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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光南:软件产业重大问题决不妥协(1)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09月12日 14:47 赛迪网

  【赛迪网讯】

  倪光南,汉族,1939年生,浙江镇海人。

  1961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首创在汉字输入中应用联想功能,中科院计算所公司(联想前身)和联想集团首任总工程师。1988年和1992年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94年被遴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为中国中文信息学会理事长,中科院计算所研究员、博导。

  在中科院计算所一层大厅见到倪光南院士时,他正跟两位外地访客热情作别。那天早上,他刚从外地出差回来,但依然神采奕奕、步履矫健。从一楼大厅到他办公室的路上,记者跟在他后面,几乎是一溜儿小跑。

  67岁的倪光南院士,大部分时间在为国内企业特别是国内软件企业的发展东奔西走,乐此不疲。他坚定地认为,软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中国不应该简单学习印度,中国应该有信心引领世界软件潮流。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是重大问题,不容妥协、不容观望。

  外包不是中国软件业的主方向

  记者:在您的各种演讲中,经常能感受到您对信息产业,特别是软件业的殷殷期望。在您看来,国产软件业应该如何扬长避短,积极创新?

  倪光南:现在国内对中国软件发展道路主要有两类意见。一类认为,中国软件产业应该大力发展自主创新,建立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因为中国既有软件人才,又有国内市场,既有国家政策的支持,又有开源软件的帮助。中国的巨大市场,完全可以支撑起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

  另一类意见是,中国应该像印度一样主要发展软件和服务的外包。2002年,微软支持麦肯锡发布了一个报告,建议中国不要做

操作系统,而要做软件服务外包。一些地方会觉得,走这条路比较容易。

  为什么在国内,软件外包被强调得这么多?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是跨国公司的影响,它们甚至愿意做出某些努力来促成中国往这个方面发展。比如,微软号称要给中国62亿美元的投资,其实主要是一些采购和外包定单,真正的投资很少。说成投资62亿美元,是不符合实际的。跨国公司这样做是不希望中国搞自己的软件,特别是有自主版权的至关重要的基础性软件,他们不希望中国成为它们的竞争对手,他们倒是希望中国成为印度的竞争者,更加降低它们的外包成本。

  在软件产业链里,基础软件比如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中间件等,是垄断性很高、附加值很高的软件。也正因为如此,6万人的微软,销售收入相当于两个印度的软件出口额:印度有100万人做外包,去年出口234亿美元,而微软一年的收入就超过400亿美元。IBM有3万人搞基础软件,收入也相当于一个印度。跨国公司愿意帮助中国、引导中国去搞外包服务,因为这样做,中国不会影响到它的垄断地位。这是很明显的。

  如果现在某个地方、某个软件企业,根据他自身的情况去搞外包,可能有很好的发展,我们应该支持他。但是对于中国整个软件产业,如果主要去搞外包,这是方向性错误。

  记者: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国内很多软件企业是赔钱的,而做外包的企业挣钱容易些。

  倪光南:这是因为有些软件特别是基础软件,开发周期比较长,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才能成熟。比如,经验表明,一个源代码百万行等级的大型软件要成熟,大概需要几百人的队伍,花五年左右的时间。比如,中国有一个做Office的永中公司,跟微软的Office部门相比,人员大概差10倍,投入差几百倍。但从时间上来讲,我们开发了六年,微软开发了近二十年,相比之下,中国软件企业的效率是不错的,这也体现了后发优势。

  记者:但是,有没有可能,我们某些企业等不到发展起来的那一天,就已经跨掉了?

  倪光南:这就需要国家更多的支持,特别是对大型软件、基础软件的支持。如果你没坚持到五六年,三四年你就不做了,你就前功尽弃了。你坚持下来了,这个软件就可以达到和跨国软件公司产品竞争的地步。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国内软件要赶上国外软件的水平,需要多少年?

  倪光南:国内各家Linux服务器操作系统已能与Windows竞争,已经在企业和政府应用中有相当强的替代能力,很多中小型应用已经用到国产数据库,中间件也没多大问题。谁能举出中国不能做的软件?或者我们不能在五六年达到实用水准的软件?我想没有人能举出什么例子。即使我们过去不能做,现在花五六年的时间我们就能做出来,就可以达到国际水准。

  政府应该是国产软件的首批用户

  记者:我记得,您两年前说软件是中国最有希望的产业,现在还这样认为?

  倪光南:是,绝对是。

  可以想象,这几年,我们国产Office很快可以全面替代微软的Office,国产的操作系统也有很大的替代性。“十五”期间,我们已经看到很大的变化。

  软件产业的创新并不依靠物质条件,这是和很多产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半导体产业,我们设计了一个芯片,我们工厂不一定能做出来。即使我们能做出来,我们工厂的装备、EDA设计工具等都是国外的,人家如果不卖给你这些也不行。所以集成电路产业对物质条件依赖性很强。然而对于软件产业,如果你有很好的创新,只需要经过一定时间让它成熟,你就完全可以创造一个软件比国外的还好。所以我觉得软件的后发优势非常明显。

  在开放源代码领域,世界上各种各样的软件技术,几乎都有类似的可用,这些软件技术是国际先进水平的技术,是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的,同时,任何人也可以对于开放源代码做贡献。所以开放源代码软件的出现,使得花钱向跨国公司引进技术成为多余的了。

  作者:袁钦玲

  记者:但是,国产软件特别是基础软件,目前的市场很小。

  倪光南:软件产业发展的障碍是思想上的障碍,不要迷信跨国公司软件。北京的平谷区政府说,软件是用出来的。这话很有道理。因为靠软件企业自己测试,看不到很多缺陷,一般到实际应用场合,才能发现问题。

  那么谁做国产软件的第一批用户?我想应该是政府。因为不够成熟的时候,企业不愿意用,社会上老百姓也不愿意用,那么政府就应该支持,带头使用。国产软件的性能价格比是很有优势的。应该把政府应用这个最宝贵的市场资源用来支持国产软件,而不应该像有些地方,为了要回报跨国公司搞的一些培训,就把市场资源让给跨国公司,这是得不偿失的。

  记者:今年的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您觉得中国信息产业的创新之路是什么样的?

  倪光南: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十六字方针来看,如果坚持自主创新,软件产业一定可以实现重点跨越。但是假如你是学印度,整个中国软件产业全向印度学习,你想要跨越印度都很难。因为印度对美外包有它固有的英语优势,做了二十多年了,已经是外包老大。在产业链里,外包产能太低,利润太低,发达国家不愿意做,跨国公司不愿意做。

  特别是现在,信息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如果基础软件不行,信息安全问题就不能解决。另外,中国正在面临软件正版化问题。中国13亿人口大国,如果用外国软件,实现正版化不可想象。我想,很现实的,只有主要依靠国产软件实现正版化。

  记者:您本人使用国产软件吗?

  倪光南:我经常用国产的Office、Linux。这两个软件与国外的同类软件相比,已经很接近了,并且还有创新。当然,有些方面还有差距,但是我们很快就能迅速赶上,这不过是时间问题。

  记者:现在Linux在应用上和Windows相比,感觉没有太多创新。

  倪光南:应该说,客观上有先入为主的问题。有些国产Linux版本外表很像Windows,这是市场的需要。因为这么多用户很难重新培训他,所以我们希望在操作上尽量接近Windows。实际上Windows的界面也不是Windows的创新,最早是

苹果机上用的。当然,与Windows兼容不是目的,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替代它、超越它。这是一个过程。

  中国应引领世界软件潮流

  记者:从1961年大学毕业到现在,您差不多经历了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的全部50年,您感觉其中有哪些事特别难忘?

  倪光南:嗯,挺多的,一下子也说不好。我记得,中国在1958年的时候做出的第一台计算机,是仿前苏联的,叫104机。我参与的是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大型计算机119机。一直做到1964年才交机,相当长的时间,很不容易。

  我当时负责外围设备线路,是外部设备插件组组长,也参加调机,做值班长。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通过这个实践,我进入了计算机领域。

  记者:119机还在吗?

  倪光南:很可惜,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VAC还保留着,而中国很有历史意义的老计算机都被拆掉了。119机有这一楼层这么大,差不多有一个篮球场的面积。

  119机用真空管,之后用晶体管,用集成电路,最后是第四代,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这四代计算机我都经历过。开始的时候,中国的计算机并不是这么落后。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也就美国、前苏联、英国、法国、中国这几个国家能做计算机,其他国家不能做。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基本停止发展,我们都不做科研了,上山下乡去了。而这个期间正好是计算机按照摩尔定律在发展的阶段。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重新抓科研,那时有了很大的差距。好在,软件没差那么多,因为你可以用新的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特别是开放源代码软件给了你一个基础,使你的起点可以提到国际的水平上,省去了很多不必要的跟随时间。我们很有信心在软件领域迅速赶上。

  记者:站在中国计算机事业创建50周年这个新的时间点上,请您展望一下未来的计算机技术发展趋势。

  倪光南:长远的我们很难预测,信息领域的预测一般都是错的(笑),预测比较短的时间可以比较接近。

  我觉得,未来这几年应该是中国软件发展的关键时期,有可能在这几年里面,我们国产软件形成自己的软件产业体系,中国的软件应用将引领世界潮流。

  如果硬件按照目前的趋势降价,几年之后,一两千块钱一台电脑,中国的电脑用户会像手机用户一样快速增长。中国网民数量现在是全世界第二,电视数量我们已经第一了,手机已经第一了,我们中国的电脑用户数量很快也会变成世界第一,在这个时候中国人用软件,岂不就是世界软件的主流?

  我们应该引领潮流,而不是跟随人家,应该有这个信心,不要老是自卑,认为中国不行。因为我们将很快有世界第一的用户群。中国用什么软件、什么硬件,将在世界上有很大的影响。有人认为,中国人还需要等待若干年引进跨国公司技术,再搞自主创新。这既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当然,我们如果做得不好,或者我们中国人都去做外包了,就没有希望,只做外包,连印度都赶不上。

  我愿意帮助企业

  记者:您在一些协会,还有计算所里都有职务,这些角色中,哪个角色占用您的时间最多?

  倪光南:我还是愿意和企业一起商量事情,因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我希望有创新性很好的企业。当然有一些事情一定要做的,领导机关叫你去开会,当然要去的。我比较愿意和企业讨论,我们怎么把一个产品做好,怎么把市场开拓好。

  记者:您觉得现在国内企业里,比较优秀的是哪些?

  倪光南:通信领域的华为、中兴非常出色,已经能参与国际竞争了。这几年肯定会出现一些优秀的软件企业,因为它已经熬过了前几年最艰难的时期。但是我们还要看一段时间,因为软件成熟需要时间。

  记者:除了神舟电脑,您还给别的公司做科技顾问吗?

  倪光南:很多事情名分不是很重要。在神舟电脑倒是有一个名分,不过有没有名分我都愿意帮助企业。我支持神舟,因为它作为民营企业,能够坚持有比较大的研发投入,而且坚持不断扩大自己自主创新的领域。这样的话它可能后来居上,所以我们鼓励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扩大自己的研发投入,扩大掌握更多的技术。当然,我们相信随着Linux的发展,国产CPU的发展,将来电脑的核心技术应该用国产的。

  记者:您在联想待过,现在跟企业接触也很多,您有没有觉得现在的企业创新存在误区?

  倪光南:很多企业还是很愿意在创新上投入的。中国的软件企业能够发展起来,都是以创新为基础的。像用友,开始时有一个很好的财务软件;像华为、中兴有很好的嵌入式软件。就是做系统集成的公司,也需要有创新,他能按照需求做好一个工程,能够把各种软件、硬件合在一起做一个解决方案,这是集成创新。如果我们从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各种创新类型来看,软件公司如果一点没创新的话,我觉得很难生存。即使外包,也需要有自己的创新,不能满足于简单的外包,而是要能做更复杂的外包,甚至要能提供解决方案。

  记者:去年我采访一些软件企业的时候,他们提到,在每个软件领域最后只能生存两三家企业,但是在国内这种状况还不是很明显。

  作者:袁钦玲

  倪光南:我觉得中国在基础软件方面会出现很好的大企业,并会带动很多做下游软件或做支持服务的中小公司。在应用软件领域,我觉得很多家都可以生存。

  原则问题不能妥协

  记者:您的很多观点非常鲜明,比如说不要学印度,以及对政府采购法的一些看法。很多人因此觉得您像是一位斗士,您怎么看这些评价?

  倪光南:我们能够帮企业说话,这是应该的。在很多重要问题上,是不能有所妥协的。比如,中国要做自己的基础软件,还是主要做外包?这是原则问题,我们绝对不能妥协的。当然,这可能会得罪一些人(笑)。在生活待遇上,我们可以“与世无争”,但是这些问题关系太大,无论如何,我们应该代表我们的企业说话,反映企业的想法。

  记者:在过去这些年中,您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很多事情现在去追究当时是什么样子,已经没太大意义了。我想知道,偶尔回头看的时候,您有没有感觉到有一些遗憾,或者您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倪光南:我想,一个人要尽力而为。有很多情况下,你想做的,并不是完全能够实现。你看有些事情,当时很热闹,但是过了若干年一看,是怎么样就很清楚了。我觉得我们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否则,一时做得很轰轰烈烈,可能没意义。过几年后再看,甚至可能觉得很可笑,我不希望做这种事情。

  我希望,今天我们做的事情,若干年后来看是很有价值的,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不是很容易。有一些事情可能做了后,不受很多人欢迎,但是你知道这个事情对长远有意义,能经得住时间的检验,就可以了。

  我遗憾的事很多,但是人不应该想这么多,因为人的个人能力有限,最重要的是要合乎潮流。要关心中国的信息产业,把自己融入进去,使你自己的努力和整个产业的发展融合起来。哪怕你自己的力量很小,你也要融合进去,而不是违背潮流或者在外面观望。

  记者:您对国内科研人员有什么期望吗?

  倪光南:我觉得,作为科技人员要有所贡献的话,一定要踏踏实实地去做。不能急功近利。急功近利暂时也许有一点好处,但是长远看不行,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科学实验、产品开发都是实实在在的,产品必须在市场上经受检验,取巧是没有出路的,迟早要出问题,这方面已经有很多教训。

  记者手记

  在这次采访倪院士之前,记者有幸跟倪院士有过多次约稿经历。倪院士的亲切有礼、大家风范让我印象深刻。以最早的两次为例。

  第一次是关于“展望信息产业未来”的题目。从同事那里要来倪院士的电话,打通后,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我是倪光南。”初次通话,记者说出采访需求,没想到倪院士一口答应:好,你给我发邮件吧。邮件发出的当天晚上,记者收到倪院士的稿件,信尾还注明“请酌用”。报道出来后,我给倪院士寄了两份报纸,并发邮件告知。倪院士立即回信:谢谢!

  第二次是关于“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题目。拨通电话,考虑到倪院士未必记得自己的单位和姓名,记者又想做一次自我介绍,没想到倪院士记得很清楚。听起来倪院士在开会,他要我先把约稿要求发给他。第二天早上,收到倪院士的邮件:小袁,我没有收到你的邮件。记者马上又发一遍。中午收到倪院士的回信:收到,我晚上写给你。第三天早上,记者在办公室收到倪院士的邮件,一看时间,是在前一天晚上23:54发出的。报纸出来后,照例给倪院士寄出两份,并邮件通知。倪院士依旧是立即回信:谢谢!

  向专家学者约稿、约采访,难免会遭遇一些挫折或不快,记者对此已能淡然处之。然而,倪院士的谦谦君子风范仍然令人折服。我想,这里面除了倪院士的个性与修养使然,还有他对重大事件勇于参与、不愿观望的积极入世之心。

  把这些经历写在博客里,有博友留言:越是大家,往往做得越好!确实如此。(n101)

  作者:袁钦玲

爱问(i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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