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韧

　　走在北欧街头，仰望湛蓝的天空与同样湛蓝的大海，身边悠闲自得的人群川流而过，会真切感到身为北欧人的幸福。在挪威，白天路灯也是亮着的，因为他们水力发的电怎么用也用不完。商店里的售货员为你指不清路，会走出柜台，领你去另外一家商店购物，她一点都不介意，你是否会因此而不买她的商品。

　　一切都在闲散中徜徉着。在今日上进的中国人面前，北欧人显得毫无斗志，甚至可以被看成懒散。他们如此地不努力，他们凭什么过着世界上最高质量的生活？穿过丹麦古老而又现代的街道去1835年6月创建的嘉士伯喝上一杯世界上最纯正的啤酒，很容易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自工业化革命以来，业已积累几百年的财富与势能，而这财富与势能在今天又可以循环产生新的财富与势能，所以，人就不必那么累了。

　　小时候读《政治经济学》，搞不懂什么叫金融资本主义，随着中国最好的企业纷纷去海外上市，很多中国公司的股东名单里到处列着英、法、美股东时，这个问题终于迎刃而解了。资本＋WTO＋全球金融体系足可以让先拥有资本的国家坐在那里不劳而获。英、法在没有什么建树之下的多年繁荣概莫于此。

　　“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游戏在创新领域却不适用，在创新领域最稀缺不是资本，而是创新。那斯达克疯涨到5000点又跌落到1000多点的历程，正说明了资本之于创新的无奈与爱恨交集。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也是人类迄今正在进行着的最重要的创新。资本追逐超额利润的本性使之对互联网趋之若鹜，但正在创新的互联网并不能保证什么时候能给予资本超额回报。尽管经历了多次的血本无归，但传统领域平均利润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欲望依然驱使着资本再次青睐互联网。网易的股票曾经被那斯达克常时间踩在一美元以下，现在它又涨回到每股13美元。

　　网易、新浪、搜狐如果不是及时从那斯达克拿回数千万美元的充裕资金，可能早就倒闭了，是那斯达克的钱救了他们，而他们出卖给那斯达克股票也只有百分之十几。现在他们稍有起色，那斯达克又在追捧他们，而他们对那斯达克的回报依然是那么地不可知。中国人在传统领域和海外资本的博弈关系鲜有如此，这是我见到的中国最占便宜的交易。在互联网上，中国与世界同步，所以，中国争取到了世界创新角色的同等待遇。

　　我曾于东洋和西洋的无数个街头四处寻找过网吧，不是找不到，就是速度慢并且价格高。在哥本哈根的酒店里，服务员递给我一只木棍，前面栓了一把钥匙，起先，我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是这家酒店惟一的计算机房的钥匙。计算机房是间精致的玻璃房子，暖暖的阳光从蓝天那边照过来，让人感到很惬意，但手上的计算机却是IBM 486主机和康柏14寸显示器，比我2001年在拉萨网吧中用的机器和带宽都差。

　　1995年5月Netscape上市是互联网商业化的标志，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中国就涌现出一大批互联网公司。据最新的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统计数字表明，中国的上网人数已经挤进了世界前三位。中国手机用户和网络已经是世界第一，中国互联网网民和网络世界第一定指日可待。在中国只要和每个人都关系的商业都有前途，中国人太多了。

　　1995年之前，张朝阳想做个“舞者”，他没有成功，1995年之后的互联网的光环使这个不善言辞的“舞者”成为中国最耀眼的做秀名星。没有互联网，王志东是中国一家二流软件公司的总经理；有了新浪，他一度成为继柳传志之后，中国IT第二代的象征；离开新浪，他重新回到一家二流软件公司总经理的位置。

　　丁磊在重新成功之后，在研读娃哈哈卖纯净水的故事，自以为读到了真经，自以为他的成功和互联网没什么关系，他说：“任何行业都有机会，任何行业都可以成功，关键看怎么做。”丁磊的话很难让人认同，没有互联网，他先是宁波电信局一名普通的员工，后是Sybase广州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到最终也不过是一名工程师而已。市场很公平，最稀缺的一定最贵，互联网上的丁磊最值钱，卖水的丁磊随意可以找到。(知识经济)