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所知天命（1）

　　【赛迪网讯】为过去而回顾历史让人感叹，为现在和未来而重温历史则使人睿智。10月25日举办的中科院计算所50周年庆典上，白发皓首的我国计算机事业开拓者和早期建设者的回忆，把人们带到一个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年代……

　　大协作：办大事的秘诀

　　1956年，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而刚刚经历的抗美援朝战争又让国家背上了沉沉的外债。为了共和国的安全和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两弹一星”悄然启动。

　　这一年的8月，分管科技的陈毅副总理在科学院申请成立计算技术等3个研究所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办。作为国家发展科学技术采取的4项紧急措施之一，以为“两弹一星”提供先进的计算设备为目的而成立的计算所进入筹办期。

　　此时，世界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ENIAC在美国诞生已有10年，而以华罗庚为首的中国计算机事业的拓荒者们，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在短短的3年时间里，计算所从仿制苏联的计算机开始，最终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小型和第一台大型计算机，并为国家培养了700多名急需的人才。这些人才后来奔赴全国各地，成为我国计算机事业发展的栋梁。

　　“50年前，外单位大量的人集中在计算所，不分彼此，一视同仁，为同一目标，把中国的计算机搞出来。这个过程很短，从不懂计算机到全面掌握，从没有计算机到自主开发、全国遍地开花，只用了3~5年时间，效果好，效率高、创业十分迅速，这是大协作之功。”88岁的张效祥院士回忆说。

　　计算所的科研只是“两弹一星”工程的缩影。以邓稼先等为代表的“两弹一星”科研人员无私奉献、忘我工作、不怕牺牲等精神已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两弹一星”工程中全国一盘棋、各行各业通力合作，少花钱、多办事、办大事等科研组织管理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很多领域渐渐地被遗忘。

　　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是因为它的普适性；系统工程学之所以能上升为科学，是因为它经历了战争与和平的考验，还因为它不仅在计划经济而且在市场经济下同样行之有效。

　　协作：分工而不是分钱

　　“几十年来出现的低水平重复、科技产业一直追不上别人，病根就在于资源分散、各自为政。几十年前，大家一穷二白时能合作，为什么现在条件好了，合作反倒困难呢？” 张效祥院士尖锐地指出：“计算机科技综合性强，资源分散，力量分散，投入分散，就只能低水平重复，办不了大事，很难有重大创新突破。”

　　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时，计算所汇集了全国各地的人才，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将来的去处，但大家不分彼此各是哪个单位的，所有人只有一个心愿，尽快把计算机做出来。现在可麻烦了，一个项目批下来后，参与单位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分经费。”

　　“现在大家在一起做事情比较少，更多是分钱，而且做完项目后，

　　李国杰认为，对于从事共性和关键技术研究的科研单位来说，更多地要讲分工，而不是竞争。现在，常常会出现全国有几十家单位竞争一个项目或课题的现象，“如果全国有几十个单位都能做，那只可能是低水平的重复，我看那就没有设置的必要了。项目和课题的设置应该是全国只有两三家能做，而这两三家之间竞争是需要的，但更多的是分工问题。”

　　“计算所一年的科研经费约两个亿，除了科学院拨款约3000万外，剩下的都要自己四处争取，有时候一个项目有几十家参与竞争，每年搞经费要花很大的精力。”李国杰说。

　　当年，从华罗庚筹备计算所，到邓稼先主持原子弹研发，钱学森主持导弹研发，无一不是受命而为，没有今天的竞争上岗，但他们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们学术声望的众望所归，也是上下一心、专心致志搞“两弹一星”的必然结果。

　　较之当时单纯的科研环境而言，现在则要复杂得多。物质的丰富也带来了物质的诱惑，而项目竞争结果的背后多少也带有部门或者行业利益的色彩。李国杰认为：“形式上的公平，未必能做到事实上的公平。与其几十人坐在一起搞评估，不如有几个明白人，直接指出谁有能力做，谁做不了。”这样的明白人首先应该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

　　作者：马文方

　　李国杰认为，足球要想取胜，不仅要有前锋、中场、后卫和门将的分工，还应有相互之间的合作，大家都去当前锋肯定是不行的。在科研价值链中，大学、研究所、企业也应该各有侧重，各司其职。分工、合作、竞争都是基于国家的利益。

　　国立研究所:要急国家所急

　　“国立”二字是计算所近些年强调的。李国杰表示，有些人认为国家级研究所是学苏联、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要市场化，要改制。殊不知，美国还有2000多所国立的研究机构，英、日、韩等国也都有。

　　这种争论实际上涉及的是国立研究所的存在价值。

　　李国杰表示，计算所的定位就是完成基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国家任务。

　　当初“两弹一星”是国家的战略任务，今天，提高信息产业的核心

　　李国杰说，计算所就是要做下一代通信、网络和计算的核心技术。计算所的策略是在重要领域选择一两个关键技术。比如说音视频标准AVS，将会对未来产生很大影响的，但需要多方合作，于是计算所就来牵这个头；再如，下一代通信WIMAX芯片协议层的标准，以前国际上没有做好，现在计算所牵头，已有英国等多个国家参加。

　　“不要指望拿着国家经费做出成果后发大财，国家的经费来自百姓，那就应该造福百姓，计算所一定要有这个魄力。”李国杰说：“做研究就是要造福社会，让更多的人富裕起来。我在所里反复说过，留在计算所的人要耐得住寂寞，专心致志地做学问，生活上只要能比较体面就行了。太想致富的人不要呆在计算所，可以到企业去。如果把企业文化带到所里，那就会把研究文化搞坏。不要把科学家变成企业家，也不要指望企业家变成科学家。计算所要是做企业都能做的事，那就不用办了。”

　　人总要有点儿精神

　　不知是有些人没有了理想呢，抑或是更多的人把理想深埋在心中。如今谈论理想是要有些勇气的，特别是谈论几十年前的往事。

　　但是，来到计算所50周年庆典的现场。看到了为计算机事业发展仗义执言的88岁的张效祥院士，看到了50年如一日地培育人才的夏培肃院士，看到那些当年青春焕发的建设者而今已是满头银发、步履蹒跚的长者。从他们的言行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的赤子之心，从他们殷切的目光中依旧可以读到“青春无悔”，读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里弥漫着理想。

　　没有理想，何以成就事业！

　　采访计算所50周年，也令我忆起20多年前在电子工业部研究所的往事。那时，有的同事在火车上颠簸三天三夜，再换乘火车才能到达浩瀚的戈壁，几十天中，比谁扔的石头远是工作之余的娱乐之一，而在寸草不生的戈壁上偶尔看到一只蜥蜴都会让大家兴奋好一阵子。而每年这样的出差可不止一次。

　　钻山沟，去戈壁，到草原，赴太平洋，这种长期的出差如家常便饭。而在研究所做产品环境实验中，有时需要赤膊进入60℃或者身穿国家登山队淘汰的装备进入零下30多℃的极限环境去调试设备。

　　由于从事的是国防工程，没有资料可借鉴，也不可能发表文章。当时正值中关村兴起之初，但大家并没有受到诱惑，同事之间攀比的是：你参与的项目是军工还是民用，是否重点项目，是否是国家重中之重的项目。由于激光属于有害作业，按规定每月有9元钱的补贴，直到我1994年离所时，十多年一直拿着这个数字。大家既无名可言，又无利可图。很多同事从毕业到退休，数十年如一日。除了理想还会有其他合理的解释吗？

　　“五十知天命”，岁月会变迁，技术会落后，产品会换代，但共和国计算机事业拓荒者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是永恒的。(n101)

　　作者：马文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