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诉院士”事件追踪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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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6月26日 16:39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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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贾杭 “21封投诉信,涉及院士18人。”日前,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委员会自成立以来首次公布了对院士投诉信的审查情况。但是,到底哪些院士有问题?这些院士都有怎样的行为?工程院没有进一步透露,此类问题引发了众多猜测。 投诉 日前,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杜祥琬在《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工作汇报》中,公布了该院新一届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成立以来对院士投诉信件的审查结果。身兼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杜祥琬将投诉信按内容分为7类,其中包括: 反映1位院士作为导师,其博士生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审查结果为情况属实; 对研究成果归属提出异议,涉及7位院士,审查结果为对5位院士的投诉不属实,对2位院士的投诉部分属实; 反映院士学术作风不民主,涉及院士3人,审查结果为对1位院士的投诉不属实,另一位院士存在一定的学术作风问题,但不存在违纪问题,还有1位正在处理中; 反映院士宣传会伪科学,涉及院士2人,审查结果为情况均不属实,纯系媒体不恰当宣传引起; 反映1位院士通过不正当手段当选院士的问题,审查结果为情况不实; 反映2位院士的经济问题,生活作风问题,医疗事故问题等,因不属于科学道德范畴,已转有关单位处理; 反映2位院士参与做广告,目前投诉信正在处理中。 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教授柳百成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指出,这是自工程院道德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对外公开处理结果。 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庆华、秦作伯益等,都对杜祥琬的《工作汇报》予以了肯定。新语丝网站创办者方舟子对此评论说:“从不承认院士中存在科学道德问题,到通报投诉情况、调查结果和处理方式,这是一大进步。” 然而,在以学术打假而闻名的“新语丝”网站上,也能看到这样的评论:“处理结果----犹抱琵琶半遮面”。 由于工程院并未进一步透露投诉人与被投诉院士的具体情况,到底哪些院士有问题?这些院士都有怎样的行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引发了众多猜测。 《江南时报》发表题为《能否公开“问题”院士姓名》的署名评论称,让人疑惑不解的是,这次公布只是陈述了一些大概情况,却没有公开确有“问题”的院士名字。学术公开体现的是一种崇尚科学道德、尊重学术道德的行为,也是一种对自我批评、自我反思的可贵精神的重要诠释。 今年1月,《南方周末》披露了顾冠群院士陷入剽窃风波一事。东南大学副校长左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称,那几篇论文的确存在问题,但署名并未征得顾冠群本人的同意。但据《南方周末》了解,东南大学博士生在学术杂志发表论文报销版面费时,导师一般要凭“杂志录用通知单”在报销单上签名,由此可大致判断导师是否知情。而东南大学校方始终没有答应《南方周末》查阅相关单据的请求,顾冠群本人也未接受《南方周末》采访。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建设委员会秘书金哲女士在1月27日告诉记者,该委员会主任杜祥琬和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都已经知道此事,并做出批示,要求认真调查。 从工程院两位资深院士处,记者了解到:顾冠群遭到了“博士生剽窃论文”的投诉。 另外,杜祥琬的《工作汇报》还提到,“反映院士宣传伪科学,涉及院士2人,审查结果为情况时均不属实,纯系媒体不恰当宣传引起”。 记者在中国工程院的网站上发现,医药卫生工程学部盛志勇、王正国两位院士曾经历过被投诉宣传伪科学的风波。 工程院网站2002年11月5日发布的《编者按》称:道德委员会于2002年年初收到院领导批转的一封署名信,题为“关于‘返老还童’伪科学宣传真相的函”,反映有关院士专家宣传“发现人的皮肤可‘返老还童’的伪科学”一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工程院进行了调查研究。 盛志勇院士在给道德委员传授的复信中写道:查有关我们的“发现”的消息,于2001年10月11日在《××报》上报道……在这个消息报道之前,任何一位作者都没有来我处采访,报道稿发表前也从未要求我审阅。本人也从未在任何场合,或向任何记者和其他任何人,发表过类似的言论。 王正国院士则在复信中称:我对媒体有关干细胞等研究的炒作性报道十分反感。我曾联合几位院士对《××日报》和《××报》中某些不实报道联名写信提出批评,本着科学家的良心,盛志勇院士建议以工程院医药卫生工程学部名义组织一次有关组织修复和干细胞研究进展的研讨会,邀请国内著名专家报告,以正视听……会议主席为盛志勇院士和我,学部常委会已讨论通过。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会我们坚决反对违反科学道德的任何事物。 这是记者从工程院网站中找到的惟一公开被投诉的具体情况,目前尚未得到答复。记者找到几位工程院科学道德委员会的委员,他们告诉记者,对于投诉院士的事,须经过组织批准才能对外界说。 难度 6月23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以揭露学术腐败而著称的邹承鲁先生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称:公布的对院士投诉的审查结果只是一个结论性的东西。对已经查清事实的,既没有点出其姓名,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处罚,只“采用适当方式让院士本人了解和思考有关投诉内容,或进行必要的谈话和沟通”是远远不够的。对无名人物大张旗鼓进行鞭挞,对知名人物却噤若寒蝉,难以起到警示作用。 “在这里我想重提一下美国‘巴尔的摩’事件。”邹承鲁院士说,“1991年3月,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NIH)经过调查,正式指控洛克菲勒大学校长、诺贝尔奖得主巴尔的摩教授和嘉莉的联合署名论文中,关键数据是伪造的。最终,巴尔的摩撤回了这篇论文,并辞去了校长职务。试问中国有没有比巴尔的摩更知名的科学家?我们有什么理由在发现问题后还一再袒护呢?(编者注:需要说明的是,后来,NIH另一个独立调查小组发现,嘉莉的实验数据有许多错误,但这些错误并不是被蓄意歪曲,嘉莉和巴尔的摩得到一定程度的平反。)” 军事医学科学院原院长秦伯益院士则认为,道德委员会本身也会受看一些限制:首先是面对匿名投诉无法查实;另外它不过是一个没有强制权力的组织,而院士的关系大多在原单位,在调查过程中如果原单位不予配合,恐怕很难将投诉情况查明。 秦伯益院士还说,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很多大专院校制定了科技人员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制定科技人喘息地为准则的意义在于制定条文本身,而在于贯彻。其中,群众监督、同行监督,尤其是舆论监督是最为重要的。 另一位研究者指出,院士一方面享有崇高的荣誉,另一方面也应该有更严厉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从这点来说,他跟公众人物一样,应该被置于公众的目光之下,哪怕有一点小过失也不应该被忽略。 邹承鲁院士认为:“科学家最注重名誉,”他说,“媒体的介入将使每个人在做每一件事情都会想到:这件事情是否让自己的名节受损。” 84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庆华认为,在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中,应该涌现出一批敢于直言者。但他叹息着说:“这样做确实很难。” 邹承鲁院士对此也有同感。他告诉记者,22年前,当他在报纸上揭露了科学研究中“不道德不文明的恶风陋习”之后,就曾被人恐吓:小心我也来拆你的台!此后,由于他屡屡直言而别人又对他难以触动,他的一些学生便受到了牵连:申请项目基金或奖励经常有人为难。 邹老还回忆起这样一个例子:20世纪90年代初,他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主任时,收到了一份5位院士的联名信。信中指控某院士存在严重的弄虚作假行为,要求取消他的院士资格。5位院士为此花去一年时间,但支持者寥寥。后来,他们估计在院士大会上绝对得不到2/3以上规定票数的支持,就放弃了。这不仅因为很多院士碍于面子不愿附和,还因为查找学术道德上的问题的证据确实很难。 警惕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科学道德委员会于1997年成立,第一任委员会主任由潘家铮副院长兼任。1998年11月10日,首先委员会换届,主任委员仍为潘家铮。2002年6月,第三届道德委员会成立,新当选的工程副院长杜祥琬接任主任委员。 柳百成院士介绍,委员会大约每半年举行一次会议,平时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其一是正面宣传典型。如此次抗击SARS中表现出色的钟南山院士的事迹,就被编入了《院士通讯》;其二则集中在受理投诉上。 “每两年一次的院士遴选时,也正是道德委员会最繁忙的日子。”柳百成说,“因为候选院士的名单将在各大媒体上公布,接受监督,此时工程院接到的有关投诉最为集中。1999年,就有院士候选人因送礼被取消资格。” 对于前两届道德委员会没有对外公开投诉院士的处理结果,在2001年7月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会议上,时任道德委员会主任的潘家铮的解释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投诉内容和实际情况都有些出入,总的讲,还没有发现哪位院士有严重违反科学道德行为规范的事,需要进行全院通报,甚至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但是,潘家铮指出,通过调查分析,发现投诉的事例相当集中,很有代表性。还应该承认,极少数院士的某些言行和做法,已引起社会上的不满,确有值得改进之处。我们之所以没有把这些情况曝光,是因为性质没有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而且在科学道德行为准则方面,“是”与“非”的界限有时并不十分明确。还据反映,个别院士当选后,以权威自居,盛气凌人。如果只是偶然表现,也不应无限上纲,但如不警惕,恶性发展下去就很危险。 杜祥琬在《工作汇报》中透露,徐匡迪担任工程院院长后提出了“五个不希望”:一是不希望院士参加与自己学科专业无关的鉴定、评审和评奖活动,不希望出现什么都参加的“社会活动”院士;二是不希望院士为了使成果的层次更高一些,为了论文能在更高一级的杂志上发表而在别人的成果上挂名,院士除了一般公民的道德标准外,应该有更高的行为规范,更应该尊重别人的科研成果;三是不希望院士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轻率否定别人的科研成果,院士一般都是本学科的带头人,也应该是提倡学术自由民主的带头人;四是不希望院士参加一些商业炒作和商业包括活动;五是不希望或就是明确反对院士参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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