　第三类是全球市场前景广阔且具一定竞争优势的成熟行业，国家必须以非常方式大力扶持其超常规发展，因为在成熟行业按部就班发展不可能赶超，只能是亦步亦趋的跟随者，永远无法实现跨越式发展而成为行业领导者。

　　中国目前的优秀企业大都在成熟行业，且处于行业的中下端位置，不仅无暴利可言，甚至利润稀薄。我们必须承认的普遍现实是，为了获取超额利润必须巨额投入研发，而利润稀薄又无力加大研发投入。以方正这样的年销售额245亿的中国企业为例，一年可以投入研发的经费仅几个亿。方正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对于某些领域的技术方向与趋势也具有较强把握能力，甚至清楚能够带来超额利润的主攻目标，但这些重大研发所需投入少则十几亿多则几十亿。所以，方正在几个具有看得见的广阔前景的重大研发项目上，都只能凭着自身的利润慢慢滚动投入，下了狠心却下不了狠手。

　　当今中国，许多重要领域的核心技术和关键产品仍需大量进口，科技创新的空间巨大。中国多数企业不是不想自主创新，我们不是不清楚创新所创造的超额价值。但是重大的科技创新需要雄厚的实力，当中国企业自身能力不足，国家必须作为坚实后盾。

　　改革开发28年来，中国的政企关系的变革一直以“政企分开”为主旋律，这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独特历史背景所造成。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计划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进行严格管理和调控，企业不过是行业主管部门的生产车间。从1978年开始转轨，政府逐渐给企业放权松绑。而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运行时期，政府部门的“越位”、“缺位”及“错位”这三位于一体之中，但总体趋势是政府对企业在放权让利的同时，直接扶持力度锐减。我认为，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政府转变职能的又一场“自我革命”开始，在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政府如何扶持竞争力相对薄弱的中国企业，将成为突出而重大的主题。

　　我的理解是，在明确企业为创新主体后，政府不仅要迅速进行推动企业创新的制度创新，更需要建立国家扶持企业创新的支撑体系，政府创新与企业创新与时俱进。

　　创新型政企关系的第一关键是政府要界定清晰“有所为有所不为”，另一关键是政府扶持企业创新“如何为”。目前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政府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既不明确又不强劲，精神激励替代物质激励。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一语中的：抓紧制定切实有效的激励政策，完善鼓励自主创新的金融财税政策，改善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信贷服务和融资环境。

　　企业创新有风险，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一些创新风险可以通过企业的研发管理与风险控制加以规避，另一些风险却只能共同面对，这是创新必然付出的代价。

　　我们也曾经取得过备受世人瞩目的创新成就。近两年“神五”、“神六”的成功升空，都是通过自身拼搏和努力，以自主创新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例证。而神六这样的尖端科技，中国人的研发投入只相当于美国人的1/9。这充分说明，中国人是具备创新的勇气和能力的。

　　同学们！下面我对今天的演讲做个小结——

　　纵观世界各国成功的创新型企业，都经历过科技创新、制度创新、思想创新，再到价值创新这几个阶段。在中国，方正等走“技工贸”道路的中国高科技企业无不把自主创新当作(创新的)灵魂。而今天的自主创新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即只有在开放状态自主创新才能快速取得突破。光是自主创新还不够，还要持续创新，若想保持持续创新，就得具备“使命与信念、冒险与价值、战略与文化”这三大要素。企业若想实现重大加值创新，划出微笑曲线，仅靠自身力量或者政府单方面号召是不行的，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创新型政企关系，政府须对重点企业的重大创新进行重磅扶持。

　　我相信中国人的创造精神与聪明才智，只要国家能够大投入支持大创新，中国企业就能创出大奇迹。

　　最后，我希望在座的MBA同学们，在创新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立志做中国企业创新的骨干！让我们共同为中华的和平崛起而创新奋斗！

　　谢谢大家！

学生提问

　　主持人(张维迎)：魏新董事长给我们作了非常精彩的演讲，他讲的不仅仅是企业的事，还讲了一个中国的企业领导人对民族产业发展的思考。由于时间关系，魏总只回答一个问题。

　　学生提问：我的问题是99年您离开学校的时候，其实冒很大的风险。当时方正集团是在危难之中，您作为一个教授去企业发展，您觉得您具备哪些绝对的优势和相对的劣势，谢谢！

　　魏新：这个是提了很多次的问题，也是个好问题。开始我是不愿意去的，可这是组织安排，我是军人出身，服从是军人的天职。

　　我觉得我有一个优势，我心态特别好。方正当时有很多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很麻烦。第二个，我的办公室挂了腾文生老先生给我写的林则徐的对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你要容得了人啊；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我99年到方正，01年我当董事长，在就职的时候我说，我希望大伙儿跟我一块儿把方正的事情做好。当时我给大家三点承诺，第一点，我在我这个位子上我决不以权谋私，同时我也坚决反对和制止对其他人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公司利益之上，第二点，我承诺在我这个位子上不拉帮结派，同时我也坚决反对和制止其他人在企业内部搞斗争。我给大家承诺的是双刃剑，我自己不做，你们也不能做。第三点，我能力有限，但是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会尽心尽力把我的事情做好。

　　我做教授出身，理论上的东西我都学过，在国内北大研究生、国外读MBA的时候都学过。这是理论的优势，实践的优势。可能我是当兵的出身，处理事情我不拖泥带水。弱点也是很显而易见的，我这个人，他们说你可能太透明了，我们企业有些员工说魏老师你在我们眼里头是一个玻璃人。当然这个也是有问题的，是我这个人太没城府了，这可能就是个弱点。(鼓掌)

　　主持人(张维迎)：今天晚上魏总的演讲一定给大家很多的启发，今后在你们的工作、学习中一定要记住方正的两句话，“方方正正做人，实实在在做事”。我们希望方正集团在魏新的领导下，再过五年、十年，跻身世界知名企业行列。再一次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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