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经济发展低迷的时候，经济学家周其仁打出反垄断大旗。

　　电信业的整合与重组奏响了经济领域大改革的序曲，更触动了新经济反垄断的话题。对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自有一番见解。

　　国内新经济格局

　　投资不足、就业下降，经济景气低迷的状态是国内新经济目前的格局。对此，周其仁认为有三种主要解释：亚洲金融危机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国内消费需求不足；重复建设导致供给过剩。

　　这样就造成所谓的“资本罢工”，投资市场低迷。其原因有三：一是90年代初，政府政策向国有大企业过度倾斜，从成熟的市场经验看，政策是不应向大企业倾斜的，但我们就有例外，股市、银行等各种资源都在向大企业倾斜，民间企业赢利相应减少。二是很多高利润部门的市场禁入，造成了这部分利润反映不出真实的利润，成为极大的浪费。三是资本外流，由于产权改革，自发的产权政策缺乏法治保护，资本外流超过资本流动的绝对量，劳动力没有就业机会。周其仁认为，这些投资不足背后的体制问题，不是短期宏观经济能够解决的，如果经济手段运用得当可以缓解，但问题仍然存在。其背后的长期因素，都与反垄断和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机会有很大关系。

　　管制与管制改革

　　不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就是在发达国家，二、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一个全球性普遍的现象就是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控制国家命脉，即所谓“制高点”。例如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苏联的计划经济、英国的国有化。美国很有名的“管制”政策，即企业还是私有的，但是怎么定价、什么是成本、什么样的产品都由政府来管，并设立了一套法律行政的手段，这就使得企业的行动不自由，但当时却对付了战争带来的危机。这种方法的后果就是经济效率下降，企业家精神被行政性的管理极大的压制，经济发展停滞，因此从70年代后期，这些国家又从经济管制中退出，并引发了全球化的市场改革。

　　周其仁进一步指出，中国自己二十年经济增长的经验其实只有一条：以竞争突破行政垄断。大批下乡知青返城产生的就业危机首先突破了城市就业体制，农村改革自下而上冲破了层层禁锢，外资从禁入到允许，部分解决了劳动力过剩和技术不足的问题，股份制和混合经济是微观企业改革的表现。90年代的改革更波及国民经济命脉部门。

　　管制改革是引进和强化市场竞争的手段，突破市场的行政性独占和垄断，其核心就是不能用行政的办法继续进行商业活动。举例来说，电信、铁路等部门曾是由国家控制的，不产生利润，而这些部门进入市场的时候，本身却具有垄断地位，一旦在市场中开始追求利润，就会通过垄断定价把大量消费者利益转移到手中，使特权部门、特权公司拿到远远高于竞争市场价格的利润，造成新的社会管制。由于有些公司有较大的市场影响力，政府就有职责，不能让其凭借较大的市场垄断力谋求不正当的利润。为解决该问题，英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引入竞争，打破一家公司垄断的局面。但美国发现了新的问题是：被管制公司采用各种方法引导管制部门，向有利于其发展的方向制定管制政策，最后管制部门成了被管制公司的俘虏，形成共媒，共同侵犯消费者的利益，导致产业发展不健康，经济滑坡。

　　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在大结构没有改变之前，赢利的东西先进来了，竞争的制度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有效约束。因此，在我们的转型期间不能没有管制，但怎么管也是问题，要找到好的管制模式。

　　新经济的由来与发展

　　首先，美国的新经济是指在90年代初，经济图景相对于过去十年的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变化：1991年后美国经济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通货膨胀率下降，失业率下降，高科技部门人员工资增长很快，传统行业较慢。这些现象相对于过去通货膨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新经济并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而是指在经济领域里出现的这些新的现象。

　　周其仁指出，美国新经济是十几年持续努力的成果：第一，过去10年来对金融市场、政府、公司进行持续改革，以降低成本、增加灵活性和提高效率。第二，人们乐于在革新信息技术方面进行大规模风险投资。第三，“新经济”仍然建立在传统的节俭、投资等价值观上。以美国航天业的管制改革为例，战后，航天管制局大权在握，所有运营均由行政裁决，效率低下，服务质量没有保证。为打破这种局面，航天管制局采取了一系列手段：允许新公司进入原有领域，建立相对自由定价。在高管制的行业中大量引入竞争机制，最终带动了美国航天业的发展。这种改革在美国社会的各个产业中得以实行，直接导致了80-90年代的企业重组，推动了企业家的竞争，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大发展。而目前我们的企业领导任命制却不知将多少有才华的人挡在外面，如果没有开放改革和竞争机制，柳传志的命运会是怎样？他怎么会成为中国最大PC制造商的领导人？

　　只有在竞争中才会发现人们不约而同把资金投向了信息技术，极强的风险投资、极活跃的资本市场支持技术革新，整个社会的企业家创新精神被极大的调动起来。多年的改革汇集成90年代劳动生产率上升，美国经济在10年内保持高增长。什么叫市场，什么叫政府，什么叫企业家精神，我们可以在美国发展的过程中看到。我国的浙江地区也有类似的经验，这就证明凡是政府在一切方面指手划脚，经济的发展就是不行，只有让民间的力量、竞争的力量发展起来，经济才能发展。在新经济领域里，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是可能从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学到很多东西的。

　　新经济为什么会集中在网络、知识

　　周其仁的解释首先从信息产业的几个特征开始：第一，消费不排他。信息一种是让别人知道以后自己仍然拥有的消费品，其价值就是极大限度的被分享。第二，信息产品生产成本极高，复制的成本却很低。一部好的电影、一本好书在产生之前需要很大的投入，一旦出来后，其复制成本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规模效应产生极大报酬。第三，最高的学习回报，越对知识投资，消化的能力就越大，能利用的东西就越多。这样极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可以发明许多替代品，降低成本。信息技术的功能是如此强大，使人们不约而同将注意力放在这里。这也是为什么应该在中国大力发展新经济的原因，人口过多、资源有限、压力过大，只有信息技术可以最快的将知识普及到人群中去，最重要的是可以激发人们发明知识的能力，带动经济进步，这是一个较快将中国经济发展上去的途径。这种模式不是任何专家、学者、大人物制定出来后自上而下的由行政命令执行下去的，而是释放了社会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向一切方向探索汇聚起来的结果。

　　Nasdaq和新经济

　　融资是通过公司目前赢利的利润来算出公司未来赢利的能力，得到假定多少资本可以产生多少利润，以此吸引投资人，并将未来的利润给投资人分红的故事。股市上仍然有很多信息不对称，要根据过去的东西推算出未来，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股市都是讲故事。而所谓好的企业家就是可以将这些故事兑现。在一定程度上讲，股市的泡沫总是存在的。但它却能够给每一个创业者发展的机会，能够让一个小公司迅速成长为大公司。发达国家里很多投资人投资不同的领域，最终会找到什么是新的增长点。美国经济恰恰就是靠这种发散的、不确定的办法来探索未来，否则就没有办法找到下一个消费热点，其经济的总体发展就是靠这种不断创新的动力推进的。因此，股市是发达国家找到自身发展途径的一种手段。

　　中国的机会与挑战

　　在新经济的发展中，亚洲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周边国家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最值得注意的是印度的发展。印度在很长时间内是一个计划经济模式的国家，1991年经历了拉奥大刀阔斧的改革，松动了原有的经济基础。其现在的发展不容忽视，每年软件产业出口50亿美金。这对中国的改革有很大触动，意味着未来的改革压力会加大。

　　目前，长期来看中国的经济问题是资源不足，其战略就一定要开发人力资本，用知识、科学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不断寻找新的替代资源。短期问题在于，97年以后的困难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我们内部遇到了改革深层的问题，叫不叫新经济并不重要，关键是我们要不要改革政府、企业、市场的关系，要不要激发我们的企业家精神，鼓励创造，还是一切等着政府的行政指令。这是大的原则问题，会影响中国未来多少年国民经济增长和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

　　电信改革

　　对于我国电信改革的发展，周其仁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不平衡的电信需求，手机在去年一年的增长量是3千万，但却不是“流量”增加，我国的人均通话量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手机话费价格过高，普通消费者被拒之门外，这对其长期发展十分不利。尽管现在有中国联通参与，但竞争仍然不够，新颁布的电信调整规定开放了专线、IP电话、国际长途，但手机话费并没有降下来。

　　周其仁指出，目前市场上六家半电信服务商如果能够全方位经营，就可以打破垄断，造成行业内竞争，价格下降，吸引消费者大量使用，行业分担的成本下降，从而使整个行业得到健康发展。在我国电信市场的“上部”，也就是在大城市、发达地区和企业用户市场上显著改善电信服务的质量，增加电信供给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促进各个产业部门大量、广泛利用迅速发展着的当代电信技术和信息技术。同时在“底部”，也就是普通家庭用户、中小城市、小城镇和农村中小企业用户，通过大幅度降低基本电信的价格来推动电信消费的普及。

　　结语

　　反垄断，准确讲就是反行政垄断。周其仁认为有些垄断是应该保护的，比如专利法是一种垄断，但却是保护创新的一种垄断，这种垄断不能反，反了就会使创新枯竭。但是行政性垄断、市场技术的垄断一定要很好的、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反。目前的这个改革已经拉开了很好的序幕。航空、电力、卫生、铁路、教育等领域都是中国的高利润部门，都可以容纳大量的就业，而且这些领域改革就会带动传统行业的变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参照国际经验，仔细研究中国自己的情况。借助舆论的力量、专家的批评以及全社会各方面的合力共同推进改革的过程。李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