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中国为何培育不出自己的跨国公司

　　马 宇(商务部研究院)

　　2001年底，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中国企业的跨国困境》，发表在《南方周末》，编者称为“跨国的冰冷理性”，是对热炒的“走出去”热潮泼的“第一盆冷水”。三年过去了，中国经济一直在高速发展，中国企业当然也不是毫无长进，在国际化方面还颇有些标志性动作，比如TCL收购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联想收购IBM的电脑业务，似乎中国企业国际 化的春天到了，中国跨国公司“横空出世”，可以在国际市场跃马扬鞭、纵横驰骋了！这真给天天喊着“狼来了”自怨自艾、壮着胆子“与狼共舞”的中国企业提气，也给“恨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人长脸，国内媒体在报道此类事件时都透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笔者并非想败坏国人的兴头，也巴望着中国的跨国公司能在国际舞台上叱咤风云，但最后端出的，却还是一盆冷水：中国企业的实力暂且不论罢，依然戴着沉重体制枷锁的企业能有什么作为吗？聪明而且博闻广记的你，见过戴着镣铐的舞者演绎出的精彩舞蹈吗？--除了“刑场上的婚礼”那样的红色经典。而那镣铐是道具，是表现内容之所需。中国企业的镣铐却是体制的局限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制度性扭曲。

　　没有适宜的制度环境是培育不出中国的跨国公司的

　　中国不能说没有跨国公司。若按跨国公司的一般定义，在两个以上不同经济体内有投资经营的企业就算“跨国公司”，那中国的跨国公司多的是。即使再考虑企业规模吧，中国的“巨无霸”也不少，前些年进世界500强的还只有中粮、中化等少数外贸巨头，现在中国银行、中石油、中石化等也进去了，其实中国的银行、电信、铁路、电力等领域的企业块头大的多的是。但中国人还在呼唤“中国的”跨国公司，似乎已有的都不作数。确实，靠行政命令“攒”起来的、靠行政垄断“发”起来的，中国人自己先就不认可。也因此，海尔等企业在提出500强目标时，就有了道义上的底气，似乎自己才是中国跨国公司的真正代表，民众也对这些企业寄予厚望。

　　可见，“跨国公司”的内涵，在中国早已变异，起码包括了“规模大”和“有国际竞争力”两方面内容。在此意义上，笔者更要说，没有适宜的制度环境，是培育不出中国的跨国公司的。

　　比如说家电行业，明星企业多多，但至今为止还没有一家进入500强。不是说中国的市场规模不够孕育出个500强，也不是说中国的生产要素优势不足以支撑起个500强，而是中国的制度环境销蚀了中国企业的发展基础。若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法则，中国的大部分家电企业早就“死翘翘”了，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还“活着”，--靠政府输血活着，躺在政府身上活着，中国现在不是还有七、八十个彩电品牌么！该死的企业不死，该活的企业也就活不好。因为该死的企业不但继续霸占着各种宝贵资源，还在继续扭曲、破坏着市场规则和竞争秩序，进而把该活或可能活的企业也一起拖向地狱。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里，那些明星企业的不合理行为也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了。就象以“振兴民族产业”为己任的长虹，把自己作为中国企业的“旗手”，可其作为，却实在让人难以苟同。若说长虹几年前不搞什么国际化，专做国内市场，也无可厚非，毕竟是企业的经营战略选择，在国内市场一样可以培育出国际竞争力。但却不能在国内市场走投无路了后扭头跑到国际市场上去甩库存。几年前笔者去长虹调研，那时其经营已很困难，笔者问有何办法，一位经理说，听我们老板的！我们老板有办法。似乎企业的经营战略与这些中高层管理人员无关。当年长虹计划出口几亿美元，笔者颇感诧异，因为在外经贸领域厮混了十几年，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知道国际市场不是自家的后院，客户也不是我们的下级单位，下个指示就让人家买了，出口还是有点难度。听业内人士介绍，开拓一个中等国家的市场，每年得投入上千万美元，几年功夫才可能初见成效，即有了一定的销售网络，品牌在当地也有了一定知名度。笔者知道倪老板天资过人，是国家级企业家，但敲破了脑袋也猜不出他能有什么办法想出就出，根本不用做什么“市场营销”，就来个“百万彩电过大洋”，一年出口美国几个亿。是靠产品质量吗？短时间内让美国人觉得长虹产品比索尼、飞利浦强怕不容易；靠专有技术吗？长虹产品哪些功能、技术是别人所没有的或不可替代的呢？靠品牌吗？虽然长虹在国内也是响当当的牌子，国内评估价值据说有两百来个亿，超过了西门子(国际品牌评估机构评估大约13亿美元)，但似乎还不至于说自己是世界级品牌，何况即使说了美国人不认也白搭；靠销售网络吗？别的企业，包括中国早已经进入美国市场的那些彩电企业，多年构建的销售网络难道都不如长虹？倪董事长不至于是玩魔术吧，平空变出一块几百万台的美国市场来？困扰笔者多年的这些疑问，直到前不久才豁然而解：原来是不要钱！白给谁不会呀！可白给的结果是如今长虹高达4.67亿美元的坏帐，以及中国彩电在美国市场几乎全军覆没，多年的市场开发努力毁于一旦！可怜那么多中国企业跟着遭了池鱼之殃。

　　笔者更想不通的是，以倪先生之精明，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美国市场不是他亲自去考察的吗？对出口风险规避一点都不了解吗？对反倾销之类的国际贸易规则一窍不通吗？即使他不懂，难道他手下没有一个人懂吗？难道懂的人不会提醒他吗？汇票居然被银行拒付几十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荒唐之极的事情呢？这可是近40亿元的国民财富啊！可以做多少事情—不说去帮助实现九年义务教育，别让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孩子失学；不说去反哺农业，别让农民为每亩地百十元的税费犯愁；不说去救济那几千万还没实现温饱的人们；不说去搞永远没钱做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就算是吃了喝了吧(我们每年都公款吃掉2000多亿，再加上40亿也无妨)，也是肉烂在锅里啊！起码还支持了国内的服务业，间接解决点就业—可就这么白白扔掉了，扔在了本就比我们富裕的美国。

　　指责那个华裔经销商是没用的，枪毙了他也挽不回损失(长虹说可以追回1.5亿，真是幼稚，或者是故意说谎；否则就是那个华商弱智，或者是良心未泯，还在公司的名头下留那么多资产等你去追)；指责倪先生也没有什么意义，他已经把一世英名葬送了，假如没有幕后交易，追究个渎职罪又能怎样？多半还是“工作失误”、“瑕不掩瑜”了之。

　　那么，到底谁应该对此负责？说到底，还是制度。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种种弊端，如管理人员任命制、没有监督、没有制衡、有权无责、有责无利等等，导致了这一悲剧的发生。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绝不是个案，此类事件以前很多，今后还不会少—假如国有企业没有根本性改革的话。

　　但事情的发展似乎愈加令人悲观。有政府权威机构的权威人士说，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至今无解”。呜呼！我们无言。借用哲学家的话说吧，为什么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因为国有资产在那儿呢！

　　中国跨国公司的路径选择很是奇特

　　另一个明星企业海尔也有难言之隐。前几年作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典型案例，海尔在美国投资生产家电曾被广泛宣传。但遗憾的是，如此铺天盖地的报道，却缺乏一些最基本的数据支撑：海尔美国项目的投资金额是多少？生产能力有多大？年销售额是多少？市场占有份额多大？这些数字，几乎成了绝密，即使去海尔也问不出来--反正笔者试过几次，不信你也去试试。说某个产品占了百分之几十的市场份额，是饭店和学生公寓用的小型电器，未免局限了点。但那些形象化的宣传却很多，比如津津乐道当地把海尔工厂门前的路命名为“海尔路”，等等。可你当那是长安街哪，对于美国的一些小城镇(实际上美国的大多数城市都比我们的小)来说，你若去投资几百万美元，雇佣几十个当地工人，你愿把门前的路叫什么名字都不稀罕。美国人知道中国人爱面子，还会帮你把挂牌仪式搞得很热烈—当然，费用得你自己出。

　　因没有新的、更详细的资料，--不知为何这件事近年也不提了，笔者无从判断这一投资案例的成败。但仅从理论和经验判断，这一行为是明显违背投资规律的。众所周知，美国本土上世纪八十年代就不生产电视机了，原因很简单，成本太高，划不来。难以想象，在经过了20年之后，连承接了上一波家电生产转移的日本、韩国都开始大规模向中国转移生产的时候，--日本、韩国的电子业巨头已有计划，今后几年将把家电生产中心转向中国，某些产品生产甚至全部迁到中国，中国的企业难道能逆势而行，跑到美国去投资生产家电？现在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家电生产基地，配套最齐全，美国反而是少这缺那的，怎么把那机子攒起来？如果零部件还要从中国采购，那可就更不对了，出整机总比出零部件划算啊！不说运输成本，单劳动力就算不过账来，总不能放着中国便宜劳动力甚至是现成的生产能力不用，而出口零部件到美国去用比我们高几十倍的劳动力成本组装吧？若说是可怜美国失业率高支援一下美国也不象，海尔再国际主义，也不会不知轻重缓急，我们的下岗工人还多的是呢，后面又有那么多农民兄弟等着转移出来，失业的待业的显性的隐性的现实的潜在的几乎要以亿为单位计，就业压力可比美国大得多。若说是为了避开贸易壁垒似乎也不象，因为那样代价更大，连基本竞争力都没有了，绕过了壁垒还不是一样死？何况美国对中国电器还没有那么多壁垒—彩电是我们自找的，前文已提到。若说那是张瑞敏逆向思维的结果倒有可能，但并不是所有的逆向思维都是对的，毕竟还有客观因素的制约。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海尔投资美国生产家电，即便成功了也是特例，不可能推而广之，成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榜样。这样做，也无助于海尔成为旗舰型的中国跨国公司。

　　但笔者不得不承认，这确实有助于成就海尔“国际化”的形象。“走出去”得有动作啊，象华为那样到巴基斯坦去投资，宣传效果肯定不如去美国。健力宝不是早就干过吗，买下华尔街的房产，牌子竖到纽约大街上，牛！可如今健力宝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海尔投资美国得到了足够的媒体关注度，那铺天盖地的报道、评论，比当年的中央电视台标王更风光，广告效果也更好。所以与其说海尔投资美国是个成功的投资案例，不如说是个成功的公关案例—几个亿的投入能达到那效果呢？张瑞敏除了去哈佛讲课、去达沃斯演讲之外，在中国的政治地位显著提高，海尔当家人的位子愈加稳固，成为中国公认的第一首席执行官。而海尔品牌据说已值几百亿，海尔也从一个集体企业，逐渐成为青岛市委、市政府直接抓的“疑似”国有企业。不怨学术态度严谨的郎咸平教授课题都做完了、结论都公布了还没有搞清楚海尔的身份，非说海尔就是国有企业，张瑞敏就是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实在是海尔面目模糊啊！何况郎教授再明察秋毫，视力疲劳的时候总是有的。只是那些跟风的媒体、捧臭脚的专家不知作何感想，满以为帮中国企业找到了一条国际化的路径，其实不过是帮海尔做了免费广告！万幸中国企业没有跟着跑，否则真的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媒体、专家痛定思痛，怕不悔恨死。但糟糕的是类似的缺乏常识支撑的事例、观点还在不断产出着，甚至明明是自欺欺人的玩意儿也还被我们宣传着、供奉着。当浮躁甚至虚假成为国民的集体无意识，还能指望在这样的土壤里诞生现代中国的跨国公司吗？

　　其实，就笔者愚见，海尔的很多举措都颇有可置疑之处，包括效仿通用进军金融领域。而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更是疑点多多。虽然海尔有“日清日高”工作法等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设，但都在生产管理层面，属于技术性的，而更为重要的公司经营管理制度建设，却似乎有所欠缺。很清楚的一个事实是，海尔几乎完全依赖于张瑞敏。没有韦尔奇的通用还是通用，没有张瑞敏的海尔还是海尔吗？谁都知道一个企业，尤其是大企业的命运不能系于一人，关键是建立公司制度，可海尔这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做到吗？海尔如果可以依靠制度良好运转，或者说，张瑞敏离去不至于让海尔的天塌下来，那张瑞敏怎么办？他退休以后，除了拿退休工资，即使按市领导级别拿吧，每月不过几千块钱，呕心沥血20年、资产数百亿的海尔与他何干？在中国现有情况下，他搞企业制度建设，无异于砸自己饭碗。即使共产党员永远保持着先进性，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并且尊重人趋利避害的本能。人有血肉有感情，既然领袖都“是人不是神”，张瑞敏们更是“理性人”啊！

　　中国企业制度缺失根源在于产权失位

　　话题至此，可以看出，中国企业的制度缺失，根源在于产权失位。郎教授捍卫中国国有资产的精神可嘉，但力气用错了地方。国企改制不是不能搞，而是必须搞，关键是怎么搞。中国银行、中国电信、中石油这样的企业自然不能简单MBO，这些企业主要可不是来自于管理层的贡献；但海尔、TCL，甚至长虹，为什么不能？中国人不傻，公平公正而又有助于提高效率的办法总能找出来。没有最优方案，次优方案也能找出来，而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非抱着最坏的方案不放，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强化它！

　　海尔发展到今天，即使考虑所有的因素，包括初始的集体资本、政府的支持等等，张瑞敏个人无疑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以他对海尔的贡献，给他海尔一半产权都不过分！并且不是卖，而是送。这绝不是造成了“国有资产的流失”(郎先生虽然贵为教授，这里也别听他的，海尔本来就不是“国有”，何谈“流失”，实事求是的基本态度还是该有的，虽然海尔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而恰恰是还企业产权的本来面目，是张瑞敏该得的。并且，这也是海尔要想真正发展成中国的跨国公司所必须的。

　　笔者从不否认中国人的企业家素质，而张瑞敏、倪润峰等人无疑又是中国企业家中的佼佼者。他们犯的一些连笔者这样的研究人员都能看出来的常识性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素质和能力，而是因为内部和外部的制度环境。站在他们的角度想一想，他们的某些看似不合理的决策，不正是合情合理的吗？反过来再想一想，假如他们的个人权益得到了应有实现，公司产权制度有了根本性改变，他们是否会制定出更为合理的公司经营战略，在遇到上述相同问题时是否会做出更为合理的决策呢？

　　三年前，笔者应邀参加TCL一次高层会议，议题是讨论入世以后TCL的战略问题。笔者在发言中提到，尽管TCL与国际上的竞争对手相比，在资金 、技术、产品、规模、品牌、管理等方面尚有不如，但通过资源整和、扬长避短等等办法，仍然大有可为；而产权结构，才是TCL的最大难题。虽然TCL当时的股权结构已经多元化，但控股58%的是惠州市政府。也就是说，TCL的命运系于那58%的国有股，而那58%的国有股，又取决于惠州市领导的英明和开明。而我国的实际情况谁都清楚，终极依靠的却是最不稳定、最靠不住的。这样的产权结构安排，对于TCL这样的一个消费类电子生产企业来说，“不是长治久安之计，难以奠定TCL国际化企业(还有那“世界500强”情结)的坚实基础”。或许是碰巧了，后来不久，TCL转让20%股份给5家跨国公司，使国有股下降到38%，虽然仍是最大股东，但市场化股份已经占了主导地位。后来又经过一系列动作，TCL基本形成了比较合理、稳定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方面已经大大领先于海尔和长虹。

　　也是在这次会上，笔者作为业外人士还斗胆建言，TCL应考虑把手机业务出售或与跨国公司“对接”。李东生说要把进不了行业前三位的砍掉，而笔者的判断是TCL手机很难进前三，或者即使进了也站不住。当时手机是TCL的最主要利润点，占了全年利润的一多半，马上砍掉似乎不可能。但笔者认为从长远竞争力来看，TCL手机缺乏支撑，尤其是与国际跨国公司相比，技术、品牌差距都很大，不具有比较优势。当时TCL只是靠外观设计出奇制胜赢得了市场，那些花巧只能生效于一时，长久则难以为继。所以，手机难以成为公司的主导产品，即使成了代价也太大，并且会分散企业资源，对企业核心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这时出售，可以卖个好价钱，转而把资源集中到优势产品上。如果不卖，也可以拿此部分与外商合资，既借助外商的资金、技术、品牌强化竞争力，又让外商分担经营管理成本和竞争压力。

　　后来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TCL收购了阿尔卡特的手机业务，希望借助其技术力量补强自己。但笔者对此前景却并不看好。理由有二：一是阿尔卡特的手机生产，包括品牌和技术，在业内的地位本就虚弱，与诺基亚、摩托罗拉等一线品牌没法比，甚至比不过三星、西门子，不说并购过程中还会损失部分竞争力，即使全盘继承以至发扬光大，在如今的国际国内市场上也不具有明显优势；二是如此一来，TCL非但不能从手机业务中脱身，反而越陷越深，基本套牢，想回头都不行了。再要放手肯定损失巨大，如果硬着头皮做下去，恐怕结果也不见得好。--这几年的现实情况也是离行业前三不是近了而是远了，进而还有可能拖累公司其他主业。现在，万明坚去职，TCL第二号人物袁信成亲自挂帅，会让手机业务重新焕发生机吗？笔者不敢乐观。毕竟，大势如此，非人力所能为。

　　几年前，TCL也曾经收购过法国的一家电视机厂，目的是绕过欧盟对中国彩电的限制进入当地市场，与海尔投资美国有所不同，但不知如今效果如何。

　　同样是收购，作为一家乡镇企业的万向集团似乎比大公司做得漂亮。万向收购的是美国的一家汽车零部件经销商，万向的产品可以借此渠道顺利、稳定地进入美国市场，每年近亿美元的出口做得很扎实。而民营企业华为，出口主要是“第三世界”，投资生产也是在“第三世界”，虽然在媒体上不是那么风光，但从企业生产经营角度来说，无疑更为合理。至于是否能够实现“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产品杀入欧美主流市场，与国际电信生产巨头展开全面竞争，那又是另一回事。不过可以相信，即使华为没做到，也总会有别的中国公司能做到，前提只是环境和时间。

　　此外，我们曾把国有企业上市作为国企改制的一种方式。但实践证明全然无用。境内上市就不要说了吧，一千多家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了绝大多数，可“国企病”依旧。上市只是给国企多了一个银行之外的融资渠道而已，银行的钱不大好用了再用老百姓的钱，且代价还更低—不象利息还固定着，分红分不分还不是国企老板说了算？即使ST又怎样，大不了玩个重组。境外上市也是如此，只不过境外投资者不大好惹，B股没有办法了就拉回境内，让境外投资者高高兴兴地赚了钱“鸣金收兵”，入替的国内股民先暂且吊着；去香港、纽约、新加坡上市，钱是拿回来了，还不少，中国移动那样的一个就几十上百亿，可也添了麻烦，比如千夫所指的双向收费就因怕境外投资者不高兴而迟迟不能取消，境内消费者只好“痛且不快乐着”。--这样的上市，充其量只是融资，却无助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结构的根本改变；而这样的融资，只会造成更大的麻烦，既延缓了国企改革，又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机会成本甚至被无限放大。

　　期待中国的跨国公司

　　毋庸讳言，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适宜中国跨国公司生长的制度环境。笔者从不担心中国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但却不能不担心制度扭压抑所导致的竞争力削弱乃至丧失。让我们的企业捆着手脚去角斗，先就居于下风甚至已经败了。

　　笔者一向认为中国人天生具有企业家素质，没有理由搞不成自己的跨国公司。看看东南亚、香港、台湾的华人企业，看看华人在世界各地是怎么创业的，他们并没有受到当地政府的百般保护、多方扶持，甚至有着恶劣的生存条件(比如当地对于华人的排斥和敌视)，但他们不但生存了下来，还发展出了一大批国际顶尖跨国公司。中国大陆，有如此得天独厚的市场条件，有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生产要素，全球的跨国公司都跑到中国市场寻求机会，怎么会孕育不出自己的跨国公司呢？指责国外跨国公司抢占了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懦夫的行为，跨国公司本就是在竞争中拼杀出来的，何况跨国公司在我国市场上的竞争还是在我们的法律政策规范内进行；借口跨国公司比我们资本雄厚技术领先也站不住脚，没有多少跨国公司能得到我们的国有企业所享受的那些政府扶持(哪个国家的企业可以借了银行的钱不还？哪个国家的上市公司可以只圈钱不负责，破了产还可以不退市？哪个国家可以把如此众多利润丰厚的行业划定给某些企业经营？)，而境外那些华人跨国公司起步时实力根本无法与中国现在的企业相比！再说，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上具有国外跨国公司不可比拟的天然优势，起码是天时、地利、人和吧，中国消费者甚至反对中国企业在国内搞低价竞争，支持他们提价呢！假如我们连家门口的竞争都不敢坦然、自信面对，还能指望到异国他乡去竞争吗？

　　归根到底，中国企业缺的是制度环境，包括宏观制度环境(社会)和微观制度环境(企业)。与其说21世纪的竞争是技术的竞争不如说是人才的竞争；而与其说是人才的竞争不如说是制度的竞争！中国建立跨国公司，技术不是短板，购买、研发，都可解决；人才不是短板，中国有大量高素质人才，又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资源也不是短板，比不了美国，总比日本强得多吧--但制度环境却绝对是短板，并且是短期内难以解决或弥补的。

　　所以，要培育出中国的跨国公司，关键是要建设良好的制度环境。而这需要全体国人的勇气和智慧，以及，痛苦。

　　所以，用不着天天担心中国企业这不行那不行，也用不着耗费国民财富、损害消费者利益去补贴这扶持那，把他们的枷锁打开就行了！鸟出笼，鱼入海，虎归山，企业放市场，无为而育之，那时，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之迅速、群体之庞大，才会真正让世界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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