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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平视点:互联网的喜剧性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1月27日 09:53 eNet硅谷动力

  【eNet特约评论】用喜剧方式搏出位,成了在互联网上出名的必要元素。芙蓉姐姐的舞姿令人发笑、胡戈的恶搞令人发笑、百变小胖的怪样令人发笑……,最近一位令人发笑的名星是张钰。

  有的人可能还不了解张钰,所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张钰是一位敲诈勒索嫌疑人。专找导演上床,事后要挟人家,写字据答应给她安排角色;不安排角色的,就公开曝光。她最近轰动了互联网,是因为她主动“自首”了——她在网上“坦白交待”了自己的行径,包括敲诈勒索的现场录音、录像材料;还有“检举揭发”“同案犯”的立功表现——曝光了她雇来色诱导演的妓女。

  让这件事成为喜剧的要件在于:她竟然认真地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就象芙蓉姐姐认真地认为自己是优美的一样。但显而易见,如果张钰真象她自己说的那样,意在反对影视圈的性贿赂,那么,在由“上床——换角色”构成的完整案链中,她首先要控告的,应是已换成角色,贿赂“已遂”的,而不是现在这几个“未遂”的!换句话来说,谁上床后答应给她角色,她就告谁;不给她角色就不告。这样一看,事情不就变得很滑稽了吗。

  我发现,互联网在根子上是喜剧性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系列喜剧性的人物和喜剧性的事件,才会在互联网上反复发生并壮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喜剧,都符合互联网的本质。当你发现互联网暗含的喜剧规律时,就会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对后现代中的娱乐化及其所以然,有更到位的理解。

  喜剧的正典

  人为什么会发笑,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级理论难题。难的不是说清楚具体的一次发笑的原因是什么;而是“笑”本身是怎么回事、它的规律是什么,千百年来难以概括。笑如果能定理化,

相声看书就会,郭德刚们就没饭吃了。

  23年前,我作为专业研究,读红军领袖张闻天20年代译的法国哲学名著《笑之研究》(今译《笑——论滑稽的意义》)时,老实说,没有看懂柏格森在说什么。比如,他对滑稽的定义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中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直到这一两年,我从互联网角度,才第一次理解了柏格森。柏格森在给“笑”下定义的时候,琢磨的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那个东西。106年前还没有互联网,但柏格森对互联网理解的境界,已经超过50年代的麦克卢汉。

  柏格森以生命哲学著称于西方哲学史,他强调差异性和创造性的价值优先性。柏格森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生命化反对机械化。我正好认为,信息化本质就是生命化,工业化本质就是机械化。柏格森相当于在用信息化哲学,推翻工业化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格森可以说是古代互联网思想第一先驱。

  柏格森正是从笑入手来理解生命现象的。他指出:“笑是对不和谐、不合生命、不合社会的一种反应和纠正”,“凡是一个人给我们以他是一个物的印象时,我们就要发笑”。表面上很容易理解,但柏格森实际有更深入的意思在内。

  在柏格森之前,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人们就一直在研究喜剧的本质,想把握笑的规律。一直到康德美学都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其中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倒可以解释芙蓉姐姐这类滑稽美。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的关键概念是滑稽。滑稽是这样一种丑:第一,这是一种对人无害、不使人痛苦的丑;第二,滑稽的丑强把自己装成美。实际上,芙蓉姐姐和张钰都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无视别人对她们的看法。当别人觉得她们丑时(这里的丑不是贬义词,后面会解释),仍坚定地把自己视为美。这种一般人不具备的坚强神经素质,客观上就取得了喜剧演员用来屏蔽观众是非的“强把自己装成美”的“装”的效果。与喜剧演员不同,她们信以为真,而不是在“装”,因此喜剧效果格外明显。

  黑格尔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说法,认为喜剧是“形式压倒概念”。马克思据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关于悲喜剧区别的最深刻的说法。我把它概括为:悲剧是形式上“小”的大我,被形式上“大”的小我否定;喜剧是形式上“大”的小我,被形式上“小”的大我否定。

  从互联网的观点看,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在“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立论,才会得出这样的比较精英化的结论。

  可以说,这个结论在过去二三百年工业化历史中,是有实证基础的;但互联网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芙蓉姐姐、胡戈、百变小胖、张钰等一系列反例。这些反例的核心含义在于,后现代力量不再遵循“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这一规律,而是“第一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实质性的内涵,是以小我解构大我,成为一种潮流。这就逆转性地背离现代性的喜剧规律,把工业化时期悲喜剧的定义反转过来了。柏格森的理论,由于暗合了互联网的后现代规律,开始显示出力量来。

  丑与恶含义的反转

  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发表,是后现代性在文学领域兴起的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恶之花》实质隐含了一种新的逻辑:恶的本质,是用小我解构大我。工业化是否定小我价值的。但从更长远的历史观点看,对于小我,不能一概而论。按照后现代标准,小我中,有一些,仍然属于丑和恶的范畴;但另一些,则需要“平反”,因为它们可能代表的,是个性化意义上的小我,具有积极意义的成分。这就是我们要重新讨论芙蓉姐姐、张钰之类审丑问题的原因所在。

  我个人兴趣上,虽然觉得两位都挺恶心,但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认为值得研究,而且应当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我们需要冷静思考一个问题:中性的、甚至正面意义的丑,与缩小打击面后真正的丑之间,有没有必要进行区分,区分的原则是什么?

  在工业化的高潮时期,现代性作家其实已经有对于恶的反思。黑格尔和恩格斯都说过“恶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样的话。这里的恶,就是指小我的利益;与它相对的善,是指大我的利益。在经济上,小我有四种组合:损人不利己、损人利己、利人利己、利人不利己。除了第一种恶为社会共同反对,其它都有现实的存在理由,分别是利己主义、合理利己主义(斯密个人主义)、社群主义。

  对应的在审美上,小我也有四种组合:不美人且不美己、不美人而自美、美人且自美、美人而不自美。芙蓉姐姐与张钰是有实质区别的。张钰属于第一种情况,是损人不利己型的,迹近笨贼。她之损人,主要并不表现在曝光导演上,那是合理但要守法的;损人主要表现在损害了其它女演员(特别是不上床女演员)的权益,造成不正当竞争。特别是,她对自己也美丑得失不分,居然以自投罗网为美,告了还不知是谁违法(导演被诱上床并没违法,真答应她角色才可能违法)。

  芙蓉姐姐之类属于第二种情况。后现代审美观念中,确实有正常的以丑为美的情况。同现代性意义上的丑角还不同,丑角是知自己丑而为之;芙蓉姐姐是不知自己丑而为之。但这个丑,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丑。因为芙蓉姐姐与张钰不同,她没有伤害谁;她只不过是与大我意义上通行的审美标准不同而已,是自我“臭美”。其实我要提醒一下,不要对芙蓉姐姐那个可笑的“大S型”舞蹈造型轻下结论。不喜欢,但可以宽容,所以对芙蓉姐姐的臭美,我将捂着鼻子鼓掌。

  “臭美”的本质,是个性化之美。个性化之美,是不可通约之美。也就是别人都认为丑,但自己觉得美。其实只不过是标准不同,标准多元化而已。我们要宽容,甚至鼓励这种臭美。因为它与个性化、定制化经济一样,是必然对应的文化潮流。将来我们人人都可能走上这条路。

  我认为柏格森的境界高,就在于他看出了这种臭美之美。臭美之美的主题词,分别是生命、个性化、差异化、创造性。笑,正是这种臭美之美的反应。这意味着,笑,是小我的解放;娱乐,是个人的狂欢。互联网将娱乐一切,放飞个性,

想唱就唱,想跳就跳,实现个人心情舒畅。

  作者:姜奇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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