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学研结合”推动企业自主创新的良性循环

　　倪光南：

　　1939年生，浙江镇海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一直从事计算机领域的研究和产品开发，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1984年起，出任计算所公司和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主持开发了联想汉字系统、联想系列微型机，并分别于1988年和1992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计算所研究员

。

　　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这是发达国家的实际情况。一些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它们的科研人员能获得诺贝尔奖，例如AT&T的贝尔实验室和IBM研究中心分别有11位和5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但中国的企业普遍很小，科技实力很弱，所以人们很关心它们如何才能迅速成长壮大，尽快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

　　对高技术产业的评估一般是用R&D（研究与发展）投入强度，即R&D投入占据销售额的比率作为产业技术含量的标志。据1991至1999年12个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高技术产业统计，它们的R&D投入强度为9.3%。相比之下，我国企业有很大的差距，仅有华为等极少数企业能达到这样的强度。例如，2003年我国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R&D的投入强度不足4%，尚不及同期IBM一个公司的60%。

　　我国企业的R&D投入低，制约了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投入低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客观原因是我国很多企业利润低而力所不及，它们还没有进入到良性循环之中。像华为的R&D投入超过了10%，已经进入良性循环，即： R&D投入大——创新能力强——利润高——R&D投入更大——创新能力更强……

　　为了缩短企业进入这个良性循环的时间，实行“产学研相结合”是有效的举措。国家长期以来对高等院校、研究院所的投入，使它们具有较雄厚的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储备，如果它们的研究力量、科技成果能与企业相结合，就可以迅速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帮助它们更快地进入到市场的良性循环中。

　　实践表明，高技术企业创业主要依靠创新产品，如人们熟知的四通中文打字机，联想式汉卡，方正排版系统，用友财务软件，金山WPS软件……其中不少即来源于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是“产学研”的结晶，其中，联想和方正是典型。当时，中科院计算所和北京大学分别对联想和方正投入了大量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但后来有的宣传只说投入了“20万元”和“40万元”，不提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对此，已故科学家王选院士在1998年4月香山科学会议上指出，他不同意“方正靠40万元起家”的说法，因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在方正成立前，国家已经投资了1000万元，研制了10年。联想式汉卡和激光照排系统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只宣传“40万元”和“20万元”就抹煞了产学研和知识产权的贡献。

　　这方面也有反面教训。“信通”也是计算所投资的，且远超过20万元，但它没有取得计算所的科技成果和知识产权，只能从事PC贸易，它有一个“小巨型机”研发计划，但没有开发出来就出了走私问题。同时期中科院另一个以贸易为主的“科理高”也想开发汉卡，获得高利润，但也没有开发出来。“信通”和“科理高”都吃亏在没有得到产学研的支持，结果在微利或无利的贸易中消失了。

　　为了实现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国务院[2006]6号文件发布了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这个政策从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教育与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加强统筹协调等10个方面，全方位地支持自主创新，为我国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供了空前优惠的政策环境。我国企业应抓住这个机遇，争取早日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身的指导思想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比较优势”、“国际分工”、“贸工技”等思想，在一些企业中还有市场，我们应该清除这种影响，否则的话，即使客观环境改善了，企业仍不可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比如，有人认为钱少了不能搞自主创新，钱多了才能搞自主创新，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大家知道，中小企业是最富有创新活力的，国内外都不例外，这说明钱多钱少不是能否自主创新的决定条件。虽然从长远和整体来说，高技术产业需要有高的R&D投入，但对于一个企业、一个时期来说，并不一定都是这样。

　　尤其是在中国，相对于发达国家，可以用较低的投入做出很好的创新，国产Office软件就是一例。“十五”期间，国产Office取得了群体突破。在2004年政府正版软件采购中，国产Office的采购套数超过了微软Office，已基本能满足政府工作的需求。国产Office和其他国产基础软件一样，它们取得的进步主要不是靠投资。以其中一家永中Office为例，与微软相比，它的投入不到1/500，人员只有1/10，开发时间只有1/3。显然，它们主要是靠自主创新而不是靠投入。

　　一些事实表明，企业在没有钱、没有品牌、没有规模时，往往被逼着搞创新、求发展，而恰恰在稍有钱、稍有品牌、稍有规模时，容易发生转向。例如，以汉卡起家的“巨人”因兴建大厦而夭折；以软件起家的“拓普”因到处圈地而陷入困境。人们为它们感到惋惜，如果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