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国 来源：赛迪网

　　8月21日，各大媒体约好了似的，纷纷开始报道“前华为员工被拘捕”事件，而报道内容大同小异：王志峻、刘宁、秦学军三人突然被警方拘捕，原因是华为举报说三人侵犯了自己的知识产权。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事件的报道并没有去详细追究三人到底有没有“盗窃”的细节，却紧紧地“围绕着超期羁押九个月”、“干预司法公正”等内容做足了文章。尤其是期间以三人家属名义发表的三个声明，更是读来让人同情之心顿生。

　　一、家属的眼泪

　　在8月21日致媒体的公开信中，家属称：“华为公司采取非正常手段打击离职创业的员工，致使王志骏、刘宁、秦学军被强行羁押，至今已达9个月之久！！我们在四处奔走、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请求新闻单位对此事予以关注，将此事的真相及华为的所作所为向全社会公开，为我们的亲人讨回公道！！！”

　　家属在历数三人为华为与社会做出的贡献的同时，称：“就在他们准备继续向新高峰迈进时，一场灾难突然降临。在华为公司的一手策划下，王志骏、刘宁、秦志军于2002年11月在杭州被黑龙江佳木斯公安刑事拘留，拘留他们三人的理由是华为公司认定他们研发的产品与华为的产品“相似”，“侵害了华为公司的商业秘密”。从那时起到现在，没有任何的法院判定和审理，三人已被关押9个月，目前仍然在华为总部所在地深圳羁押。”

　　在他们眼里造成这一切的，就是佳木斯警察越权办案，而华为又参与了审讯与取证，整个办案过程违规。

　　家属对整个事件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诸如“白发苍苍的父母”、“做了爸爸的人还没见到刚满月的新生骨肉”、“新婚一月的妻子还没有品尝蜜月的甜酒”等等感人至深的叙述，

　　而这样做的一切目的，就是“我们不得不向人民政府求援，向广大公检法有责任心、有道义的人求援，向社会求援，向新闻界求援，向一切有良心、有同情心的同胞们求援。因为他们身陷囹圄，我们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法律环境来证明他们的清白。但是，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却不是公平，而是无耻。”

　　由之，赢得了许多人读后顿生的怜悯之心，但越来越多的人对他们的行为产生了疑虑。的确，冷静思考一下，大众的思维，可能已经被人引向了一个误区：感情的眼泪替代了理智的思考。

　　问题的关键是，诉之感情的表述能不能替代公平的分析？或者，这样的表述是天然正确的么？三人有罪与否，是不能够靠家属“我们相信他们是无辜的，我们坚信他们无罪”来判断的。

　　二、三人究竟有没有罪？

　　华为举报的理由是三名前员工以自主创业为名盗窃了公司的核心技术，而且，经警方调查，三人盗窃华为公司核心技术的证据确凿。

　　光传输产品，属于高科技产品，有人称为尖端产品。既然是尖端产品，人们自然就容易质疑，单凭几个人在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里，就完全搞出来的——如果门槛如此之低，那还叫什么尖端技术？如果难度这么小的话，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做传输的公司在国内不说上百家，最少也八九十家吧？

　　从已经披露的情况看，从三人离开华为自创公司(大约在2001年11月)，到沪科研制出很具性价比的光传输产品，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

　　一位技术人员从技术的角度对沪科产品进行了剖析，他称，虽然无法断定沪科是不是完全照抄华为，但可以肯定的是，从硬件角度来看，这种产品要从源码级从头坐起，工作量是巨大的，光是仿真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如果借助与以前华为已经测试完的功能模块及源代码，速度相对可以加快很多，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如果用了，就有侵权的嫌疑；事实上，沪科时期，真正的开发人员在20人左右，软件、硬件(原理图，PCB，底层BSP)，再加上FPGA，上层软件，就算20个中国传输界的顶级高手，要在2002年11月就重新创新一套，并在市场上销售产品，都是不可能的。华为、中兴、烽火，搞传输动辄就要几千人，这几千人都是和三人一样的“精英”并不比沪科的二十人差很多！——不们不禁要问，华为近十年的技术积累,上亿元的投入,几百人的研发队伍,尚需要开发一两年,沪科的三位天才注册公司后一年就开始卖产品了,真有那么天才吗?

　　这位技术人员认为，50个人，如果不睡觉，不吃饭，就凭着学习到的技术，而没有源代码，在一年之内能把这么多的芯片(FPGA)做出来，除非是神仙。

　　有位网友称：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沪科的，他是当时被拉过去的。偷华为的技术是绝对的，是主机，后台，连制版的人的人全拉了，除了做市场的。技术资料，软件代码当然是全的，甚至都偷了几块主要的板子。这位网友的说法真实与否我们无法考证，甚至，我们谁也不能在司法之前下结论，但，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自然而然地会产生疑心。如果说这些疑心不可以，那么，当事人的保证与媒体的宣传，又怎么能让人信服呢？在没有明确的司法结论之前，就借眼泪而让人相信自己是冤枉的，无疑显得十分苍白。在眼泪与事实之间，最终起作用的是后者。

　　三、司法究竟公正与否？

　　家属的呼吁中，重要的焦点是对执法过程中的几个疑问。下面一一分析。

　　第一个就是佳木斯警方。

　　然而很快就有人指出，佳木斯是侵权产品的销售地，作为销售地的警方，是有管理权限的，再说，至于说警方间如何办案，是警方内部的协调问题，并无可厚非。而且，佳木斯警方在拘捕三人不久，迅即将有关人员移交给了华为总部所在地的深圳警方。而9个月中的绝大部分的所谓羁押时间，都是在深圳完成的。如果说佳木斯警方有违规行为，那么，是不是深圳警方也违规了呢？

　　在家属的呼吁中，诸如“华为通过佳木斯警方拘留我们的亲人”、“华为公司将三人强行扣押了9个月”之类的说法让人起疑：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就是别有用心，误导视听。

　　第二个是刑事求助。

　　一个让人注意的细节是，三人方一直强调是知识产权纠纷，而事实上，华为方却是以盗窃商业机密罪举报的。而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盗窃商业机密罪属于刑事案件。既如此，警方干预也属正常现象。这与思科华为案有本质的区别，却与朗讯员工盗窃案相似——那次，FBI出动抓了人，后来取保候审。

　　第三点，即华为有没有非法参与取证审讯。

　　从现在的情况看，三人方称华为参与了审讯与证据的鉴定，但华为方除了表示自己配合警方进行司法调查外，其他全部予以否认。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报道都没有对事实真相的一线报道，那么，在司法结论没有下出之前，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正确？仅靠对弱者的同情，我们就要相信三人所说属实吗？

　　第四是警方办案的方式。

　　如果说三人是冤枉的，那么，为什么会在今年6月份检察机关批准对三人的逮捕？在司法机关与三人之间，必然有错的，不是三人，就是司法机关。

　　如果说佳木斯的警方违规了，那么深圳的警方，深圳的检察机关都违规了？这可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结论。三人家属是以自己的眼泪在挑战司法机关。

　　其实，更有力的一个证据来自于《人民公安报》2003年5月19日的一个报道。报道称，2002年8月，在华为在佳木斯发现技术被窃取后，“公司立即报案。2002年11月，案件被转到广东，引起了省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并及时上报公安部。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广东、浙江省公安厅以及深圳、佳木斯警方携手展开侦查，很快将犯罪嫌疑人王志骏等17人抓获。经查，王志骏等三人原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参加了SDH光传输高新技术的开发研制工作，利用工作之便窃取了该项商业秘密后，分别以出国读书等借口离开公司，汇集到上海成立另一家公司，并从华为挖走20多名技术人员。2002年8月，他们将这项技术卖给杭州某公司，准备分三年收取价值为1500万美元的股票期权。”

　　到这里，其实，问题已经很清楚了。无论是媒体的相关报道，还是家属的眼泪，其目的都十分明显，以舆论的形式向司法机关施压。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就值得商榷：如果真的觉得司法机关有误，那么完全可以通过司法诉讼的形式来解决问题，完全“没有必要在舆论上哭哭啼啼，吵吵闹闹。”

　　话说回来，任何同情，都不能危害司法的公正性。盗窃者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这是维护市场基本秩序的基本保障。如果靠人情就可以撼动这一准则，那么，司法就不可能公正，市场秩序就得不到保障。因此，如果法律确认了三人盗窃属实，那么，他们就无法逃避这一必然的命运。如果他们是冤枉的，那么，迟早法律也会还他们一个清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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