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超越金钱和势利的短视

　　无商不富。

　　已经先富起来和正向着富裕奔跑的中国人是最能明白和贯彻这条真理的。

　　教育在产业化，面对天下父母心，大学尽可以扩招、再扩招，收费、再收费。既然需求依旧没得到满足，学费当然应该再提高。医疗在商业化，资源总是稀缺的，那么有限的药品、设施和医务人员，自然应该用在最有效率的地方——也就是出价最高的地方……乃至公众权力、环境资源和个人品格，也越来越多地以效率和价格为准绳，笑贫而不笑其他。

　　难道不对吗，在这个全球化的竞争时代，在这个一日千里的信息社会，谁能无视市场的繁荣和机会，谁又能违背商业化的主旋律？巴黎街头的学生可以阻挠劳动法的修改，却不能阻止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流失到其他国家……

　　然而就在此时，以《从优秀到卓越》、《基业长青》等著作奠定自己当代管理大师地位的商业畅销书作家吉姆·科林斯却大声疾呼：“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创造卓越的商业企业上是不够的。有了卓越的公司，我们固然可以拥有一个繁荣的社会，但不见得是个卓越的社会。对于一个追求卓越的国家来说，经济的成长和实力的增强并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此言令人振聋发聩！

　　在科林斯看来，与许多人的直觉相反，美国社会真正伟大之处远远超过商业的繁荣。作为一个只有200多年历史的年轻国家，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把对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写进宪法并坚守至今。作为一个私有财产观念根深蒂固的保守国度，它成功地建立了现代国家的公共监管体制，根治了肆虐多年的沙暴，恢复了壮丽的西部大草原。美国的企业家开创了不同于传统施舍观念的慈善基金，从早年的洛克菲勒、福特，到最近的比尔·盖茨、巴菲特，他们把大量财富捐助给优秀的研究项目和民间组织，并要求受助者拿出成绩作为汇报。除了市场和企业，人们在谈到美国的强大时还离不开常青藤大学、诺贝尔奖得主、太空计划、博物馆、艺术团体……还有群星闪耀的奥运代表队，所有这些，都是非商业组织。

　　有鉴于此，科林斯激情洋溢地为他的《从优秀到卓越》补充了“社会机构版”。本书开篇即是作者的苦口良言：商业化思维并不是最终答案。原因并不诡异，它与作者的前部书其实一脉相承：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卓越不凡者并非都是商业组织；真正重要的差别并不在于商业机构与事业机构之间，而在于卓越与平庸之间；把“商业语言”强加在社会事业组织身上的做法是幼稚的，我们应该做的是找到大家都会接受的“追求卓越的语言”。

　　不过“商业语言”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商业机构有着追求利润的本性，诚如先哲所言，有了100%的利润，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就值得冒绞刑的危险。于是，商业机构在追求卓越的进程中，目的尤其清晰，指标特别明确。与之相对，社会事业机构的背景、宗旨和组织风格千差万别，它们是否卓越，能找到合适的测度吗？

　　作者没有回避这方面的困难，甚至坦诚许多时候的测度是很难量化和对比的。可是，能否对产出结果进行量化并不真正重要。就像法庭上的律师一样，不管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证据，都需要竭尽全力地去搜集、思考和求证。一个追求卓越的组织就应该时刻寻找各种证据来跟踪自己的事业进展。书中有这么一个案例，克里夫兰交响乐团在杰出的音乐经纪人汤姆·莫里斯成为总裁后便制定了“杰出的成就”、“独特的影响”和“持久的机制”3大考察指标。在这些指标的具体表现中，他们把自己的演出类型从纯粹的古典风格扩展到更复杂多变的现代曲目；他们受到了欧洲久负盛名的传统音乐节的隆重邀请；他们在9·11事件之后的第3天如常举行了晚会，通过伟大的音乐寄托哀悼和深思；他们吸引了世界上最出色的指挥家和作曲家，获得的捐助金额在经济低迷的时期增长了3倍……

　　就这样，“利润第一”的商业语言被成功翻译成“跻身世界公认的3大交响乐团之列”的追求卓越的语言。如此阳春白雪的事业都可以成功刻画和度量自己的进步，那其他社会事业组织当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使命找到追求的目标和阶梯。

　　1965年，在社会思潮的冲击和民权运动得发展如火如荼之际，林登·约翰逊总统对美国人发表了《伟大社会》的著名演讲：“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不但有机会创造一个富裕而强大的社会，而且还可以迈向一个伟大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我们更关注生活的目标，而不是商品的数量。伟大的社会并非停泊的港湾、终极的目的，它是一个常新的挑战，时刻在向我们召唤……”

　　在得知自己作品的中文版即将面世之际，作者吉姆·科林斯可能很想知道：当中国人挣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后，他们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创造了机会和财富；在从繁荣社会走向卓越社会的新挑战面前，他们是否还能超越金钱的势利与短视，再度令世界侧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